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川与大西政权灭亡：考辨成果

2023-12-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张献忠屠川与大西政权灭亡考辨武汉东湖学院思政课部王维张献忠屠川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当前，关于张献忠屠川这一事件本身，已经被研究得比较清楚了，但这一事件对大西政权灭亡的影响，学界还较少涉及。这一举动激化了大西军的内部矛盾，间接导致了张献忠的死亡和大西政权的灭亡。另外，这只部队虽然杀死了张献忠，但无力消灭当地大西军。

张献忠屠川与大西政权灭亡考辨

武汉东湖学院思政课部　王　维

张献忠屠川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内，出现了对张献忠屠川的翻案之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认为张献忠在四川确实执行过屠川的政策。当前，关于张献忠屠川这一事件本身，已经被研究得比较清楚了，但这一事件对大西政权灭亡的影响，学界还较少涉及。张献忠在四川所施行的剿民政策，在大西军内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为此，张献忠不得不将大批反对这一政策的高级将领处死。这一举动激化了大西军的内部矛盾，间接导致了张献忠的死亡和大西政权的灭亡。

一、张献忠之死

清顺治三年(1647年)12月中旬，张献忠被清军射死于西充凤凰山。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学者多强调张献忠个人的麻痹大意、过分轻敌等因素，但仔细考察当时的情况，这种观点并不全面。

当时“突有侦探队某兵飞奔入营向长官报告，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兵四五人，各骑骏马，由山谷中迎面而来。献忠闻报，即时震怒，欲将报信之兵正法。幸被人讨保，未能加罪。献忠未能深信满兵竟敢至此。殊知满兵大队已匿营前大山反面矣。献忠闻警不疑，以为谣传……不问详细，是否果系满兵马队，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冈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太监见献忠已亡，先奔回大营，高声叫道：‘大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自逃命”^[1]。不难看出，张献忠对清军的到来并非一无所知。另外，这只部队虽然杀死了张献忠，但无力消灭当地大西军。

顺治三年8月，张献忠放弃成都后，遂率数十万大西军环踞于西充凤凰山。鉴于大西军善于长途奔袭，张献忠所处的大营不可能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可直到清军逼近张献忠大营时，驻扎各地的大西军将士依然毫无反应，甚至张献忠死于清军前锋之手后，四周的大西军主力也没有抢回他的尸体，而是选择匆忙转移，这是非常反常的。

有很多文献记载是张献忠的首席谋士孙可望杀死了张献忠，这当然是不符合史实的。但如果说孙可望与张献忠之死毫无关系，也值得商榷。很多学者习惯称此时的大西军为残部或余部，但事实并非如此。

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时，封“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养子孙可望平东将军，李定国安西将军，刘文秀抚南将军，艾能奇定北将军；四人者皆赐姓张，封为王。以王尚礼为中军府都督，白文选为前军府都督，王自奇为后军府都督”^[2]。献忠死后，不仅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王尚礼、白文选、王自奇等高级将领一个不少地团结在孙可望周围，甚至连左丞相汪兆麟及皇后等献忠家属也均顺利逃脱。换句话说，清军袭击西充后，大西军除领袖张献忠死亡外，其他所有高层领导人全部逃脱。而且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不仅迅速重新集结，且在短时间内确定发展方向。他们先在重庆消灭了其川内最大的对手曾英集团，占领重庆；随后，挥师南下，平遵义，占贵阳，并迅速控制贵州局势；接着，转入云南并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考虑到云、贵、川地区的地理条件，在不长的时间能取得如此战绩，这既显示了大西军的实力依旧强大，也说明此前清军对大西军的打击力度并不大。从这一点来说，有抗敌之责的孙可望等人，他们在清军袭杀张献忠时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

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新领导层对张献忠家人的态度也颇值得玩味。实际上，以孙可望为首的四将军，很快就处死了丞相汪兆麟和包括皇后在内的献忠家人。关于此事的原因，史载：

献忠既亡，可旺（望）等乃奉伪皇后陈演女为主，驻遵义桃源洞。可旺（望）等诸贼每早必往朝贼后，凡事奏请而行，伪丞相汪某辅之。……每公会议事，汪犹傲据诸贼上。一日，张能奇怒曰：“汝今日尚敢如是耶！”拔佩剑斩之。

另外，还有“伪平东孙可望等杀其伪阁部汪兆麟，缢献贼伪后妃嫔”^[3]的记载，旧主尸骨未寒就杀其家人及亲信，更直接反映了大西军高级将领对张献忠的不满。张献忠之所以会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主要是由于他在四川所执行的一系列过渡杀戮政策所导致的。

