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任应秋论医集:打造坚固基础,传承祖国医学遗产

任应秋论医集:打造坚固基础,传承祖国医学遗产

【摘要】: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了,最符合广大人民需要的祖国医学,大大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珍视,因为党和政府对中医的政策向来是明确的。一种认为同样适用于中医本身,“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是继承祖国医学遗产的具体措施、必经步骤,“整理提高”是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必要手段。

(原载《中医杂志》1958年第3期)

容易流光荐岁除,浑忘足学在三余;明朝又以春为首,欲破灵兰秘典书。-1957除夕口占-

这是我在1957年除夕写的一首小诗,表达我的感受,大好时光不断地过去了,对祖国医学的学习,却不曾努力钻研,甚至还存在着许多错误的看法,现在逐渐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应该与岁更新,更好地从头学起,做个名实相符的继承与发扬祖国医学文化遗产的中医科学工作者。

我17岁便开始学习祖国医学,从学习到工作,整整有28年多了。在这相当长的时间里,正如叶橘泉同志最近给我的一封信里所说:“过去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方向不明,以致成了迷途的羔羊。”是的,尤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在祖国医学这个领域里,确也做了一些工作,甚至还和国民党统治作过一定的斗争,但是,确是没有较明确的工作方向的。如祖国医学的本质是什么?国民党统治为什么说祖国医学不科学,要消灭它?我们在当时争取祖国医学要存在的目的是为什么?这些问题,在当时可说都是茫然的,因而在当时所从事的中医工作,许多看法做法,都缺乏正确性。20多年来的工作成绩并不显著,甚至还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作用,良莠以也。

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了,最符合广大人民需要的祖国医学,大大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珍视,因为党和政府对中医的政策向来是明确的。尤其是通过1954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再次批评了轻视、歧视中医的严重错误,提出“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这一明确的继承与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方针后,全国的中医、西医都受到很大的鼓舞,都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钻研祖国医学,几年来从各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无可讳言,“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这一方针,在目前中医界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一方针是适用于西医学习中医的,与中医本身无关。一种认为同样适用于中医本身,“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是继承祖国医学遗产的具体措施、必经步骤,“整理提高”是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必要手段。我同意后一种意见,不同意前一种看法,请申言之。

像我这样年龄的中医,是目前中医工作中较有力的中生力量,实际目前的许多中医工作,正是由这批力量推动它。这批力量有个特点,即在这二三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中,或多或少都受到恽铁樵先生、陆渊雷先生的影响。即以我为例,虽不曾出于恽、陆两先生门下,但受到恽、陆两先生的影响是不少的。恽、陆两先生的治学方法有些不同:恽氏以《灵枢》《素问》为医学之祖,学祖国医学的不能不读;陆氏便根本否定《灵枢》《素问》,没有学习的价值,只承认汉唐以后方书,便是祖国医学的精粹所在。

但恽先生主张“以怀疑的眼光读《黄帝内经》”(见《群经见智录》),过分地把《内经》割裂了,他说:“《灵》《素》为中国医学之祖,而此两书于脏腑部位及其作用,均不明了,例如肝之部位偏右,而《灵》《素》以肝配五行之木,木主生气,其位在东,于人体在左。为之说者,不明《灵》《素》在左之理,乃云肝虽在右,其气在左,此种曲说,何能服人。又如《灵》《素》所言膻中与脾,此两物以今日实验一相比附,几莫可指名,宁非怪事。凡此皆极粗极浅者,犹且如此,至略言体功作用,乃无一相合者,虽欲曲为之说而不可得,如余君云岫《灵》《素》《商兑》所言,已昭然在人耳目。”(《药庵丛书》二辑《伤寒论研究》自序)当时我读到恽先生这篇文章,非常佩服他的见解的,说得踏实有据,于是“用怀疑眼光读《内经》”。这个“法宝”便逐渐地到了我的手里,从此我看待《内经》,即具有较大的怀疑成分在里面。但今天把恽先生的文章拿来重读,确乎不得不令人怀疑了。

