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指导思想：朴素唯物辩证法

《内经》是祖国医学的一部巨著，它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古代丰富的防治疾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直至今天依然对中医的医疗实践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像这样能够经受长期实践检验的一部巨著，必然有一种指导思想存在，这个思想就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现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说明。

一、《内经》的自然观

辩证唯物论指出，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对于世界的物质性认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内容不过600字，便7次提到“万物”，它说：“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万物不失，生气不竭。”“四时阴阳，万物之根本。”“四时阴阳，万物之始终。”“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所谓“万物”，即是说世界的一切无一不是物质，这里面包括人类本身。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又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意思是说人固为万物之—，但它在万物中是最可贵的。世界充满无数的物质，因而世界的变化，就是物质的变化。故《素问·天元纪大论》说：“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素问·六微旨大论》又进一步解释道：“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

物质世界的变化是极其复杂的，《内经》主要提出了两点：第一物质的变化是可以认识的，故《灵枢·五音五味篇》既谓：“孰能明万物之精。”《灵枢·逆顺肥瘦篇》又说：“将审察于物而心生。”第二物质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物化之常。”常，就是规律的意思。以万物概括自然界，毕竟还是笼统。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时期对于万物的认识，开始提出万物都由水、火、金、木、土五种基本元素所构成。五种物质元素所以能够运动变化，是由于它们各自有其对立面，在对立面中又有自己内部的矛盾（相治），因而万物变化就能无穷无尽（相继）。很明显这是一种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内经》里比较突出地有所反映。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说：“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

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认识到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并提出事物对立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事物对立的阴之与阳两个方面，主要表现为相互斗争，而不是平平静静的。故《素问·阴阳别论》说：“阴争于内，阳扰于外。”《素问·疟论》说：“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阴阳双方，既是对立的，又是互为依存的。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谓：“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同时它还指出阴阳双方不仅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各自向着相反的一方转化，叫做“重阴必阳，重阳必阴”。这些观念都是存在着辩证法的因素的。

历来的唯物论者，都把“天”解释为物质的自然界，人类应该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进而改造自然界。《内经》对此亦有相当的认识，单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一篇，就把客观存在的自然的“天”描写得十分清楚，它说：“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素问·咳论》则谓：“人与天地相参。”即是说人生存于自然界，便要参与自然界，要作自然界的主人，故《灵枢·玉版篇》说：“人者，天地之镇也。”《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也就是说掌握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才可以进而改造它，所以人为“天地之镇。”

二、《内经》的生理观

人既是物质世界之一，究竟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呢？《灵枢·经脉篇》：“人始生，先成精。”《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通过长期医疗实践，又把精分为先天和后天两种。先天之精，禀受于父母，是构成机体的原始物质，《灵枢·经脉篇》所说的精就是先天性的；后天之精，来源于饮食水谷的化生，经过血液的运行，以营养五脏六腑。先天后天，相互依赖，相互为用。《素问·上古天真论》说：“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后天之精不断地转化为脏腑之精，而脏腑之精又不断地补充了先天之精，先天之精藏于肾，持续地得到后天之精的充养，从而成为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内经》认为，气也是构成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之一，气于机体脏腑组织的存在，是通过脏腑组织的功能活动反映出来的，所以又可以把气概括为机体脏腑组织各种不同的功能活动。故《灵枢·决气篇》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复根据气在人体分布的部位以及所反映出来的不同作用，而分别为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等。

《内经》对血液的生化来源、生理循环、功能作用，都有比较精确的认识，如《灵枢·决气篇》说：“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本藏篇》说：“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既提出了血液是由中焦水谷精微经过生理变化而成，也认识到血液所含丰富营养料，通过气的推动，循着经脉运行全身，供给各器官组织所需的营养，这一认识在世界医学史上是居于前列的。

尤其可贵的是，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认为形体是第一性的，本原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派生的。所以《灵枢·平人绝谷篇》说：“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素问·六节藏象论》说：“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也就是说，神是由于精气所产生。关于精神活动的器官，我国民族的传统习惯称之为“心”，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也逐渐考虑到精神活动与头脑的关系。《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当然亦无可讳言，其认识还是较肤浅的。

