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节目娱乐化研究_武汉东湖学院论文集

社教节目娱乐化研究

武汉东湖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　李　婷

在现代社会里，提供文化娱乐是大众传播中必不可少，同时也是最为显露的一项功能。由于现代生活的紧张与忙碌，广大受众把使用大众媒介所得到的满足感，第一条便归结为娱乐和消遣的需要。本文以《职来职往》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社教节目的涵义和特点的阐释，肯定了电视娱乐化出现和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一、社教电视节目概述

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科教类电视节目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从广义上讲，科教电视节目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与科学教育有关的电视节目我们都可以把它纳入科教电视节目的范畴。科教电视节目旨在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注重科学发现的过程与科学精神的表现，通过讲述科学的探索过程，激发观众的科学情感。科教电视节目是由社教电视节目发展而来的，是社教电视节目的一种。本文主要以《职来职往》为例，研究社教电视节目娱乐化的现象。

社教电视节目，全称“社会教育电视节目”，是以面向公众进行社会教育、提高公众素养为宗旨的电视节目的总称。社教电视节目可以认为是电视百科，它内容广泛、形式多样，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电视观众进行社会教育。社教电视节目旨在传播政策、法规、道德、科学、文化、生活等多方面的知识。

社教电视节目、新闻节目和文艺节目是构成电视宣传的三大支柱。社教电视节目包含的门类多种多样：知识性节目、服务性节目、课堂教学节目等。社教电视节目注重与观众的情感交流，并综合应用多种电视手法，开展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它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一种补充。

社教电视节目的受众广泛，具有较大社会传播功效，被用来引导社会舆论、调节社会情绪、开展社会宣传。而观众则通过欣赏电视节目，获得情感愉悦和各种知识。因此，社教电视节目具有较为全面的社会教育功能。

《职来职往》是江苏卫视和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联合打造、帮助求职者正确对待自己与职场、为多样的职场菁英提供就业机会的国内首档职场类娱乐真人秀节目。节目囊括各行各业、人生百态，通过行业达人和求职者之间的对话，反映当下最热点的行业话题并产生观点的碰撞；通过不同行业职位的人群、不同的思维与视角，展示社会的本来面目；通过理性、客观、全面、真实的分析，展示真正的职场。

二、社教节目娱乐化的涵义及特点

所谓社教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就是借鉴故事片等其他叙事艺术的手法和技巧，用讲故事的方式，综合利用各种电视手段，生动活泼地向观众传播知识。社教电视节目娱乐化的健康发展和电视媒介的良性运作，对社教电视节目在当前社会语境中的发展和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提出过“寓教于乐"的思想，他深知在愉悦的心情下学习会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而被逼迫着学习却不一定有多少效率。近阶段，欧美等国也有学者提出了“娱乐—教育”(Edutainment)的概念。英国媒介教育专家大卫•金翰认为：“EdutainInent一种混合型的，紧紧依靠视觉化的学习材料，以某种叙述或类似游戏的、较少说教的方式展开的学习类型。”娱教技术强调探索发现中的乐趣，注重学习者好奇心的满足。集教育性与电视特性于一身的社教电视可以说是娱教技术的具体形式之一，娱教技术也为社教电视的娱乐化提供了依据。

（一）以“新”、“奇”、“趣”吸引眼球

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对受众有吸引力的传播者说服效果更好。注意力表达的是人们的兴趣、爱好、愿望、关心等，它属于个人的潜在意识倾向。传播者的吸引力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因素：可爱的、外观好看、与受众具有相似性的或受众未知的。这二者相互呼应，说明令人愉悦的趣味性内容符合受众的兴趣爱好。正如Discovery探索频道的副总裁所说：“不管你是黄种人、黑种人还是白种人，不管你是亚洲人还是欧洲、非洲、美洲人，都会有好奇心，这是一种人类的普遍心理。”

