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应秋医学观念解读：春秋战国时代医学

（原载《浙江中医杂志》1958年第2期）

一、春秋战国的基本历史事实

周族向东发展的时候，西方的戎部落逐渐强大。周幽王时期的政治腐败，戎部落就乘机打进来。周幽王被戎人杀了，他的儿子平王向东迁都到洛邑，这是公元前770年的事。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的时期，称为东周的周朝逐渐衰落，先后出现了春秋诸侯争霸和战国七强混战的局面，这个时候，历史上称为春秋战国时期。大体上说，春秋时代将近300年（公元前770～403年），战国时代将近200年（公元前403～222年）。

春秋战国时候的社会情况怎么样呢？一是生产力空前提高了，春秋时代虽然已经发明用铁（铁字始见是诗经秦风中的铁驷），但大量熔铸和使用是在战国。二是商业发达了，郑国弦高是春秋时的大商人，吕不韦是战国时有着10 000多奴隶的大珠宝商，同时他还以商人的势力操纵了秦的政权。三是大都市兴起了，像齐国的首都临淄就有70 000户，“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其他像洛阳、郢、邯郸、大梁，大概也差不多。四是土地的私有制逐渐建立了，鲁国在春秋时已经“初税亩”（公元前549年），其他国家则大半在战国时也都走上了这个道路。五是阶级矛盾较前更加深了，一方面有佣耕的人像陈涉，一方面有大地主并且经营高利贷的人，像孟尝君就是靠这样大量剥削而养食客3000人的。由于社会上这样不平，所以有了“民恶其上”，“盗憎主人”那样的反抗，也有“杀盗非杀人”那样的镇压，更有像传说中盗跖一类的规模较大的起义。六是由于阶级的演变，出现了“士”这个阶层，他们是相当广大的政客群，也是官僚的后备军。七是由于物质条件的具备，战争的规模较前增大了，一个战争可以动员到几十万人。八是适应着这种急遽的变化，各国都经历着变法的过程，有名的楚国吴起变法在公元前383年，秦国商鞅变法在公元前359年，这种变法的主要意义是废除了残存的公社——井田，自然这也就意味着连带的其他上层建筑的变革。

由于以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因此而引出之社会的变化，于是建筑于其上的意识诸形态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主要是由于春秋时五霸继起，天子卑微的局面出现，于是对帝王的信仰发生了问题，过去的天道观念也因而动摇。降至战国时代，七雄并峙，天子已降为诸侯的附庸，因而在诸侯的心目中，早已没有天或上帝了。但这天道观的动摇，并不即是神权政治的消灭，相反，随着诸侯权力的涨大，各个封区都有独立的地方神，如楚祀“祝融”、“鬻熊”，杞鄫祀“相”，沈姒蓐黄祀“台骀”，所以鬼神迷信在这时候是很盛行的。这时有代表性的几个学派，如儒家、墨家、阴阳家等，无一不崇拜鬼神，而谈论鬼神的理论，当然也不离阴阳五行。尤其当时的“洪范”哲学和邹衍的“阴阳主运”说很盛行，洪范以水、火、木、金、土五行为施行政治的根据。如“水不润下”，“火不炎上”，“木不曲直”，“金不从革”，“金木火水汾土”，便为灾异，这些灾异的发生，就是由于阴阳的运行，失掉了秩序。阴阳运行怎样会失掉秩序呢？就是由于“人主不修德”。这样的学说大大影响了当时的医学。

二、主要的医学观念

春秋战国时，疾病鉴别的知识已有显然进步，如韩诗外传的十有二疾，为痿、厥、逆、胀、满、支、膈、盲、烦、喘、痹、风，释名所载的疾病有55种。这些疾病是怎样产生的呢？管子说：“忧郁生疾，疾困而死。”这指出疾病是内在的变化，忧郁是高级神经的病变，似乎说机体的高级神经失调，便会发生疾病。这时有位名医叫做医和，他医晋侯的病记载：“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乎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万忘平和，君子弗听也。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味，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左传·昭公九年》）