《内经》还认识到机体各个器官组织都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分工合作，彼此有相互关联的关系。《素问·五藏生成篇》说：“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五脏之气也。”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肝生筋，在窍为目；心生血，在窍为舌；脾生肉，在窍为口；肺生皮毛，在窍为鼻；肾生骨髓，在窍为耳及二阴。又《灵枢·本输篇》说：“肺合大肠，大肠者传导之腑；心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腑；肝合胆，胆者中精之腑；脾合胃，胃者五谷之腑；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腑；……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腑也。是六腑之所与合者”。这一以五脏为中心，把脏腑与脏腑之间，脏腑与形体各器官组织之间，都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观念，一直是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础理论，几千年在医疗实践中都行之有效，成为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有其现实意义的。中医学的生理观之所以具有辩证唯物因素，是和它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分不开的。其中也包括对尸体观察的实践。《灵枢·经水篇》说：“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可见当时对人体和尸体的观察，是相当详细的。这就足以说明中医学理论中存在着唯物主义思想，是有它一定的科学实践依据的。

三、《内经》的疾病观

由于“鬼神致病，死生有命”的唯心论充斥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内经》的疾病观，首先就是反对鬼神迷信。《灵枢·贼风篇》说：“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尽管致病的因素很微细，不容易觉察到，但既然发生了病变，就必定有发病的因子存在，不能用鬼神的胡说来骗人。故《素问·宝命全形论》中干脆提出“道无鬼神”的主张，即是说在医学（道）中绝对没有什么鬼神的存在，宣扬鬼神的，便不能叫做医学（道）。《素问·五脏别论》亦谓：“拘于鬼神者，不可以言至德。”“至德”，即指医学。

鬼神邪说既被排除，便当明确地找到致病的原因来。《灵枢·玉版篇》说：“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疾病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而是由于存在着致病的因素逐渐形成的。疾病的成因，正如《素问·调经论》所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风雨寒暑，即风、寒、暑、湿、燥、火的概括，所以《素问·至真要大论》补充说：“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又简称“六气”。人类在长期和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到四时六气的变化规律，并能适应它。但六气亦随时出现反常的变化，如当寒不寒，当热不热，不当寒而寒，不当热而热之类。这种不正常的六气，古人叫做“虚邪”，最是致病的因素。故《灵枢·百病始生篇》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这种虚邪，后来又叫做“六淫”，六淫为病，从今天的临床实践来看，包括了生物（细菌、病毒、寄生虫之类）、物理、化学等多种因素作用于机体所引起的疾病。惟其限于社会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虽没有完全看到致病的微生物等，但能用“六淫”概括病邪，既不排除致病因素的影响，更着重研究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所引起的机体反应。这样将致病因素与机体反应结合在一起来研究疾病发生发展的方法，仍是很可贵的。(www.chuimin.cn)

“阴阳喜怒”，即喜、怒、忧、思、悲、恐、惊几种情志变化的概括，简称“七情”。在一般情况下，它本是大脑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属于正常的精神活动范围。但是，如果由于长期的精神刺激，或突然受到剧烈的精神创伤，超过了大脑生理所能调节的范围，就会引起机体内脏腑、气血等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素问·玉机真藏论》说：“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饮食居处”，现在一般叫做“饮食劳倦”。劳动和饮食，都是维持健康的基本条件，但饮食如果没有一定的节制，劳动没有一定的适度，就会降低机体抵抗能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正如《素问·痹论》所说：“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这些描述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既明确了病因，还得明确致病因素究竟是怎样作用于人体而发病的，概括来说，总不外机体阴和阳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的失调。阴阳失调的原因有二：一是机体本身的功能紊乱；一是外界致病因素对机体的影响。机体本身的功能活动及其对外界致病因素的预防作用，叫做“正气”；凡通过机体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的因素，叫做“邪气”。因而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过程，是正气不能抵抗邪气的结果。正气与邪气的矛盾斗争，中医学一向是把正气摆在主要矛盾地位的。只要机体的脏腑功能正常，气血和调，精力充沛，也就是正气强盛，邪气便无从侵入，疾病也就无从发生。《素问·上古天真论》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遗篇·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都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在正气虚弱，抵抗力不足时，病邪才有可能乘虚而入，导致疾病。《灵枢·五变篇》里更是反复地举例来说明，它说：“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愿闻其故。少俞曰：善乎哉问！请论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砺刀，削斵材木。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节，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夫木之蚤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曝大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叶萎；久淫阴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溃而漉；卒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枝折杌伤；秋霜疾风，则刚脆之木，根摇而叶落。凡此五者，各有所伤，况于人乎！”

