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传播中政府与传媒的合理关系

2023-12-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网络舆论传播中的政府与传媒合理关系之建构武汉东湖学院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魏正聪一、互联网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网络舆论传播中的政府与传媒合理关系之建构

武汉东湖学院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　魏正聪

一、互联网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它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度和持续性。舆论一旦产生，就会对民众的思想、意识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乃至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并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媒体迅速崛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已达3.84亿人，较2008年底增长8600万人，年增长率为28.9%。利用手机等进行移动互联成为我国互联网用户的新增长点。截至2010年6月底，在我国8亿手机用户中，手机网民有2.77亿人，占比近2/3；近5000万人只使用手机上网。预计到2013年，移动应用商场开发者将达到200万个，月活跃用户超过1亿个、下载规模达到10亿次。

互联网的舆论影响力日益加强。审视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媒介事件，从“孙志刚”到“山西黑砖窑”、从“周老虎”到“躲猫猫”，网络成为民众表达自身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并通过舆论合力，影响政治决策。例如孙志刚事件导致了国家收容政策的废除和救助政策的出台；汶川地震中公众对救灾物资使用的担忧和质疑促使了监管政策的推出。

二、互联网舆论传播对政府管理的挑战

互联网舆论传播对政府管理造成了巨大冲击。

首先，这种冲击表现在网络舆论监督的超时空。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自身有着清晰的行政区划。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实施舆论监控；还可以通过通报批评、任免管理人员等行政手段对传媒施加压力。但是，网络传播的主体是个人化、多元化的，信息来源是跨区域、超时空的。一个地区内的事务可能引发全国范围的讨论；一国内部的事务可能引发世界范围的讨论。如果政府和传统主流媒体不及时发表意见，公众就会从众多的网络媒体传播渠道获悉新闻消息，并发表他们的见解，改变舆论监督格局。

其次，这种冲击来自于网络舆论监督的“无记名投票”形式。大部分情况下，互联网的接触和使用都是匿名形式。越来越多的网民热衷于通过这种隐匿身份，对那些自身利益或者是自己所关心的各种公共事务，包括突发事件、社会热点问题、政府决策、公众人物言行等，发表意见和看法。这不仅使网络舆论表现出主体平民化和言论自由化、多元化倾向，也导致网络信息真假混杂、理智和非理智交错的局面，给政府的舆论监管带来难度。

最后，这种冲击是网上舆情与网下实践的联动。随着网络对社会生活的全方面渗透，网络舆论正成为影响巨大的控制力量。如果引导不善，负面的网络舆情将对社会公共安全形成威胁，形成群体性事件。

面对互联网舆论监督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如何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发展形势、制定舆论引导的新策略和新方法，已成为当前政府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三、服务、公开、协商——网络舆论传播中的政府与传媒之关系建构

传播手段本身并不能天然带来民主、自由、进步，但它的确为打破和重组现有话语格局提供了工具和契机。在互联网舆论传播中，政府与传媒的理想关系该如何建构？“服务”、“对话”和“协商”都应成为关键词。

（一）服务——完善舆论平台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2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扎扎实实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全面提高为人民服务能力和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无论是从执政党的角度，还是当政政府的角度，都已达成共识。

政府在互联网舆论监管中，应进一步强化“配给者”角色，突出服务功能。

第一，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进步令人瞩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说，1997—2009年，全国共完成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3万亿元人民币，建成辐射全国的通信光缆网络，总长度达826.7万公里，其中长途光缆线路84万公里。到2009年底，中国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已达1.36亿个，中国99.3%的乡镇和91.5%的行政村接通了互联网，96.0%的乡镇接通了宽带。但是，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互联网发展仍有很大差距。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2008年对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的综合评估显示，中国排名第57。就国内发展情况看，东部和中西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互联网发展也存在明显落差。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网的普及，这是互联网舆论监督的前提。

第二，打造公众参政议政的公共平台。互联网是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通过网络征求公众意见为完善政府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政府应逐步完善公众参政议政的平台，收集民意、传递民声，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