可以想象，社教电视节目如果仅将枯涩难懂的科学道理或知识用空洞的画面堆砌在受众面前，是不会获得青睐的。因此在当今电视环境下，社教节目的切入点一定不能过于高深、脱离受众，而是要浅入深出、让理论知识通过娱乐化的载体自然流露出来。在这一点上，《职来职往》是将娱乐元素融入节目的完美典范。节目中1对18，规则好玩。该节目一改传统求职类节目的古板，据节目制片人马浚益介绍：“以往的求职类节目相对而言都比较高端，而且节目中的嘉宾们都太过严肃，像是古板的考试。而《职来职往》中的基本规则是一个求职者要面对18个来自不同行业的面试官的问答，根据获得认可人数的多少，获得相应不同的职位，9名以上可以自己挑选百家企业就职，9名以下就只能从在场对自己感兴趣的面试官的企业挑选，很有游戏的感觉，而且在这个舞台上，求职成功的几率要比平时一对一面试大的多，18个面试官，只要能够让其中一个人认可自己，就有机会找到工作。”这样的节目无不是把“奇”、“趣”作为卖点。

（二）“明星化”的主持人

主持人的明星化是消费时代的语境下品牌效应的必然结果。节目主持人作为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担当着“舆论领袖”这一媒介角色。在崇拜心理的作用下，这位领袖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越大，其意见也就越被视作是权威的。“名人效应”此时成为了一种人格化的品牌，其本身就是娱乐化的看点、就意味着畅销。而大众媒介正是利用了商业领域中的推销手法，通过受众对明星主持人的认识和肯定，进而上升到对媒体品牌的信任。比如凤凰卫视的迅速崛起就不能不与它的明星化战术有关。

在娱乐元素呈现多元化的渗透状态的今天，社教电视节目也有效地借鉴了这种手段。《职来职往》中企业高管变身职场明星，担任场上18位面试官的企业高管无疑将成为最具看点的人物之一。对于挑选面试官的标准，马浚益介绍：“2010年电视荧屏的特点就是‘民星’越来越多，只要具有个人魅力，就能受到观众欢迎，我们挑选企业高管时，除了其在自己职业领域里身经百战外，能用犀利的眼光能全面扫描求职者的缺点，并能一针见血的指出求职者身上的问题，发表出独到的观点，同时也要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们也将在《职来职往》这个舞台上被打造成职场明星，改变大家对于面试官的传统印象。”18位企业高管被包装成亲近大众的职场明星，他们的学识、口才、气质和魅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也随之成为了品质和收视率的保证。

另外，节目中还有一位职场分析师，对此马浚益表示：“这个角色在场上很重要，而职场分析师就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对求职者给予正确的引导，他还能够告诉观众们应该如何去求职，让《职来职往》成为一个求职教材。”据了解，《职来职往》的这名职业分析师名叫潘力，他从业20年，历任国内多家知名企业管理岗位，拥有丰富的人员招聘和团队领导经验，特别擅长于对年轻员工的激励和培养。

（三）具有冲击力的视听效果

视觉文化促使阅读主体大众化，这是因为视觉符号的直观、浅白拆除了对普罗大众的“文化门槛”。视觉文化的普及使阅读行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以往的读书被现在的读图所替代。

电视之所以成为人们爱用的增长知识的工具，就在于电视鲜活的视听效果具有易读性。社教电视节目表现的内容以抽象的、理性的居多，这对其画面和声音的结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教电视的画面要体现科学美。美是无处不在的，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的眼睛。镜头作为人类眼睛的延伸，可以引领人们体验这种审美感受、培养受众更高层次的品位。声音是科教节目的兴奋剂。《职来职往》中就运用了一些音乐，比如嘉宾进场插曲Mercy Mercedes《All We've Ever Known》、求职成功插曲《我相信》、求职失败插曲《隐形的翅膀》，既符合节目的场景，也为社教片增添了不少趣味性。

三、结论

如上所述，社教电视节目娱乐化是电视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电视的传播特性、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选择了娱乐化，是受众的接受心理选择了娱乐化。然而，社教节目娱乐化并不意味着媚俗甚至摒弃科学的严谨性，而是注重把要传播的内容以更加轻松、更加吸引人和易被人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是社教节目不再以“精英文化”的代表自居，而注重调动受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并力争在“愉悦"的气氛中达到传播知识的目的。因此，在承认娱乐给教育带来了新活力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过渡娱乐对于严肃的科学信息的消解作用，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沈丹丹.科教电视节目的传播观念和教育观念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www.chuimin.cn)

[2]温海涤.中国电视节目娱乐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陈龙，陈一.视觉文化传播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杨建军，胡蓉.教育电视节目的审美观照[J].内蒙古电大学刊，2011(1).