“肝生于左”的出处,在《素问·刺禁论》里,原文如下:“黄帝问曰:愿闻禁数。岐伯对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膈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旁,中有小心。从之有福,逆之有咎。”这段文字,主要是谈刺禁的要害问题,并不是谈解剖部位。所谓要害,是指各脏的紧要俞穴,误刺了便足以为害的意思。肝生于左,是言肝木生发之气著于左,肺藏于右,是指肺的清肃之气臧于右,藏,在汉时通臧,臧,善也。左右,亦即代表阴阳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可以为证。如恽先生亦以此为曲解,那末,下面几句的“心部于表”,难道古人亦不曾认识心脏是在胸腔里面,而摆在表面的吗?“胃为之市”,难道胃里有个城市不成吗?部,统也,心为阳之阳脏,阳气卫于外而为表,所以说“心部于表”;市为集散之所,饮食集于胃,复变化为精汁,散于全身,好象市场般的,所以说“胃为之市”。他如肾之所以治于里,脾之所以叫做“使”,膈肓之上的“父母”是什么?七节之旁的“小心”又是什么?无一不有其特殊的含义。恽先生不究其原有的理论,竟从现在的解剖生理角度来衡量它,而直以为曲解,是何等的可惜!难道古人真不懂得“肝位偏右”吗?《难经·四十二难》云:“肝左三叶,右四叶。”这不明明说肝在解剖部位上是偏于右吗?滑伯仁《十四经发挥》更明确的说:“肝之为藏,其治在左,其藏在右胁右肾之前,并胃著脊之第九椎。”这不是更明白地说出肝偏于右吗?

膻中与脾,亦是《内经》从功能上解释的两个不同脏器,《灵枢·海论篇》云:“膻中者,为气之海。”它的部位在两乳间,是人身的上气海。《韩诗外传》云:“舜甑盆无膻。”注云:“膻,即今甑箪,使水火之气上蒸,而后饭可熟,谓之膻,犹人身之膻中也。”《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是脾的主要作用,是把胃游溢给它的精气,上输于肺,所以《素问·刺禁论》说:“脾为之使。”都是各从其机能言。所以苏联专家华格拉力克教授说:“在中医概念中,认为脏器不仅是形态学上的一个单位,而且是一个机能单位。”这就完全体会到了《内经》所言藏象的基本精神。而恽先生以为“以今日实验一相比附,几莫可指名,宁非怪事。”不仅不足可怪,我实不禁反为恽先生寄与无限的惋惜,惋惜什么呢?即是以恽先生之才之智,不曾把《灵枢》《素问》的知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竟以“怀疑眼光”一马当先,而致此遗憾。

陆渊雷先生的主张是:“国医之胜于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素》《灵》《八十一难》等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时医不察,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惟经方自《伤寒论》《金匮要略》以至宋之《局方》,皆凭证候以用药,无空泛之理论,《本经》《别录》言药性,亦但言某药主某某诸证,皆由实验,无悠谬空虚之论。金元以后,始采《素》《灵》之说,以解释病证方药,此实中医学之堕落,不可从也。”(《陆氏论医集:整理中医学说刍议》)当年我见到陆先生这种论调,更适合口味,因为读《内经》既要有怀疑的眼光,倒不如一刀两断,不读之为愈,不是更来得干脆吗?