医和的理论是凡事均不宜太过（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太过便要发生疾病，太过就叫做淫，中医所谓的“六淫”，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但是并不是中医认为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而是阴、阳、风、雨、晦、明。在公元前714～310年期间，直隶方面有个名医，姓秦名越人，又叫扁鹊，他诊断虢太子的病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繵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之色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蹶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殆疑。”（《史记·扁鹊仓公传》）扁鹊的理论，也就是医和“六淫”的发展，而且更提出“阴阳”来强调机体的平衡性，阴或阳两方面太过或不及都是招致疾病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他“六不治”的条件中，他便明确地提出“阴阳并藏气不足，四不治也”的主张。

前面已经讲过，春秋战国时候鬼神的观念仍是相当浓厚，一般害了病，都认为是鬼神在作祟，所以《论语》说：“孔子有疾，子路请祷”，就是晋侯害的病，还是认为鬼神在作怪。《左传》说：“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知之，敢问此何神也。”因此，当时的医生竭力反对鬼神的说法，而注重机体内在和外在的生理变化，这是春秋战国时候医学的很大进步。《列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杨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渐，其子环而泣之，请医。季梁谓梁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为我歌以晓之。杨朱歌曰：天其弗识，人胡能觉？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医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晓，终谒三医，一曰矫氏、二曰俞氏、三曰卢氏，诊其所疾。矫氏谓季梁曰：汝寒温不节，虚实失度，病由饥饱色欲，精虑烦散，非天非鬼，虽渐可攻也。季梁曰：众医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则胎气不足，乳湩有余，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医也，且食之。卢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也，亦有知之者矣，药不其如汝何？季梁曰：神医也，重贶遣之。”（《力命第六》）

从以上故事可以看出三个问题：第一，有两个医生提到“非天非鬼”的话，可见鬼神致病的观念在当时确是浓厚的，而当时的医生是反对鬼神的；第二，病人是主张“宿命论”的，只有末后一个医生同情他（可能是迎合他的心理）；第三，有两个医生都是从机体的生理变化来观察疾病，这和医和、扁鹊基本是一致的。

又如：“晋侯梦大厉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子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心上曰膏，心下曰肓）？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左传，成公十年》）

医和为什么说晋侯之疾不可为呢？第一，他认为景公（晋侯）害的是“心病”，即是说主要是思想上有问题，“肓之上膏之下”就是说明病在“心”，因为古人都把脑的作用当做是心的作用，并不是真正的病。第二，景公信巫不信医，先被桑田巫“不食新矣”一句话严重的打击，增加了病的严重性，所以医和很愤激的说“药不治焉”，这也充分反映当时的医药观念是很朴实的，是反鬼神的。由于它的朴实性，因而治疗也很注重经验。如《礼记》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也就是注重经验的意思。

孔夫子有下列故事的记载：“宰我使齐，反见夫子曰：梁丘据遇虺毒三旬而后瘳，朝于君，君大夫众宾而庆焉，弟子与在宾列，大夫众宾并复献攻疗之方。弟子谓之曰，夫所以献方将为病也，今梁丘子已瘳，而诸夫子乃复献方，意欲梁丘大夫复有虺毒当用之乎？众坐默然无辞，弟子此言何如？孔子曰：汝说非也，夫三折股而后为良医，梁丘子遇虺毒而获瘳，虑有与同疾者必问所以已之方焉，众人为此之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疾也。凡言其方者，称其良也，且以参据所以已之方之优劣也。”这是向群众征求经验，或许也是交流经验中来提高治疗的效率。

三、预防医学的开展

预防医学思想在中国是很早就有的，如《周易》说：“君子思患而预防之。”（《既济》）只是还没有见到大规模开展的记载，惟在春秋战国时代，预防工作几乎成了经常的运动。(www.chuimin.cn)