第三，建立互联网舆情汇集与分析机制。“舆情是舆论生成前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是群众的心理、情绪、意见、要求的一种综合表现。”掌握舆论的话语权，就应当时时检测舆情，准确进行舆情分析和判断，及时回应与疏导网上言论，化解舆论危机，避免网络舆论演化为群体事件，酿成公共危机。

（二）公开——推动舆论传播(www.chuimin.cn)

信息公开是舆论监督的基础。对于伊曼努尔·康德及其追随者而言，解放的基础是启蒙，而启蒙的基础是公开——即与同社会市民自由交换关于世界和关于社会关系的观点，以到达真理和自由选择，共享道德共同体。“外部本质的理性知识的真相和道德规范的有效性都只能由‘共感’的检验建立起来，而后者的确定要在经过公众的讨论和争议之后：外部约束在剥夺人们公开交流思想的自由的同时，也会拿走他们思想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是我们在公民生活的重负中保留的一份珍贵财产，只有它才能为我们提供战胜这种环境中所有邪恶的方法。”公平、正义、合理性理念只有在经常性、公开性的交往中才能形成理性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当前，互联网是公众接收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度，有助于促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理解。温家宝总理2006年3月14日在答美国记者有关互联网管制问题时，援引美国老报人赛蒙·斯特朗斯基的话——“要讲民主的话，不要关在屋子里只读亚里士多德，要多坐地铁和公共汽车”。“作为人民的政府，应该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也包括在网上广泛听取意见。”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做客人民网时，称互联网是“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互联网这么重要，因此必须要运用，必须要跟网民有这种结合”。

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外部约束在剥夺人们公开交流思想的自由的同时，也会拿走他们思想的自由。而思想的自由是我们在公民生活的重负中保留的一份珍贵财产，只有它才能为我们提供战胜这种环境中所有邪恶的方法。为此，一方面，我们要敢于直面网络媒体的挑战，通过网络媒体搭建起一个有利于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交流、对话的互动平台。另一方面，必须善于利用网络媒体，及时发布党的立场和理念；利用受众接受信息的“首因效应”，以“主流舆论场”作用“民间舆论场”，影响舆论的走向。

（三）协商——促成社会共识

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即对社会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的问题持有大体一致的观念和倾向。“任何一个社会集体中的成员，如果不是仅仅靠武力结合在一起，就必须遵守公共道德规范，这种公共道德规范促使自由的个体归属于一个特定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就像在家里一样——这样，具有成员资格的人们就会对它忠心耿耿，而在对公民身份的最终考验中，他们会准备以为国献身的方式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公共利益。”

社会共识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政府强加的，而是多方协商的结果。“统治集团的支配权不是通过操纵群众取得的；要取得支配权，统治阶级必须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层以及他们的价值观进行谈判，(对话)谈判的结果是调停。”

在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中，大众传媒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最初的写作经验开始，媒介经验对于自我认同以及基本的社会关系组织，都已经造成深远的影响……”乔治·格伯纳曾将“公开发表”（亦即大众传媒的主要活动）看成是一种“私人的认知体系超向公共认知体系的转变”，这种转变创造出新型的集体思想。这种观点的不言之意是，“认同”是通过大众媒介有组织的广泛共享的信息中取得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07年1月23日下午举行的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而网络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同样需要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协商”、对话和互动，最终达成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共识。

网络媒体在彰显民意民声、推动民主进程等方面释放出巨大能量，成为公众参政议政、表情达意的新型公共领域空间。面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冲击，政府管理应把握“宜疏不宜堵”原则，本着“服务”、“对话”和“协商” 之态度，着力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关系，使网络舆论监督向着更积极、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发展，促进民主进程。

【注释】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1.

[2]中国网事.四大热词折射中国互联网发展新走向[EB/OL].新华网，2010-08-20.

[3]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促进互联网普及应用[EB/OL].新华网，2010-06-08.

[4]郑保卫，邹晶.试论当前我国舆论引导的新策略[J].新闻业务交流.2007(6).

[5][英]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M].李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76—77.

[6][英]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 [M].李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4.

[7][英]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 [M].李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4.

[8][英]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 [M].李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285.

[9]李岩.媒介批评[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44.

[10][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