陆先生的言论引我入胜的,最是一些关于临床方面的解说,如:“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今试用桂枝汤于此等病,如响斯应。夫医家的目的,治病而已,病已治,则不言其理可也。经方但言某方主某某诸证,而未尝言其理,非不欲言,在当时之知识,其理有未可知也。后之人智不足知,而不肯自居于不知,于是援《灵》《素》以为解释,乃谓风伤卫,荣弱卫强,桂枝汤调和营卫。又谓风邪伤人,桂枝祛风,是一病一方,已有二解说矣。又有引《天元纪》之文,主太阳寒水,本寒标热之说者,则尤荒诞不可究诘,试进而问之,荣是何物?卫是何物?荣弱卫强,何故致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又以何种作用而调和荣卫?若谓为风邪,则无人无日不吹风,何以他人不病,而此人独病?桂枝又如何祛风?如此追问,吾知其必瞠目不能答。……余试舍《素》《灵》,以今日之科学知识为解释,则其理明白切实矣。盖浅层动脉充血,故脉浮而发热,汗腺分泌过度,故汗出,皮肤上之汗液,遇风而蒸发,蒸散必吸收热度,故恶风。桂枝汤之主药为桂枝、芍药,桂枝之主成分为挥发油,挥发油能刺激血管神经,以调整血液之流行,芍药之主成分为安息香酸,安息香酸能刺激痉缩中枢,故能收缩血管。桂枝气厚则外达,芍药气薄则内行。人体之常理,一部分血管弛缓而充血者,他部分血管必收缩而贫血。桂枝证浅层血管弛缓,知其深藏血管必收缩,用桂枝以调整浅层血管,芍药以舒放深层血管,则肌表之充血自平,发热自止,汗液亦不复漏泄矣。以此解释,处处近情著理,有科学实验为根据,虽令黄发碧眼之医博士闻之,亦当心服首肯,何苦为《素》《灵》作忠臣遗民,抱残守缺,自取灭亡哉!”

当年我看到陆先生这段文字,亦是非常满意,认为科学性很强,足以说服人。但是,现在看起来,上列两段文字的问题都是很大的。陆先生认为“国医之胜于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这无异乎说,中医的治疗是没有理论指导的,治疗有效,理论不通,难道说世界上有不可知的实践吗?陆先生说:“经方治病,未言其理,其理有未可知”。但《伤寒论》说:“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难道这不是明明白白在解释桂枝汤解表的道理吗?“复发其汗,荣卫和则愈,宜桂枝汤。”是桂枝汤的调和营卫,本出于《伤寒论》,陆先生何得指为世注家援引《灵》《素》以为解释呢?桂枝祛风,也就是桂枝汤的祛除太阳中风证,说桂枝汤治中风证是指其然,调和营卫,是明其所以然,陆先生何得说是一病一方的二种解说呢?伤于寒而病热,这是外感病所习见的,伤于寒是致病的根本,所以叫做本寒,发热是伤寒病的现象,所以叫做标热,用桂枝、麻黄等剂去其所伤之风寒,则热自然消解,这就是《素问》说“治病必求其本”的具体表现,陆先生何以反指为“荒诞不可究诘”呢?《灵枢·百病始生篇》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这明明说无论“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的,所谓虚邪,即指六气从虚乡来的邪气,凡是不得其时,不得其方位的,都叫做虚乡,如春应为东风,反从西方来的,这种风令人防范不及,便是虚邪。又如冬季应寒而不寒,或者寒而太盛,这也是令人难以防范的,也是虚邪,这种虚邪,才能病人,不仅此也,还要“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也就是说,还要人体也有缺点,这样“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相反,“无虚”,便“不能独伤人”。然则,陆先生“无人无日不吹风,何以他人不病,而此人独病”之说,实在没有提出的必要了。桂枝所含的挥发油在皮,仲景桂枝汤用的桂枝都要去皮,还有挥发油的存在吗?截至目前为止,据药物化学方面的报道,芍药含挥发油、天冬素、安息香酸等,其主要成分还不明,是陆先生“芍药之主成分为安息香酸”之说,颇乏论据。退一万步言,桂枝的作用是挥发油,芍药的作用是安息香酸,可否用挥发油和安息香酸来代替桂枝汤呢?如不可能,出此说便无实践意义。或者陆先生亦深知其不可能,便又为之补充解释云:“桂枝气厚则外达,芍药气薄则内行。”这又完全是《内经》的道理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阳为外,阴为内,“气厚外达,气薄内行。”难道现代科学里还找得出这样的论据吗?陆先生何其自相矛盾呢?