这段对话，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疾病的因子是多种多样的，轻、重、大、小、缓、急不等；二是人各体质不同，抵抗力大小互异，因而所受病邪的浅深就不一样；三是人体正气充沛，抵抗力强，一般来说，不仅可以不受病邪的侵害，甚至可以消灭病邪。这个论点，是符合辩证法思想的。体内的正气，既能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亦关系着疾病的发展、预后，转归。因为疾病的发展、预后、转归如何，一定要取决于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正强邪弱，疾病就易于趋向好转或痊愈；反之，正衰邪盛，病情便将恶化，甚至死亡。这种强调人体正气的抗病作用，又不排除外界致病因素的条件学说，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者“死生有命，鬼神致病”的迷信思想，也驳斥了片面强调外因的形而上学观点。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才能更好地掌握正气与邪气的辩证关系，外因和内因的辩证关系，正确地认识和有效地防治疾病。

四、《内经》的治疗观

在古代社会里，由于对疾病的认识不同，也就形成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治疗路线，信巫，还是信医。唯心论者用祈祷、祭祀、占卜、祝由等方式来求天意的宽恕，到头来，只落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自我解嘲，也就是在疾病面前表现出那样的无能为力。《内经》在病因学中既不承认有鬼神，在治疗学内就必然要反对巫祝。《素问·移精变气论》说：“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意思是说，祝由所治愈的，只是些不必要治的小病；如果真是大病，祝由是不可能治好的。《灵枢·贼风篇》还进一步揭穿所谓祝由能治病的骗术说：“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这就一针见血的凿穿了祝由治病的骗术所在，不过是巫者预先掌握了病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治疗，祝由只是一个幌子而已。所以战国时扁鹊批评那些“信巫不信医”的病人，是无法可治的。

《内经》既反对巫祝，就只能唯物地与疾病进行斗争，积极地进行治疗，战而胜之。《灵枢·九针十二原》说：“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是多么积极的唯物主义思想，亦充分体现出对待疾病的辩证法。人们对于疾病，总是可以逐渐认识和征服的，也就是说没有不可以认识和征服的疾病。然而目前确是有许多还没有认识的疾病和较好的治疗方法，这是“未得其术”的问题。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终归有得其术的一天。现在还有对某些病无所作为时，竟提出“不治之症”的谬论，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精神的。

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征服疾病？《内经》早在2000多年前便总结出治疗疾病的几个法则。首先是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所谓“不治已病”就是不要等到已病了才治。这一思想是积极的，也就是无病先防的意思。治未病，还包括一种“既病防变”的观点，已经病了，就要争取早期治疗，防止疾病的发展与传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就说明了如果不从全面看问题，不具“杜渐防微”的思想，不作出及时处理，病变就会逐步深入，由表及里，由轻而重，由简单到复杂。因此，在防治疾病过程中，必须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传变途径，做到早期诊断，有效的治疗。病与未病是一对矛盾，某一部分发生了病变，它将影响到没有病变的另一部分。因此在治疗时既要解决好已病部分的矛盾，也要解决已病和未病之间的矛盾，这才符合全面看问题的方法。

其次是明标本。标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具体疾病、具体病人而各有不同。以病因而论，引起疾病发生的原因是本，各种临床表现为标；以正邪关系而论，正气是本，邪气是标；以病位而论，原发病变部位是本，继发病变部位为标；以症状本身而论，原发症状是本，继发症状为标；以疾病的新旧而论，旧病是本，新病为标。于此可见，一切错综复杂的病变，都可以分析其为标为本，标是次要的，本是主要的，明确了标本的问题，也就分清了主要和次要的问题。疾病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较复杂的疾病，往往存在着多种矛盾，其中必然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本，次要矛盾是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于本。”就是说治病要抓主要矛盾。所以《素问·标本病传论》、《灵枢·病本篇》都一再说明这个道理。它说：“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气，有同气，小大便不利治其标，小大便利治其本。”说明十之八九均当治本，惟中满、大小便不利二者可以治标，因两症为危急之候，虽属标病，亦当先治，所谓“急则治其标”也。若病非危急，仍得治本，解决主要矛盾。

