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期间,为了便于工作,一直在陆巷的一个叫十六图的饭店用餐。饭店老板谦谦一笑道:“没什么特别的,因为我家就是十六图的。”其中的“图”是一个乡以下的基层的行政单位,相当于村,但比村要小。十六图饭店“图”的出现要比“都”晚,历史上是先有“都”后有“图”的。“图”以下还有“甲”,一“图”分为十“甲”。所以,文中开首所提到的“十六图”就是“都”管辖下的编号为第16的“图”。......
2023-11-18
(1982年2月5日)
由《素问》《灵枢》构成的《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总结。全书162篇,都是用综合叙述方式来表达的,每篇内容很少是只讨论一个问题,而牵涉的方面较多。所以历代医学家往往用分类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按其不同性质的内容,各以类分,正如汪昂所说:“《素问》《灵枢》各八十一篇,其中病证脉候、脏腑经络、针灸方药,错见杂出,读之茫无津涯,难得其窾会。本集除针灸之法不录,余者分为九篇,以类相从,用便观览。”(《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凡例》)
这种“以类相从”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还是比较科学的。因分类以后,整个《内经》的理论体系,便显得清楚了。惟各个医家对《内经》的分类,也有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是保持全书分类法,也就是保留162篇的全部内容,一字不遗地分类,隋代杨上善的《太素》,明代张介宾的《类经》是其代表。第二是选择性的分类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删其繁芜,撮其枢要,各分门类,元代滑伯仁的《读素问钞》,明代李中梓的《内经知要》是其代表。第三是调整篇次分类法,各篇内容完全不动,只是按篇不同性质的内容进行分类,清代黄元御的《素问悬解》《灵枢悬解》是其代表。前两种分类法,各有所长,后一种分类法,便不免有些牵强。
杨上善是对《内经》进行分类研究的第一人,惟书有残缺,据现存篇目,他分做19大类,130余条细目。张介宾则分为12大类,凡390余条细目。张介宾(公元1563~1642年),字会卿,又号通一子。青年时即勤于治学,自六经以及诸子百家无不考镜,接受他父亲张寿峰的教诲,钻研《内经》,甚有心得,叶秉敬在序《类经》时说:“出而治世之病,一以《内经》为主,小试则小效,大试则大效,无所不试则无所不效,而医林之诸子百家咸听吾所用,而不为诸子百家用。”说明张介宾的研究《内经》,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故能将《内经》的理论运用于临床,并收到很高的疗效。这种以理论指导实践,复以实践验证理论,是最好的学习方法。至于他编撰《类经》的动机,则在《自序》里说得很明:“初余究心是书,尝为摘要,将以自资。继而绎之,久久则言言金石,字字珠玑,竟不知孰可摘而孰可遗,因奋然鼓念,冀有以发隐就明,转难为易。……于是乎详求其法,则惟有尽易旧制,颠倒一番,从类分门,然后附意阐发,庶悉其韫。……由是遍索两经,先求难易,反复更秋,稍得其绪。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两经既合,乃分为十二类,……汇分为三十二卷,……自是而条理分,纲目举,晦者明,隐者见,巨细通融,歧贰毕彻。一展卷而重门洞开,秋毫在目,不惟广裨乎来学,即凡志切尊生者,欲求兹妙,无不信手可拈矣。”
《类经》全书所分的十二类是: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张介宾在注文里曾一再引用《太素》,证明他是曾经见到杨氏书的,因而他的“从类分门”思想,应该是受到杨上善的启发。所列十二门类,基本与滑寿《读素问钞》相同,也可以说他是有仿于滑伯仁。虽然如此,张介宾毕竟比杨上善的分类好,比滑伯仁的仅局限于《素问》也要高明。因为有所借鉴,后来居上,这是理所当然的。
《图翼》十一卷,主要是由运气、经络的图表及图说两部分组成。他指出:“义有深邃而言不能该者,不拾以图,其精莫聚,图象虽显而义有未达者,不翼以说,其奥难窥。”尤其是关于五运六气的许多解说,远胜于启玄子。“诸部经络发明”,亦为针灸家所罕言,对于辨证论治,很有指导意义。(www.chuimin.cn)
