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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的临时避难所:古城往事

【摘要】:中国学术的临时避难所1939年7月,日本借卢沟桥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事。年底,国民政府迁址重庆,随之带动了一系列行政、学术机构的大规模内迁。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二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化整为零,以所建制,陆续迁徙。真不知,是李庄发现了流离失所的中国学术,并赋予安身之所;还是中国学术发现了李庄,才将之带进了学术史。

中国学术的临时避难所

1939年7月,日本借卢沟桥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事。年底,国民政府迁址重庆,随之带动了一系列行政、学术机构的大规模内迁。

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二

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化整为零,以所建制,陆续迁徙。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也撤到长沙,在傅斯年的倡议下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的吴淞湾江湾校舍在淞沪会战中夷为平地,惊恐的同济人尚未打点好行装便仓皇逃离。而收到“东亚共荣协会”请柬的梁思成,为了不当汉奸,只得离开北平,领着全家老小仓促上路。

随着战火硝烟的迫近,撤退到昆明的文教机关也越来越多。然而四季如春的昆明已非久留之地,随着战事进一步迫及内地,其上空的轰炸也日趋繁密。那些西迁的学术逃亡者,刚刚落定,便又不得不丢开手里的工作,频频躲避空袭。同济大学在昆明的建校计划步履艰辛,不得不考虑再次迁址,并向四川校友发出协助寻找接收之地的函件。(www.chuimin.cn)

而此时偏安一隅的李庄,则依旧继续着平和的生活,周遭的境遇时常被当地人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次年某日,四川南溪县李庄的士绅罗伯希、王云伯在县城吃茶,听茶客们谈起日本人占领了湘、鄂、桂,云南也开始吃紧,逃难昆明的机构又要转移,先遣人员来川选址,但南溪当地政要和一般士绅拱手婉言拒绝了对方的请求。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两位李庄人或许觉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或是忧国忧民之情顿起,他们谋划着想接纳这群落难的学者,于是回去与众人商议。最后大家决计邀请同济落户李庄,并拟十六字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1940年秋,同济大学率先迁入李庄。不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也沿着同济大学的车辙相继入川,几经辗转,于1940年冬抵达李庄。

只是罗、王两人当时也未必能料想到,自己的决定将引来1.2万“下江人”长驻于此,而这座小镇才不过三千人口。面对着忽如其来的变化,李庄士绅们经过再三商讨,毅然决定将庙宇、祠堂和自家居所让出,供学人们使用。一时间,古镇李庄热闹得如同一座蜂房。真不知,是李庄发现了流离失所的中国学术,并赋予安身之所;还是中国学术发现了李庄,才将之带进了学术史。

在这个战争期间的逃亡之所,众多学者被密集地压缩在长江上游不足五平方公里的逼仄地带。这里几乎成了学者们全部的活动空间,说得浪漫是桃花源地,说得客观是战争囚室。纵然有交流考察的中外学者不绝于途,但也只是雁过留声的访客。与外界唯一的持久联系,恐怕只剩下那一封封写着“中国李庄”的信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