首先是发展周族“改火”的方式来做防疫，《周礼》说：“掌行火之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夏官·上司耀》）孙诒让的《正义》说：“时气太盛，则人感而为疾，故以异木为燧，而变国中公私炊爨之火，以调救之。”所以，《论语》上也有“钻燧改火”的记载（《阳货》）。刘恭冕的《正义》说：“盖四时之火，各有所宜，若春用榆柳，夏仍用榆柳，便有毒，人易生疾，故须改火以去兹毒，即是以救疾也。”这说明改火的意义，就是驱除疫疠，保护健康，防止疾病。改火的方法怎么样呢？皇侃说：“改火之木，随五行之色而变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枣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枣杏也。桑柘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梄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梄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所以一年必改火者，人若依时而食其火，则得气又宜，令人无灾厉也。”（《论语集解义疏·阳货》）

改火防疫这一习惯，或许是一种制度，在当时民间是普遍存在的。在改火的同时，他们也提倡“泄井”“易水”的防疫运动。管子说：“当春三月，荻室熯造，钻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禁藏篇》）又：“以冬至日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教民樵室钻燧，墐灶泄井，所以寿民也。”（《轻重己篇》）水对传染病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泄井、易水，清洁水源，比改火的意义还大，在防疫运动上是有积极作用的。

“儺”，也是当时的防疫运动之一。《论语》说：“乡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阶。”（《乡党第十》）这是借宗教形式来举行的防疫活动。儺，究竟是怎样扮演的呢？据《吕氏春秋》高诱注说道：“周礼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率百隶而时难（即儺字）以索室驱疫鬼，此之谓也。”蒙熊皮，是用熊皮作帽。黄金四目，孙诒让《正义》说：“是铸黄金作假面具，为目者四，特意诈可惊怪的形状，来吓疠疫的鬼。”这种儺的方式，据月令记载，—年要举行三次，即季春三月，仲秋八月，季冬十二月。季春国儺，郑康成注说：“此难，难阴气也，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仲秋天子万难，郑康成注说：“此难，难阳气也，阳暑至此不衰，害将及人。”季冬，大难，郑康成注：“此难，难阴气也……为疠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吕氏春秋》的季春、仲秋、季冬的三个“难”字，都作“儺”，《淮南子》则训也是作儺。高诱注《吕氏春秋》“国人儺”说道：“以禳木气，尽之。”（《季春纪》）注“天子儺”说道：“儺以止之也，以通达秋气，使不壅闭。”（《仲秋纪》）注“大儺”说道：“逐尽阴气，为阳道也。”（《季冬纪》）他在《淮南子》时则训的注说是：“今之逐阴驱疫，为阳导也。”无论其认为是阴气也好，阳气也好，厉鬼也好，其为防疫的意义则一。

同时《左传》还说：“十一月，甲午，国人逐瘈狗，瘈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襄公十七年》）这种捕杀狂犬的运动，在预防医学上尤其有积极意义。

四、五行说逐渐渗入医学

五行，本是殷人最朴素的唯物观念，也就是他们所见到的五种物质原素说，《尚书大传》说：“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以达旦。前歌后舞，假于上下，咸曰：攷攷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人们打了胜仗，一面歌唱，一面舞蹈，唱出“努力呀，水、火、金、木是咱们老百姓所赖以生活的，土为万物所出生，并为咱们老百姓所使用”的歌。这一真理，完全是他们从生活中体会出来的，丝毫不带神秘的色彩。