[5]姜照君.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教电视节目创作道路刍议[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略论朱元璋的科举观

武汉东湖学院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　黎晓莲

八股文作为科举时代最后一种博采众长的文体，其源流较为复杂，其成熟定型的时代大约在明成化年间。在此之前，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及其谋臣策士在审视历代科举制度和科举文体的基础上，本着“科举取士，务得全才”的取士标准和尊崇儒学的指导思想，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联系起来，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考试标准、考试内容、考试方式、考试评议、考试监督和管理的制度。这些制度和政策对成熟的八股文体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催生和奠基作用。本文即从八股文入手初步梳理朱元璋的科举观。

关于八股文的创始权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现在的学术界一般倾向于明成化年间，很多学者已经详查考证过，明初的科举制度是朱元璋在群臣谋士的策划下，根据明朝建立后的特殊情况，将宋元以来的科举制度略加改动而成，并非朱元璋或者刘基之发明。洪武年间，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也不是八股文，而是宋元经义经疑，经义和经疑虽然有以后八股文形成之要素，但是还不是明清时代的八股文。另外，朱元璋开国以后十多年，关于历朝选拔人才的方式如荐举制和科举制还徘徊不定，科举考试复而又停、停而又复，对科举取士心存怀疑。所以，我们只能说，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其谋臣策士在审视以往1000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吸取了最能体现他的人才理念和治国方略的积极因素，在取士策略上博采众长，择优而取，对以往科举文体向八股文的过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奠基和拓展工作。虽然如此，却也不能说八股文乃朱元璋或者其他某某人所制定。从隋唐律赋、宋元经义到明清八股文，这中间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由此，从洪武到成化的这七八十年时间，特别是朱元璋的人才理念和治国方略尤其有必要略加审视，从中或许可以发现八股文流变问世的契机。

面对饱经战乱、千疮百孔的新生政权，朱元璋在进行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改革后，如何选用并控制儒士就成为当务之急。他非常明白“虽有至圣之君，犹以用人为重”（《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七）的道理，特别器重儒士，想把天下英才皆网罗于自己麾下，认为“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明太祖宝训》卷5）。鉴于以往的荐举制和科举制之利弊，朱元璋在其谋臣的支持下，着手考虑如何建立一套培养、选拔自己所需要的士人的制度，所以针对考试标准、考试内容、考试方式、考试评议、考试监督和管理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最终建立了不同于以往历朝历代的科举制度，同时催生了主宰明清500年间士人举子命运的八股文的诞生。大致说来，朱元璋的科举理念有如下几点：

1.在荐举制和科举制的徘徊中，最终确立科举取士

从元末战争到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基本上延用荐举征辟的方式发掘人才、任用官吏。虽然也网罗到了像范祖干、叶仪、许元、宋濂、刘基、叶琛等谋臣名士，但其弊端日生，拉关系、走后门的舞弊现象大量出现，所选才士名不符实，多鱼龙混杂、空疏无用、滥竽充数。于是，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庚戌（1370年）5月，首开科举，以图用一种比较客观科学的方式取士，但是效果甚微。由于元朝儒士地位低下，使得研习程朱理学的人大为减少，以致所录取士人学问浅薄，总体素质不高，让人大失所望，他曾经抱怨：“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可见一斑。首开科举的失败，让朱元璋暂时罢停科举、再行荐举，同时对科举取士之弊陋作了重新审视。朱元璋再行荐举达10年之久，这期间靠它也确实选拔了大量的治国良才，但荐举制早已失去其行使的社会基础，虽几经补救，但治标不治本，荐举制已经走向了它的尽头。在对一系列前元人才的血腥清洗运动之后，朱元璋最终确立了为培养自己人才的科举制度，包括学校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等。