《附翼》四卷,分“医易”、“律原”、“求正录”、“针灸歌赋”四门。一二两卷阐述易学、律吕与医学的关系;三卷为四篇医学专论,亦是介宾最有心得之作;至针灸歌赋十一篇,如“天元太乙歌”、“玉龙赋”等,皆为针灸临床之应必读者。
《类经》这部书的优点,就其撰编的旨趣来说,固在将经文分别门类,较系统地突出其理论体系,更重要的还在于他“附意阐发,庶晰其韫”,也就是他对经文的许多注解以及附入的若干论说,于中医学理论大有发挥。例如:《素问·天元纪》云:“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王冰注改“明”为“名”,以为“君火在相火之右,但立名于君位,不立岁气。”张介宾注则谓:“彼(指《至真要大论》)言不司气化者,言君火不主五运之化,非言六气也。……以凡火观之,则气、质、上、下,亦自有君、相、明、位之辨。盖明者光也,火之气也,位者形也,火之质也。如一寸之灯,光被满室,此气之为然也。盈炉之炭,有热无焰,此质之为然也。夫焰之与炭皆火也,然焰明而质暗,焰虚而质实,焰动而质静,焰上而质下,以此证之,则其气之与质,固自有上下之分,亦岂非君相之辨乎。是以君火居上,为日之明,以昭天道,故于人也属心,而神明出焉。相火居下,为原泉之温,以生养万物,故于人也属肾,而元阳蓄焉。所以六气之序,君火在前,相火在后,前者肇物之生,后者成物之实。”
这样既讲清了“明”与“位”的实质及其相互为用的关系,并结合人身脏腑功能,形象地阐明了君火与相火的生理作用,也即心与肾的相互关联问题。明白了这个道理,于临床很有指导意义。《难经·二十五难》云:“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而无形。”张介宾于《附翼·求正录·三焦包络命门辨》反驳之:“谓表里则是,谓无形则非,夫名以形立,若果有名无形,则《内经》之言为凿空矣。”并列举《灵枢·本输、本藏、论勇、决气、邪气、营卫生会》《素问·五藏别论、六节藏象》诸篇所言,均为有形有质的三焦和心主包络,认为三焦即人身腔腹周围、上下全体,状若大囊、形色最赤,而包络即裹心之膜。中医学的脏腑,固为生理病理的综合体,不能完全指为今日解剖学之所见,但它毕竟是一个物质单位,不能称以“无形”。尽管介宾之说仍有可商榷,而谓三焦包络均为有形质的器官,这是正确的。又《伤寒论·平脉法》云:“寸口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张介宾认为这与《素问》所言关格脉不相符合,并根据《脉要精微论》“关格之脉羸,不得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之说,谓“关格为阴阳否绝,不相荣运,乖羸离败之候,……或见于人迎,或见于气口,皆孤阳之逆候,实真阴之败竭。故六腑之阴脱者曰格阳,格阳者,阳格于阴也;五脏之阴脱者曰关阴,关阴者,阴拒乎阳也。脏腑之阴俱脱,故云关格。”固不只是隔食吐逆,癃闭不得小便之一症。诸如此类,皆持论精当,论据确凿,既很有说服力,又符合临床的实际应用。它如倡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卷二·一),“气口非独指右手”(卷三·一一),“手足六经,无不上头”(卷四·二○),“治有逆从,证有真假”(卷一二·四),“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为治病大纲”(卷一四·一六),以及“运气说”(卷二四·一○)、“虚损治法”(卷一四·二二),“中风治法”(卷一五·三一),“疟疾治法”(卷一六·四九),“肿胀治法”(卷一六·五六),“诸痛治法”(卷一七·六六),“痢疾治法”(卷一七·七二),“传经说及伤寒治法”(卷一五·三九)等,条分缕析,说理深透,多为发人所未发者,很有参考价值。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作者亦存在某些陈旧的观点。如强调《内经》就是黄帝这位圣人所作,非战国时人所能为。故注解《素问·上古天真论》“成而登天”句说:“治功成,天年尽,在位百年,寿百十一岁而升遐”,实为无稽之说。张介宾于“象数”之学亦信之甚笃,强调“象数未形理已具”,这与宋儒理学家所谓“理在气之先”的唯心论,亦无二致。不过,这只是大纯中的小疵,无损于他对中医学理论的发扬。
清代中叶,有归安虞西斋者,摘录《类经》各类的主要经文,凡239则,仍按原类分门,间或略加按语,成《类经纂要》三卷,同治丁卯(公元1867年)成都王廷俊复加眉批,卷末摘录《难经》原文20余首,并附《寿芝医案》于后,1872年在成都刊行,可称为《类经》的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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