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的起源与演变：揭示《史记》与任应秋论医集的错误观点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自从《史记》有了这样的记载，不但一般医师认为药物是这样的起源，抑且家喻户晓，而为普通的常识了，其实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理论。根据唯物的历史观点来看，“神农”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远古的一个氏族或一个阶级。

（1951年10月在川东中医进修班讲座）

“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自从《史记》有了这样的记载，不但一般医师认为药物是这样的起源，抑且家喻户晓，而为普通的常识了，其实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理论。《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此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宋刘恕《通鉴外记》说：“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十二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一个人“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不可能的事，刘恕已知其不可能，改为“一日而遇十二毒，”还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明王应电懂得这个道理，解“毒”字为“五味偏胜”之意，虽较近理，但“神农”本身始终是个问题。即如《帝王世纪》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定本草经，造医方以疗众疾。”又说：“伏羲画八卦，所以六气六府，五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这见得尝草识药的，绝不只神农一个，岐伯尝过，伏羲尝过，也就说明必然是经过多人来尝味辨性，由经验之累积而得来的。诚如章余杭所说：“药品之众，药性之微，神农皇帝固不能物物而明之，是诸药者，或日用饮食而知之。若姜桂施于暇修，地黄以作芼菜是也；或偶然发现而传之，若楚惠王之吞水蛭是也；或医工臆度而得之，若徐文伯之用死人枕是也，然必展转试验，历千百年，始成本草之书。”章氏之说颇有是处，但仍未道破“神农”的谜。

根据唯物的历史观点来看，“神农”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远古的一个氏族或一个阶级。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古书凡记载大发明，都称为圣人，所谓某氏某人，实际上是说某些发明，而这些发明，正表示人类进化的某些阶段。”人类进化到神农时期，已经有了新石器的发明和使用，越绝书说：“神农之时，以石为兵。”现代史学家在齐家坪发现的石斧、石刀、石戈、石凿、石锄、石耨等，就是“神农氏”时期的基本特征。所以白虎通也说：“神农制耒耜，教民农作。”由于新石器的发明和使用，代替了原来的旧石器，这改变了人们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方法，原来以渔猎为主要采集，便为以栽培植物、饲养动物为主要的生产所代替，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占有程度。所以庄子说：“神农之世……耕而食。”由于生产代替采集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相对的定住性代替了原来的流动性。一方面人们又完成了制陶术的发明，所以随同齐家坪，仰韶各处新石器出土的又有陶器，而《汲冢周书》亦有“神农作陶冶”的记载，《神农本草经》里有许多如丹砂、云母、石钟乳、矾石、硝石、白石英这一类矿物药的记载，是与陶冶工作有关系的。随同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氏族集团内的分工，更进而出现了集团间的物物交换，所以《易传》上有“神农氏作……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流传。生活方式有了进步，对于疾病卫生不得不渐加注意，墨子说：“为宫室之法，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御霜雪雨露。”这便是他们争取卫生之道。《搜神记》说：“神衣以赭鞭百草，尽知其毒及寒温气味所生。”这说明他们开始采药疗疾，赭鞭就是石器工具之一，就是以赭石来做的采药工具，这仍然证明使用的是新石器。明乎此，知道远古“神农氏族’或者在“神农时期”的人类，由于新石器的发明和使用，生活方式大大提高一步，懂得耕而食，物物交易，讲求卫生，采药疗疾的道理。但这些都是“神农氏族”或“神农时期”的人类分工创作的成果，而不是某一个人有“以石为兵”，“作陶冶”，“物物交易”，“为宫室之法”，“赭鞭尝百草，尽知其毒”这些发明的天分。

以上说明中国药物在“神农时期”已大有发明，或者以“神农氏族”为这期发现药物治疗的代表者。他们为什么会发现采药疗疾的技能呢？主要原因是人们因为要充饥，就去求草根木实，探鸟卵兽肉，结果在草木实和鸟兽肉中，发见了某些含有毒质之物，他们往往中毒，甚而致于死亡。人们因为屡次中毒，便逐渐了解关于一些饮食物的知识，知道有毒植物存在；在另一方面，又因为反复着中毒，便对于那种中毒现象，想出解毒法，并且在反对方面，更想出利用其毒之法。现代的阿伊奴人和马来人，在狩猎之际，所用的箭上涂着的毒物，大概都是用某些草根煎成的浓液，看了这种毒箭，并可见古时的遗风了。据西洋古书上说：“我们的祖先，初知的药物，乃是罂粟的毒果，便是药物的祖先。”大约远古的人，是喜食罂粟的果实的，到了公元前二、三百年光景，亚细亚的玛绥德尼亚人，方才煎罂粟草，煮成汁，用它治腹痛，过不多时，他们又聚集从罂粟的果实伤处流出来的乳，晒干了做成药物，这便是鸦片的元祖。

