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医学史论医，蜀医渊薮与任应秋论医集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欲知蜀医史之渊薮，亦当从整个之中国医学史考之。吾蜀之医药文化，亦于此时得所称述矣，其最著者，厥为涪翁。且其善治奇病，致蜀之医士，无不闻风兴起，研究本草。洮字少卿，佐昶治蜀，其医名亦躁。

（原载《华西医药杂志》1946年第1期）

蜀医向无史，欲征其渊薮，颇难着手，然蜀医固有史也，不可不征之，余早有写蜀医史之计划，惜新旧省志及各县志书，一时难于备置，此余对四川省中医师联合公会，有请筹设四川省医药文献征集委员会之提议也，兹故从个人之所及，略而述之。

欲知蜀医史之渊薮，亦当从整个之中国医学史考之。盖中华民族之文化，发源于陕西、河南、山西一带，中国医学，亦于此民族文化之发源地应运而生，当黄帝国于有熊（即今之河南新郑县）时，与岐伯、雷公诸臣僚治理国事之暇，即从事攻错医药卫生健种强族之道，而为中国医学之萌芽时期。此大平原（陕西河南山西号称为中国之大平原）之医学萌芽时期，一直流入周秦，始有巫妨、医和、医缓辈继出，蔚成中国医学之进步时期。近乎后汉，惟张仲景氏突起河南之涅阳，集医学之大成而炳灵万世。吾蜀之医药文化，亦于此时得所称述矣，其最著者，厥为涪翁。

《后汉书》记载：“涪翁蜀人，不知姓名，常钓于涪水，因号曰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即为施针石，无不立愈，后著针经诊脉法。”两汉以前，针法维黄帝岐伯君臣窃研此术，虽仲景之圣，不以针见长也，惟涪翁针脉并擅，尽传岐黄之学。故余谓中国医学在后汉之际，方脉在中州，针脉则在我蜀焉。

斯时复有程高者，性好经方，闻道无倦，凡有一药之长于己者，必千里服膺，闻涪翁善针经诊脉法，急走涪陵，师事涪翁，尽得其学。高于和帝时为太医丞，医德之修养最富，而于临床诊治，亦克极其慧思之巧。《后汉书》曰：“高治疾多效，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瘥，召问状。对曰：医之独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摄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疆，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其破漏，重之以恐惧之心，加之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帝善之。”是程高之仁爱不矜，尽心力于贫贱，即此医德，已足千秋，若其施疗之考虑周详，尤足为吾人今日临床之借鉴。

程高之学，授于郭玉，玉亦广汉人，尽得其传，仍以针脉鸣于时，此为吾蜀医学针脉之正宗派。堪与郭玉齐名者，犹有李助，助亦涪产，通名方，校医术，著成经方颂说若干卷，是蜀传经方则从李助始。而针脉之学，亦由此而丕变矣！其时尤有一方外人以医鸣者，名曰李常在，有道术，术寿下加，虽寿至四五百岁，常如五十许人，时人累世见之如故，故曰常在。其治病重者三日，微者一日，无不立愈，惜其学失传而无从考证。同时复有吴群、周梃二人者一《著意医纪历》，一著《保童方》，竟创蜀医病案与儿科之先河。

晋隋之际，史家称为医学之文明时期，谓皆长于著述者无所发明，如山西之王叔和（高平人），甘肃之皇甫谧（安定人），江苏之葛洪（句容人）、陶弘景（丹阳人），陕西之巢元方（华阴人）等，皆足为此时之为表作者，惟四川反形消沉，一无可述。史载许敬之（河南汝南人）拜蜀德阳令，县民患疫症流行乡井，十死八九，敬之出而拯济，神方符咒所及，皆立时而愈，他人闻之抱疾求治者，日以千计。敬之思一人方药之力，难于普及，乃标竹于郭外十里之江，置符于中，令患者咸就江干而饮之，若老幼羸弱之不能跋涉者，则使汲水归家，任意张，一勺甘泉，顿起沉疴，今德阳县东关内有旌阳丹井，相传即敬之浴丹之故蹟。观此益证明四川于晋隋之际，不但医药人才缺乏，致流行性传染病（疫症）蔓延而无可如何，即敬之之术，亦仅神方符咒而已。(www.chuimin.cn)

盛唐之世，医学已有相当成就，其最著者，厥为陕西之王焘（郿人）、孙思邈（华原人）二人，吾蜀则为韩隐庵，隐庵之学虽无所考，然史称其传学于沈应善，应善乃南昌人，隐庵初授以《黄帝内经》诸书，徐进以引导之术，及秘藏诸方，三年尽得隐庵之学。一日隐庵忽曰：“九九之际，当迟我峨眉之麓。”乃别云，应善试其术，投剂辄愈，于应善名大振，一时士大夫咸与之游。据此，可知隐庵之学仍在《黄帝内经》，即其导引之术，亦出于《素问》。《素问·异法方宜论》曰：“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其民杂食而不劳，……其治宜于导引按 pagenumber_ebook=259,pagenumber_book=259 。”使隐庵之学犹传，当不右于孙思邈辈也。应善既承蜀学名南昌，其子沈长庚嗣其业，并著《素问笺释》二卷，是南昌之医学，如徐忠可、喻嘉言辈，不谓毫无受韩沈师门之影响，此为四川医药文化外溢之渐，与涪翁之接受大平原医药文化，同为两大关键。