第三是辨逆从。逆治与从治，也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定要以病情的真假为依据。无论是寒证、热证、虚证、实证，它都是表里如一，体征明确，而无任何模糊不清，或模棱两可的情况时，病情真确，则为“真证”，便当逆其病势而治之，这是逆治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散与收相逆，散与抑相逆，润与燥相逆。通过这种种与病势相逆的治疗方法，矫正其由病因作用所发生的病理变化，而达到恢复机体正常生理的目的。但有些比较复杂的病变，内在的病理变化，与反映出来的症状颇不一致。如：“阴盛格阳”的真寒假热证；“阳盛格阴”的真热假寒证；脾虚不运而腹胀的真虚假实证；饮食积聚而腹泻的真实假虚证。表里极不一致，似虚而实实，似实而实虚，便应当透过现象，认清本质，从其本质而治疗。如内真寒而外假热的，便置其假热之象不顾，用热药散其真寒；内真热而外假寒，便置其假寒之象不顾，用寒药以清其真热。《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即症有热象而用热药，症有寒象而用寒药，症有实象而用补药，症有虚象而用泻药，这就叫做“从治”法，言其方药的功用与症状的表现是一致的，便名之曰“从”。《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说：“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可使气和，可使必已。”说明无论用逆治法或从治法，要想达到“伏其所主”的目的，必须具有辨识“先其所因”的本领才行。因此说，无论用逆治法或从治法，都是针对着病因来治疗的。

第四是识同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一辩证法思想，在《内经》的治法中亦是较突出的。《素问·五常政大论》说：“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同一疾病，由于病因病理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便得采用不同的治法。例如同一感冒病，由于有风寒证与风热证的不同病因和病理，治疗就有辛温解表与辛凉解表的各异。甚至同一风寒证，由于季节、地域、体质种种的不同，还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处理。《素问·异法方宜论》说：“杂合以治，各得其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由于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实践经验的不断累积，后来竟发现异病也可以同治，也就是在不同之中去求同。因为有些不同的疾病，由于病因病理相同，或处于同一性质的病变阶段，便可以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如慢性痢疾、慢性腹泻、肛门脱肛、内脏下垂等，往往都是由气虚下陷所致的，便都可以用一个益气升提的方法来取得疗效。又如失眠、心悸、妇女月经不调等不同的病，病变过程中在都处于心脾两虚的同一性质阶段时，用一个补益心脾的方法，也同样能取得较满意的疗效。无论是同病异治，或是异病同治，都是符合“透过现象看本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法的精神的。

结 语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来，《内经》中所存在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十分明显的。它在长时期的封建社会发展中，能运用这一思想作为指导，是和它经过长时期的医疗实践分不开的。因此，蔚成我国医药学一个伟大的宝库，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巨大价值。

但无可讳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亦受到一些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先验论的影响，故《灵枢·邪客》有“人之肢节，以应天地”，“人之合于天道”等说。《灵枢·通天》把人分做五类，《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又在五类分人的基础上，发展为“五五二十五人”，可说是与医学毫不相干的东西，这些内容，对中医学的发展，是起到一定的桎梏作用的，历代绝大多数医学家都认为是糟粕而予以扬弃，今天我们更应当给予严肃的批判。我们继承祖国的中医学，必须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主流和非主流。其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部分，是中医学的精华，是它在不断发展的主流。至其中受到唯心论影响的一小部分，当然是糟粕，但毕竟是非主流的。如果像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那样，对中医学一概否定，实际上就是否定人民群众对中医学的贡献，割断历史。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所以我们在肯定《内经》中所存在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同时，必须要具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肯定其伟大的成就，也要指出其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分析中医学的理论，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有力的说明它。我们说《内经》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是从生理、病理、治疗各方面都通过医疗实践而得出的结论。今后我们还要不断地通过医疗实践来提高它，努力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精神，使丰富多彩的中医学，更充分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类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