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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3
论中共五大设立中央监察委员的历史背景和影响
武汉东湖学院思政课部 浦 珩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设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对健全党内监察机制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探讨了设立该机构的理论背景,分析了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历史性:实现党内民主生活和正确决策的需要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实际需要。然后指出了其自身的优缺点和启示意义。
几乎所有党史论著、教科书对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评价都是偏低的。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革命紧急关头,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笔者认为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只看到五大以后所起的作用以及所通过的决议未能在会后贯彻执行,却忽视了它本身客观存在的历史功绩。其中,为加强和完善党内监督机制而增设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表现之一。
一、中共五大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理论探究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在列宁的倡导下于1919年成立的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相当长时间内又受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党的指导。其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其直接组织、指挥下召开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推动下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其历史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列宁改革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有关理论。
列宁认为,为了健全和完善党的监察机制,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把党的监察机关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新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有相对独立性和绝对权威性。经过这种改革后,便能打破党内的等级制,就能够建成一个这样的新机关,“它应当是模范的,它应当得到大家绝对信任,能向所有的人证明,(其)所做的确实不愧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一个高级机关所做的工作”,一定能够很好地履行党内的监察职能。这样,党才能达到“一方面,使它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以提高党的战斗力的目标。这就是党“顺利工作的唯一保证”,“是我们政策巨大力量的泉源”。
二、中共五大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内容及其必要性
(一)实现党内民主生活和正确决策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后,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建立集体领导体制。一方面,由于陈独秀在建党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和他的崇高威望,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或委员长职务,处于最高领导岗位,拥有最高的权力。另一方面,自党的一大以来,党的领导体制是实行所谓的“委员制”。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和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中共三大所修改的党章也有相同的规定。中共四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由于每一次党代会都授予委员长和委员过多和过大的权力,从而造成了陈独秀的家长制的工作方式与工作作风。同时,中共还受到共产国际领导体制的影响,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对集体领导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更助长了家长制作风的滋长和发展。正像周恩来同志在1928年曾批评的那样:“从前组织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可以说,当时党被迫处于紧急关头,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一言堂”式的党内领导方式所造成的。
(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实际需要
从“四大”到“五大”,两年零三个月时间,我党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这成为中共历史上党员人数增长最快的时期,“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党”。尽管我党尚在幼年,党员人数的基数小,但这个增长率仍然是十分惊人的。中共五大要求进一步“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并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但在数量剧增的同时,思想教育等方面没有及时跟上来,致使存在不少党员政治立场不够坚定的现象。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和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不可避免地会有抱着各种动机的人加入共产党,并将剥削阶级和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其无组织、不守纪律的种种散漫性,也在党内大量存在。这些人“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些情况使党员队伍的质量有所下降。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到杜绝腐败、保持纯洁性的问题。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三、中共五大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对现实的启示
(一)提升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权威性
纪检机关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地位的独立性,以及监督人员行使职权有可靠的保障,这是建立民主监督制度、防止党内腐败的基本要素。如果监督机构从属、依附于监督对象,那么,这种监督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中共五大当时就存在由于自身的缺陷限制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效能的充分发挥,表现为其监察职责有时由监察机构独立承担,有时则是由各级党委直接承担。这样很容易使中央监察委员会职能的形式服从于领导人的意志,从而使为防止搞一言堂而设立的监察机构达不到初衷。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党纪委部门仍然处于双重领导体制下,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权力不仅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抗衡,并且必须用同等的权力来制约。就监督权而言,监督者必须同被监督者地位相等或相当,才能有效地进行监督。(www.chuimin.cn)
(二)保证纪律检查委员会职权地实施
中共五大时期,中共监察机构的职责主要是查处党内腐败分子,维护党规党纪,而对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党的方针、路线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却无权监督。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种监督应该是监察机构更重要的职权。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各种机制”。这就清楚地指出了党内监督贵在适度超前,这样可以起到防微杜渐、防患未然的作用。《党内监督条例》也指出了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因为这些主要监督对象对于把党建设好,切实加强党内监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这又是最需要监督但却最缺乏监督、也最难监督的部分。如果能够使这些“重点对象”得到确实有效的监督,那么,整个党内监督问题以至党内的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三)巩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法制地位
通过修正党章为巩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应在适当的时候对党章的若干规定进行合理的部分修改,修改的原因在于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党的各级组织的设立及职责所在,都应以党章为准绳。
修改的原则体现为调整和理顺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修改的目标旨在改变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的体制,确定各级纪委同各级党委平行的体制,下级纪委实行归上级纪委直接领导的垂直体制,即将“双重领导”改为“统一管理,直接领导”;修改的目的是强化党内监督的专门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使其能够充分发扬民主,维护集中统一,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级纪委能够真正充分行使自己的监督权,以更好地专司党内监督;才能真正贯彻和落实《党内监督条例》的精神,切实做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两个最重要监督”,才能实行积极的主动的事前监督;才能避免仅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机关对党员的监督、掌大权者对掌小权者的监督之类的不良现象出现。
综上所述,中共五大设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它为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发展、维护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为支持革命战争、巩固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检查委员会机制从无到有,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积极开展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构成了中共组织建设的重要一章,它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监察制度的开端,为党的纪律监察机构的确立和党内监察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亦为今天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搞好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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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 吴官正.在中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会上的讲话[Z].200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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