二(www.chuimin.cn)

从上面所举的事例看出,恽先生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内经》,陆先生首先拒《内经》于千里之外,两先生治学的方法虽各有不同,而其失则一,即是同样地不能把祖国医学遗产尽先全面地继承下来。我在当年对《灵》《素》的学习,就是用了恽先生的怀疑方法,不认为《灵枢》《素问》有个完整的体系,只在里面去选择它的个别字句,也就是从个别字句方面去承认它,其余很大的部分都列入“怀疑”的领域去了。如在我著的“脉学研究十讲”里评论《素问·平人气象论》“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一段说:“左乳下,正是心尖的部位,其动应衣,正是心脏唧血的跳动,以左乳下的动,为脉搏动的原动力,而称为脉宗气,这是对的,但牵涉到胃大络,那又不对了。”

现在检查到我这种“评论”仍是不对的。因为这段文字是全篇中讨论脉本于胃气的一个小结的几句话,以上有“平人之常气禀于胃”的主题,又有春、夏、长夏、秋、冬各个季节里胃平气的说明,这小结里“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鬲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几句,正在说明胃气之所从出,我把主题抛开了,单抓住“其动应衣”一句话,仍为与现在生理所见相符合,反而评论“胃之大络”这句主题不对,这就是没有全面去通读,孤立地着重一点所造成的错误。同时下面还有几句说:“盛喘数绝者,则病在中结,而横有积矣。绝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同样是“其动应衣”一句话,一个是宗气所从出,一个是宗气所由泄,不从全面看问题,后面这几句更无从交代了。也正如某些同志对“三焦”的争论一样,只认为三焦是人身的水道,可以比拟为淋巴系统,但却忽略了三焦主要是司气化的这个主题。如《素问·荣卫生会篇》说:“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外,此所受气者。”《难经·三十八难》说:“谓三焦也,有原气之别,主持诸气。”《难经·六十六难》说:“三焦之所行,气之所留止也。”《金匮》说:“上焦受中焦气。”《中藏经》说:“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气也。”抛开了三焦司气化的主题来讨论,也同样会走上歧路,而不可得出较好的结论来的。

又如陆先生拒不谈《内经》,执方议病,采用一些科学资料来说明。对待《内经》我既采取了恽先生的方法,当然我不会同于陆先生拒而不谈了,但陆先生执方议病的方法,当年我是完全同意的,陆先生作品中所搜集的一些科学资料,我在写文章时,亦曾多次借用,好像这便是达到发扬的地步了。但现在把陆先生的作品重新翻来看看,问题确是不在少数。第一把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搞乱了。第二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将越发荒废而不能收拾了。第三现有的科学资料还代替不了祖国医药的理论,也说明不了整个问题,因而越想说明,越是说不明了。

总之,恽、陆两先生的治学是勤奋的,才智亦是卓越的,就是在方法步骤方面,缺少了最关紧要的一步“继承”工夫。由于没有把祖国医学最基本的知识,系统地继承下来,遽然便谈整理发扬,是整理不出东西来的,更无从发扬了。相反,所影响于后来的,即以我为例,是基础薄弱了,脑子里没有储备许多货色,在各种工作中,都感到非常吃力。如在西医学习中医这一工作中,我便感到相当的棘手,因为西医的水平较高,我的理性知识和临床经验都很贫乏,西医同志们在学习一个问题时,很希望中医教学人员有系统地、丰富地、成条理地教给他们,但是我们很难满足西医这一要求,这对于西医同志们的学习热情,是有一定的妨碍的。记得1956年我在重庆西医学习中医班讲《金匮要略方论》时,开始讲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一段,就很费踌躇。照陆渊雷先生的意见:“《内经》云,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肝应木而胜脾土。以是知肝病当传脾,则理想之极荒诞者也。”(《金匮今释》)当然,我理解陆先生这意见是不会为西医同志所欢迎的,不能采用,便不能不在张仲景自己所说撰用的《素问》上求得根据。《素问·玉机真藏论》云:“五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言此气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才知道肝病传脾的根据在这里,指导肝病传脾的理论即是“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受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祖国医学认识脏器病变,相互影响的理论。先把这个理论确立了,便知道肝病之所以传脾,心病之所以传肺,脾病之所以传肾,肺病之所以传肝,肾病之所以传心,都是被传的脏气,不如(所不胜)所传脏气的强(所胜)的原故,五脏之间,为什么有这所胜、所不胜的关系呢?这就是由于肝心脾肺肾、木火土金水、生长化收藏等一系列的理论演绎得来的。如陆渊雷先生的意见,谈五行生克便是“极荒诞”,应把肝释为神经,脾释为消化系统,肝病传脾,“乃谓忧愁郁怒足以阻滞消化耳”,那末,心病传肺、脾病传肾、肺病传肝、肾病传心又将如何理解呢?因为这是相互关连的一系列问题,单是谈谈肝与脾,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的中心思想,正由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心思想,陆先生便认为下文的“酸入肝至要妙也六十九字,迂谬不可为训”。如果先明确了《内经》里的理论,便知道《金匮》“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的道理,也就是《素问》“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的道理。这几个“伤”字,应同意徐忠可、程林等据《三因方》作“制”字解。