关于朱元璋行荐举、立科举，又罢科举、行荐举，最终又确立科举的心路历程，后世多有人论及，如“高皇初意，欲专选举，罢科目。盖明骘才行与暗索文艺者，虚实自殊。其后卒专意科目者，恐将来选举之弊，有更甚于科目。科目虽未足灼见，贤良亦徒取其公云耳。奈何更有以私徇之，如后来所闻，人言所见，间形诸摘发者。呜呼！国家以社稷苍生重寄，求人若饥渴，患情伪之不易核，不得已而辟其末路于艺文，特欲借诵法先圣之门，希幸获有德有言之彦”。这些论述虽不无偏颇，但也中肯肇。而且从八股文的发展历程来看，确立科举取士的原则也是各种科举文体能够融通汇总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此前提下，八股文方有破茧而出的可能性。

2.尊崇儒学的考试原则

朱元璋在徘徊于荐举制和科举制之间并最终确立科举取士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动机，即为了维持皇权的最高权威和最高主宰，为了维持大一统专制统治，大力推崇并宣扬儒家思想。

开国之初，朱元璋在日理万机之余，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祭孔祀圣，“国朝崇尚儒术，春秋祭享先师，内外费至巨万，尊师之道可谓隆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二）。同时大力宣扬儒家的“敬天”、“忠君”、“孝亲”思想，倡导举子研习经书，并颁之于学校教育。“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上谓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北方自丧乱以来，经籍残缺，学者虽有美质，无所讲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经》、《四书》颁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于此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六）就连洪武年间的法律文书《大诰》，也是严格按照儒家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思想体系所颁制，也是明朝政府规定的科举士人必读书和必考内容，如“诏科举岁贡命题于《大诰》中科取”。

儒学在明朝科举考试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从洪武颁定之后，几成祖制，“自永乐中命儒臣纂修《四书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皆废”。儒家经书成了科举考试中唯一的内容和要求，而且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不能离开程朱传注的规范，此皆为朱元璋巩固封建皇权、排除异端思想、保持士人举子思想纯正的有效武器。与此同时，各级学校也都自觉地把儒学放在了首要位置，至明代中叶以后，科举课业除儒家经典之外别无其他内容。由此，这种以尊崇儒学的科举考试思想与教学制度，直接导致士人举子只读经书只做时文，进而直接催生了恪遵传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取士的理念和考试方法。同时，这种思想的统一和纯正要求也达到了朱元璋通过科举考试培养绝对忠诚与服从的人才的目的，最终导致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和谐发展。如方苞所言：“制艺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归于正也。”

3.取士标准及教育考试思想

朱元璋科举取士的目的是选拔思想纯正的确实有治国经邦之能的全才，所谓“科举取士，务得全材，但恐开设之初，骑射书算未能遍习，除今科免试外，候二年之后，须要兼全方许中选。于戏！社科取士，期必得乎全材，任官惟能，庶可成于治道”。朱元璋所要网罗的人才必须文武兼备、才德并重。《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载洪武六年2月，上谕中书省臣曰：“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在这样一种取士思想之下，朱元璋制定了多种综合测评的考察方法和取士制度，如《明太祖实录》卷二二记载：“其应文举者，察其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之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事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明太祖实录》卷五二记载：“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耀，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所以，在明朝建立之初，所谓科举取士讲求综合考试与综合标准，不像后来专以八股取士，既看重德、业、能力、政事、谋略、武艺的考核，又看重经术文字和骑射书算的技能考察。

明初科举开始，这种全材思想一直在实践中贯彻实行，而且朱元璋规定“科举必由学校”（《明史·选举志一》）、“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他将学校与科举联系起来，初步设立了学校培养人才以供科举选官的构想，“学校之设，本以作养人材，究理正心，期有实效……若其言有可取，仍命题考试文字，中式者，不次擢用”（《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六）。 据此，洪武年间朱元璋大体上构建了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以及考试内容、考试方式和录取标准的框架，为明代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八股文体的诞生作出了必要的疏通和奠基工作。

【注释】

[1]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34.

[2]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一八）[M].科举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M].四书五经大全.长沙：岳麓书社，1994.

[4]龚笃清.明代科举图鉴[M].长沙：岳麓书社，2007：668.

[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一）[M].科试考（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