在春秋战国时候，一部分仍然把这朴素的观念保留下来了，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鲁语》说：“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臧文仲《郑语》说：“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其意义也只是说人们的生活不是王公大人所给予的，而是由构成宇宙的五种物质元素所繁殖的。民间对这说法的普遍宣传，子思认为这种给予对统治者不利，于是他便一面承认这五种物质元素的说法，另一面便以之附会到人事、政治和迷信的各方面去。首先他便提出“中庸之道”来庸化它，例如他认为人类的行为“貌”要恭，“言”要从，“视”要明，“听”要聪，“思”要敏，这就是“五事”，这样就符合了“聪明睿知”的条件，就能“享用五福”，得寿、得富、得康宁、得趋善道，并得毫无痛苦的死。而在上天方面，就会降以吉兆，寒暑适宜，风调雨顺。反之，如貌、言、视、听、思各方面都不够，那就是“反中庸之道”，便会受到生病、愁苦、贫穷、受恶报，忧郁凄怆以死的“六极”的处分，这时上天也要降以凶兆，寒暑不时，风狂雨暴等等。这是子思把五行附会到五事，再以之附会到具有赏罚功用的五福、六极和上天的五种征兆。这样一则把朴素的五行说神秘化，另一则是在制止“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甚至“小人行险以徼（求也）幸”的情势之发展。换句话说，也就是想藉这种折衷主义来泯灭社会的矛盾而使之均衡。

到了邹衍的时候，他承孔、墨私学之后，百家朋兴之时，一方面氏族贵族衰落，而统治者不学无术，淫侈无度，更加吞并战乱，危机日益迫切，世主们正在朝夕不安，所以《史记》说道：“天子微，诸侯力争，五伯代兴，更为命主，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疆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礻几祥，候星气尤急。”（《天官书》）“察礻几祥，候星气”既是急需，又适逢“畴人子弟分散……礻几祥废而不统”（《史记·历书》）的时候，于是邹衍便大唱其“五德终始说”，来给他们安魂定魄，《史记》说：“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历书》）邹衍就是这样一个投机者。那么五德终始的内容究竟怎样的呢？《七略》说：“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选》李善注卷六魏都赋“察五德之所位”注引）

《史记·封禅书》又载：“自齐威宣之时，驺（同邹）子之后，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如淳解说道：“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谓之水德。”（《史记·封禅书》裴骃集解引）《封禅书》又说道：“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如淳解说道：“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而为服。”（《史记·封禅书》裴骃集解引）

玉函山房辑佚书《邹子》一卷说：“凡帝王之将与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故见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亦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乎土。”

五行相生相克的意义，就是这样附会来的，当然比子思的说法更进一步了。同时，《史记·封禅书》说道：“自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然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于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奇，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看了太史公这一段记载，战国时遣人入海求三神山奇药之事，独有齐燕之王，而方士也独为齐燕之士，邹衍却先居齐，后去齐居燕，因此齐燕的方士求药采药，终而至于自己炼药，难道不是由于邹衍五行之术的发展么？而且汉书楚元王元孙刘向传，有“邹衍重道延命方”的记载，很可能尽神农本草经里那些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等词句，也和邹衍有分不开的关系。此后五行的面目便随时在医药后出现了，也为两汉讲阴阳五行起了先导作用，但这里我们要重复一句，五行并不是祖国医学的原始产物。

五、简短的结论

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经济发展了一大步，政治也有很大的变动，贵族领主逐渐衰落，地主阶级抬头了，封建国家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斗争形势变化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思想的代表著作都在这时出现了，造成我国学术上非常光辉灿烂的场面。

尤其是儒家吸收了阴阳家的学说后，儒家的典型人物子思，为了要拥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把殷人素朴的五行说加以庸俗化，接着邹衍之徒再加以“终始转移”的神秘化，从此祖国医学的理论中，便有了五行生克的说法。但是，这时以医和、医缓、扁鹊等为代表的医学家们，仍是很素朴的从病人有机体与外在环境变化（阴、阳、风、雨、晦、明）的适应与否，来认识病理、生理变化，并以阴阳来强调机体的平衡性，而为治疗的准则，竭力反对当时的鬼神观念，注重经验的累积，这些都是这个时代医学的特色。同时这时期的预防医学亦有了开展，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