二、屠川与谏杀

明崇祯十六年（1642年），随着关内明军主力被大顺军消灭，张献忠大西军也在湖广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崇祯十七年（1643年）7月大西军攻克重庆，8月攻克成都，此时，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高级将领开始建议张献忠放弃以往过度杀戮的政策。大西军攻克成都后，“献忠将尽屠蜀人，伪平东将军孙可望流涕谏曰：‘王转战十年，所过屠灭，无尺寸之地以守，非将士相从意也。今出万死争斯土，庶几为成王霸业耳。若又屠其众，某等何用为生。请王手中剑，刎颈先百姓死矣’”^[4]。当时，“马元利、李定国、孙可望、张能奇、白文选、张化能、刘文秀、张能第等，皆俯伏流涕谏，乃止”^[5]。张献忠接受了大西军高级将领的意见，不仅放弃了以往过渡杀戮的政策，而且在这一年的10月，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

大西政权建立后，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并没有执行什么过激的政策，但是，大西军在川内的发展很不顺利。首先，大西军与大顺军在川北发生激烈的冲突，损失很大。其次，各地残明势力也不断发动了叛乱。早在崇祯十七年8月，明军便夺回重庆；次年2月，又大败大西军刘文秀部于重庆城下。面对各地明军的反抗，张献忠逐渐失去了耐心，放下的屠刀又开始举起。

顺治二年7月，张献忠指挥部队在成都搞了一次大屠杀，不久又以特科的名义，对四川的乡绅、士子及医卜僧道杂流进行了一次杀戮。顺治三年正月，大杀大西军中的川兵川军。顺治三年上半年，在成都府属三十二州县地方派兵分剿。^[6]张献忠执行的这一系列屠川政策，引起了大量大西军高级将领的反对。当时，连张献忠最为信任的孙可望，也表现出了对张献忠的强烈不满。张献忠对成都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后，领兵在外的孙可望闻讯愤懑而言道：“哀哉无辜小民，杀戮尔等，已绝我等之望矣。吾侪数年辛苦，是为百姓受之，今付东流，可不惜哉！”^[7]当时，相当数量的大西军高级将领也因违抗此令而被杀。“伪右军都督轶其名、米脂张君用八卦营、汝州王明振武营、麻城洪正隆隆兴营、泾阳郭胤三奇营、凤阳宋官永定营、合肥郭尚义三才营、山东娄文干城营、六安汪万象援剿营、宝鸡彭心见决胜营、周尚贤定远营、张成中场营、万县杜兴文英勇营、黄冈张其在天威营、开封王见明龙韬营，麻城商元及志义、天讨、金戈、神策、虎威、豹韬、虎略等营总兵，俱以搜括无功，坐徇庇诛杀，或剥皮死，并其家口部落，尽斩于河。”^[8] 大量高级将领被杀，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西军高层的离心倾向，而高级将领的离心倾向严重影响了大西军的战斗力。面对日益逼近的明军，张献忠不得不在顺治三年8月放弃成都，向川北转移。

到达西充后，张献忠非但没有接受教训改变过渡杀戮的政策，反而将屠刀伸向了自己的部下。“献忠欲北行入陕，恶其党太多，曰：‘吾初起草泽才五百人，所至无敌；今兵多益败，非为将者习富贵，不用命，即为兵者贪恋怀二心。吾欲只留旧人，即家后多者亦汰之，则人人自轻便，所向无前。’……是日所杀即十余万。”^[9]张献忠对“初共起事之陕西兵将，无不屠割。其下人人自危”^[10]。这种局面形成后，大西军高级将领为了自保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办法。

一部分人选择率部出走，“伪总兵温自让，延川人。不忍无辜戮其下，弃妻子，夜率部百余遁去。献自引骁骑追之。自让脱走，所部兵俱自杀”^[11]。“伪将刘进忠故统川兵，闻之，率一军逃。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进忠来奔，乞为乡导。”^[12]正是在刘进忠的带领下，清军才得以顺利冲入献忠大营将其杀死。

另一部分人，也即在大西军中实力最强的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他们在张献忠对军队大规模屠杀的残酷事实面前，也开始走上背叛张献忠的道路。很多文献中均有孙可望杀张献忠的记载，甚至在清朝官员的奏疏中亦有“张献忠恶焰已盈，贼数已终，同类相残，被帐下王进、孙可望、张安邦，将献逆于本月初七日杀死”^[13]，足见当时这一传闻之盛。作为大西军最主要的将领，当清军来袭时，他们按兵不动，最终导致张献忠在孤立之中死去。

清军偷袭直接导致了张献忠的死亡，但张献忠在四川的错误政策所导致的将士离心的局面，却是这一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古洛乐.圣教入川记[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 清世祖实录[M].北京: 中华书局，1985.(www.chuimin.cn)

[3]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4]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撰[M].上海: 中华书局 1957.

[5] 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 中华书局，1984.

[6] 李馥荣.滟滪囊[M].成都: 巴蜀书社，2002.

[7] 计六奇.明季南略[M].北京: 中华书局，1984.

[8] 彭遵泗.蜀碧[M].成都: 巴蜀书社，2002.

[9] 吴世济.荒书[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10] 刘景伯.蜀龟鉴[M].成都: 巴蜀书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