洎乎五代，医学中兴，吾蜀在位之政治家，即首为倡导。如蜀主孟昶，性慈孝，好力药。母后有疾，屡更太医不效，自制方饵进而愈，即使群臣有疾，亦必亲召诊视，在朝医官，尽服其神。且其善治奇病，致蜀之医士，无不闻风兴起，研究本草。例如在朝之翰林学士韩保昇，不拘局方，详察药品，释本草极为明切，所以深知药性而药辄神效。后孟昶命与诸医士取唐本草参校，增补助释，肖状绘图，而蜀成本草，其图说药物形状，尤较陶苏为诈。史家既称五代为医学之中兴时期，则本草学之中兴，当以四川为首屈一指，并知四川药产为中国之冠者，不无由也。此亦四川于药学方面之别有成功者也。至若临床论治，则惟虞洮。洮字少卿，佐昶治蜀，其医名亦躁。时董璋患渴疾久，遣押衙李彦求医于昶，昶遣虞往，既至，董曰：璋之所患，经百名医而无微瘥者何也？对曰：君之疾非唯渴浆，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劳药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悦，时董公有南面之志，故以此言讥之。洮又曰：天有六气，降为六淫，淫生六疾，害于六腑者，阴阳风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随焉！六疾者，寒热入腹盛于心，是以六腑病焉！故心为离宫，肾为水脏，晦湿劳役则百病生焉！大凡视听则烦，皆有所损，心烦则乱，事烦则变，机烦则失，兵烦则反，五音烦则损耳，五色烦则损目，滋味烦则生疾，男女烦而减寿，古人于烦莫不戒之，公今日有万思，时有万机，乐淫于外，女淫于内，渴之杂疗，其由此乎！璋闻大服。渴即消渴，糖尿病也，属于肝脏与肾脏之病变，戒烦止渴，实的是本病之最好疗养法。此时涪州尚有李譔者，字钦仲，为一时之俊士，通五经诸子博学，笃好医方，择其验者题于室内，墙壁皆满，其治学精神，即此可见，历官仆射中散大夫。

有宋一代，吾蜀医人，略为鼎盛，如夹江之皇甫坦，宋史称其“善医术。显仁太后苦目疾，召坦治之，立愈，高宗厚赐之，一无所受，令持香祷青城山还，复问以长生久视之术。坦曰：‘先禁诸欲，勿令放逸，丹经万卷，不如守一。’帝叹服，书清净二字以名其庵，且绘其像禁中。坦又相人，尝相荆南帅李道之中女，必为天下母，果为光宗后。”《东坡杂记》载：“张立德眉山人，精医术，其子以医麝香当门子和酒濡之，作十许丸，取枳枸子为汤，愈颖臣消渴疾，其名大噪。”又有名道广者，蜀僧也，于医术得不传之秘，乾得中有人病肌瘦如劳，唯好食米，闻之则口吐清水，食米则快，诸医不辨，道广以鸡屎及白米各五勺，炒末，水调和服，良久，吐出物如米形，遂愈。王朴善太素脉，能知人贵贱祸福，授素书诸诀与张扩，扩名得以闻于时。谭仁显，成都人，精医学，居城东南隅，庭庑篱落间遍植草药，年高益壮，无喜怒，毁誉不能动其心，手持念珠，常诵佛于闾巷中，治病所得钱帛，即分授于贫者，竟不以言，每治疾至午方归，归则闭户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冬，无疾端坐而终，时已百岁。未化前有人叩以长生之法，对曰：导养得理，以尽性命，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乎！人服其达。苏轼眉山人，虽以文见著，而亦酷好医方，《苏沈良方》虽未必出其手，然其杂记中，亦多医药记载，如“求医诊脉”、“医者以意用药”、“目忌点翟说”、“宪宗姜茶汤”、“裕陵偏头痛方”、“枳枸汤”、“服生姜法”、“服岁灵仙法”、“服茯苓法”等，不下数十篇，俨同医药专什，时亦为人诊病，最精养生长生之术。史堪，字载之，治病用药，初不求异，泡炙制度，自依本法，审证精切，不过三五服立愈，著有《指南方》二卷，皆侧重于治疗，或有谈理，一以《素问》为据。故吾蜀之医学在宋代，极为博杂，或以秘方称，或以道学著，或以佛理入医，或以文人解药，怪施奇治，蔚为大观，故吾谓蜀医在宋代，乃畸形发展之时也。

元代无所考，明代亦仅韩一人，号飞霞道人，泸州产，少为诸生，因不第，褫逢掖，往峨眉访医，士林称之曰真隐，著有《医通》二卷。

由明至清，四川医人，又渐中叶。计王文选，万县人，著有《活人心法》。王廷俊字寿之，成都人，受业于繁江陈滋和，官浙江连市巡察，尝注虞庠辑之《类经纂要》，及《寿之医案》。高亿与其门徒罗济川等，著有《素问详注直讲》一书。杨栗山，成都人，著有《寒温条辨》。温存厚，字载之，巴县人，历官总兵，著有《温病浅说》《温氏医案》《急惊风治诠》等书。齐秉慧，叙府人，少业商，年33遇舒诏之弟子黄超凡于汉口，从之学，弃商业医，著有《齐氏医书》四种。欧阳调律，重庆人，著《治痧要略》。张子培，成都人，著《春温三字诀》。凡数子者，大都述而不作，惟彭县唐容川氏，以进士出身而业医，于同光之际，即在上海首倡中西医汇通之说，为改进中国医学之先声，虽其说或有不彻底处，但高瞻远瞩，适合民国医学之趋势，亦颇称难能可贵者。

准此结论，四川医学之自始至终，一贯承炎黄仲景之遗，而未别出邪途，虽于宋代曾一度染色佛道，但仅为一时之风，并未另辟师承，若涪翁之阐扬针术，孟昶之重修本草，唐容川之倡说中西汇通，均为中国医学史上之彪炳功业，固不仅有光于吾蜀之一隅耳。

从中国医学史论医，蜀医渊薮与任应秋论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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