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叙述原始人类生活中的一小段说：“人们在自己的生长地，在炎热的气候之下，以果实、核仁、根茎为食料。采集果实是人的基本职业，在这一阶段上，人们是群居的，正如他们的直接的祖先一样，一群人数不多，很少超过三五十人，他们不分性别和年龄，统通从事采集果实、块根、野禾、捕捉小鸟和小兽。工具是由石头和木头做成的，棍棒用以掘地，捉拿小兽，棒的一端，附有用粗磨的石头制成的利尖，并使用其他用石头和兽骨制成的简单工具，人是用杂乱的性交繁殖着。”这样的生活，断难免于疾病的侵袭的，尤其是杂乱性交和随便采集果实根块，被疾病侵袭的机会最大。反之，在采集果实、核仁、根茎的时候，如上节所说，也有发现这些果实、核仁、根茎的治疗作用的可能。到了氏族制度时期，列昂节夫又描写那时的氏族公社生活写道：“许多氏族，同居在一个共同的大屋里边，这种大屋，有时在一个屋顶下，可容纳七百余人。”这样庞大的集体生活中，疾病传播的机会在所不免，因此，药物治疗的需要愈是迫切，所谓“一日而遇七十毒”或“一日而遇十二毒”的传说，我们可以理解是：某一天某一氏族因吃根茎果实，有70个或12个人中了毒，亦或是某一天某一氏族的人都因试行服食某一种根茎果蔬，而体会到他的性味，能发生某一种药治作用，例如腹泻、呕吐及昏迷等，这种不愉快的经验，使原始人类能区别数种食用植物与有毒植物，更进一步，即利用各种有毒植物治疗疾病，例如知道某样植物能致腹泄，便采集来治疗便秘等。经过若干年代，其数渐次增加，遍于动植矿物三界，数以百千计。所以《山海经》里记载着有治疗作用的植物类凡52种，动物类63种，矿物类3种，不详的2种，《神农本草经》记载上品药120种，中品药120种，下品药125种。尤其是《神农本草经》，从唐以降，已成为一般医用药物的主要根据书。

原始的药物，既系是自然界存在的动植矿物，并利用其“毒性”以治疗疾病，所以用礼天官冢宰说：“聚毒药以供医事。”又说：“物莫不用于天雄、乌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济人。”《吕氏春秋》数篇说：“故巫医毒药逐除之。”毒，就是药的性能。中国的原始药物，一直流传到了两汉时期（约公元200年）才有具体的记载，就是《神农本草经》（《山海经》记载的药物疗效，并不具体），药品种属亦大有增加，其中尤以植物性种属增加最多。汉武帝时拓地西抵西域，南迄越南，除晋、冀、鲁、豫等寒地植物外，南方热带植物亦由此多被采用。从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后，凡我国所没有的石榴、胡桃、胡瓜、苜蓿、胡荽、西瓜、无花果等，都以次移到中土。当时药物配伍，较为单纯，以《伤寒》《金匮》两书为标准，便可概见。到了魏晋时代，由《神农本草经》365种增加到730种，当时对药物的分类，仍保持上、中、下三品的类属，并强调地说出：“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病者，本下经。”以现代的看法，上药为普通药，中药为剧药，下药为毒药（其实书中的内容并不尽然）。

在汉末晋初，药物多少受到道家的一些影响，道家讲求修炼丹石，丹石的成分，以矿质为主，把矿物放在炉子里，经过若干时日，取出为丹为丸，吃了可以长生。例如“丹砂”便是修炼丹石所需的一种，本为水银、硫黄化合物，其法取丹砂用流水“飞”过，并用荞麦灰淋汁煮三伏时，经流水洗浸，研粉晒用，称其功用能明目镇心，治魅邪恶鬼，医家亦采用，由是而愈渐增加了其他的矿物药品。又如“五毒之药”，合黄堥置石胆、丹砂、雄黄、研石等，烧三日夜，俟烟上着，用鸡毛扫取，以治创伤，这种烧炼的程序，已具化学的雏形，上着的烟，便是升华作用。

南北朝承魏晋之绪，刘宋的雷敩，对于药物亦很精研，尤其是关于药物炮炙方面，更为深刻，他著的《雷公炮炙论》，采入药品凡300种，都详于性味炮炙熬煮修事之法，原始药物到了这时，加以人工的制剂，药物在治疗上的范围，随而扩大，不能不算是一种进步。关于药的应用方法，徐之才在这时亦进而有了创作，便是著名的“十剂”。他并列举说明：“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是也；通可去滞，通草、防己之属是也，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泄可去闭，葶苈、大黄之属是也；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是也；重可去怯，磁石、铁粉之属是也；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是也；湿可去枯，白石英之属是也。”这样以药物的效能来分类，颇具科学精神。梁朝的徐滔，把药物的花叶形色，分类示别，著成《新集药录》一书，可称我国药物形态学的矢，于此便奠定了药用植物的鉴定基础。至于毒性相反，以及诸家本草“十八反”等，对于药用配伍的禁忌，亦在这时多有阐明。(www.chuimin.cn)

隋朝国祚甚短，无多发明，惟对于药物的培植采集等研究工作，颇多成就，如《入林采药法》《太常采药时月》《四时采药及合药目录》《种植药法》《种神芝》等书，可算是隋朝对药用植物的特殊贡献，于此可以看出南北朝至隋这一段时期，关于生药的研究，是有相当的成就的。

到了李唐时代，药物研究继续进步着，其特点是：品种较魏晋时又增加114种，《新修本草》便是代表作；创绘生药形态，比《药录》更进一步；地方性药物大为增加，如《海药本草》是专记南方的药物，《湖本草》是专记湖沼中的药物；食物疗法，大有发明，《千金食治》《食疗本草》《食性本草》就是代表这类的专书。赵宋时候，药物从983种（马志著的《开宝重定新本草》）增加到1082种（嘉佑《补助本草》）。这时研究药物的，都是做些文献上的工作，没有从实际考察去用功夫，以致有图说两不相合的。如当时著名的《图经本草》，不知菝葜即仙遗粮，徐州青木香即兜铃根，而混列图说；棠球子即赤木瓜，天花粉即瓜蒌根，而重出各条，都有极大的疏漏。然而药物的图说合一，是在这时方有，不能不算是药物编制上进步的一端。又如唐慎微的《证类本草》附入成方，这是药物与方剂合一的开始，前此是没有这样创作的。

金元时期，是药物“由博反约”的时期，大半都能从用药心得方法去做些工夫，比较宋代要踏实些。如张洁古的《珍珠囊》，仅采药品，编为一卷，疏其功用，理虽较泛，而应用多效。李东垣的《用药法象》，王好古的《疗痈疽耳眼本草要抄》《汤液本草》等，是其名著。

明代对于药物有两个重点发展：洪武时旱涝民饥，五谷不登，由于实际的需要，而产生周宪王的《救荒本草》，搜集草木的根苗花实可资备荒的440种，图其形状，著其出产，苗叶花子性味食法，都叙述得极详尽；由于金元药物都趋于简约一途，到了明代末叶，李时珍认为简约不足以尽药物之繁博，凡收集旧有药物都先行标名释义，次以集解，注其出产形状采取等，次以正误，次以炮制，次以气味，次以主治，次以发明，次以附方，这是当时最完备的一部代表作，而且增入许多新药，如罂粟、淡古巴多种，都是前此所没有的，药物衍变到了这个时期，可谓发达到了极点。但是当中有许多还是不很可靠，字里行间，还包括许多同名异物或异物同名的药品。

清乾嘉间，儒者以考据学相标榜，影响所及，孙星衍便以考据的工夫用于药物，著成《校正神农本草》，一般都以他为复古派的领导者，其实都是做些疏证工作，无所发明。到了中叶以后，中国由闭关时代而转于开放，西方药物逐渐传入中国，这对中国药物起了绝大的变化，即是药物亦随着政治的腐败，而沦入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去了。于是有倡整顿国药，不要扬厉铺张，“见于目而尝于口”以济实用的，四川唐容川是其代表；到宣统时提倡化验药物的更大有人在，无锡丁福保的《化学实验新本草》，便是把东西学者化验中国药物的一些成就参证而成的。

到民国，中国药物已成为欧美国家侵略目标之一，美国大量来收集麻黄，德国大量收集甘草、当归，尤其是日本收集中国药物更多。日本药剂师小泉荣次郎对国药做了许多化验工作，著成《新本草纲目》流入我国，其影响尤巨。

要之，中国药物在历史上的演变，仍然是进步的，不过没有走上科学正轨，进步得很慢，跟不上时代。半世纪来，科学的合成药品已日新月异，许多重要药物，几莫不是自玻管中得来，国药要迎头赶上的唯一方法，便是要在很短的时期中，首先做到证实中药的习用旧经验是否有意义，再从而寻得中药的新作用，实为当务之急，亦即今天整理国药的第一要义，舍此而单独追求化验，恐事倍功半，很难于短期内收到成效。现在余云岫他们有此主张，我是赞成的，而且我对于国药文献（经验累积）的工夫已经做得不少，愿与诸位同学共同努力来完成这一整理国药的工作。

药物的起源与演变：揭示《史记》与任应秋论医集的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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