由于陆先生治医学,是拒《内经》而不谈的,我提出这样的论据,假使陆先生仍健在,未必他能首肯心服。同时这个理论,究竟有多大的科学价值?尚待集思广益,共同来研究。但有两点,我认为是应该肯定的。第一,通过这种方式,把朴素的祖国医学的脏气互病知识继承下来了,足以提供我们作从事整理发扬很好的档案。第二,肝病传脾的虚证,用实脾的方法,在临床上是有现实意义的。如曹颖甫先生云:“肝藏血虚,则其叶燥挺而压于脾,脾气郁,则痛延腹部,遂有腹中急痛之证。《伤寒论》云:‘阳脉急,阴脉弦,腹中急痛,先予小建中汤。’盖桂枝汤其味本甘,加饴糖即其味益甘,《内经》所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即实脾之说也。”(《金匮发微》)

1955年11月4日《健康报》社论说:“要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首先要系统地全面学习中医,必须把中医全部继承下来。任何科学都是从继承中发展起来的。”这个指示非常明确,要发扬祖国医学,没有首先在继承这一步痛下工夫,也就是说没有很好地把祖国医学全面继承下来,是没有谈发扬的权利的,也如毛主席所说,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一样。卫生部傅连璋副部长关于这点,亦曾作了较确切的解说,他说:“读中医书,系统学习中医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我们学习中医,不仅要学习中医单方,简单的开方用药,而且要学习中医理论,全面深刻地研究中医学术,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未经认真的学习就谈不到科学的整理,而未经现代科学整理之前,是很难分别精华和糟粕的。因此,在学习的时候,不要做过早的批判,应当先接受过来,以后在学习中再慢慢地去研究它。中医在临床上有一些问题不能一下子讲出道理来,也不要因为讲不出道理来,就说是不科学,就怀疑其作用。”(195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载氏著“积极领导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

我自己通过检查,就是由于过去学习的态度不够好,如对《内经》,便首先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它,这样如何学得进去,学得好呢?相反,无论学习什么,总要抱着“诚信”的态度才行,不诚信,就是不虚心,就是自己的主观意识太重。一定要耐心地学到手以后,再用辩证唯物的客观方法来研究它。学习祖国医学的艰苦过程,陆士谔先生富有经验。他说:“凡读古书,须先存一信仰心,切不可稍怀疑虑。盖吾学方求自古书,倘怀疑虑,求学之志不诚矣,学何由进?吾须极信其说,更进求其所以然之故。犹忆二十年前,士谔初读《素问》,见阴阳五行生克之说,心窃窃疑虑。缘方寸间满怀欧人科学新说,以阴阳五行生克为空谈,屡读屡废,毫无寸进,后病咯血,服西药转剧,延吾师唐纯斋先生诊治,畅聆木火刑金之论,服其方,良效。因思阴阳五行生克,乃数千年来之古学说,此数千年中,岂无聪明特达之士,倘无真理存于其间,决不传流至今也。于是发愤再读,信心稍坚,所获亦稍富,此时心中惟存一中国医学,偏于理想,欧洲医学,偏于实验,各有所得,两失其平之观念已耳。越半年,信心又稍坚,觉古圣论理之精,察病之细,远出欧医之上,其阴阳五行生克,不过一病变之代名词,俗子不识,致多凿说。又阅一年,学始大进,信心亦愈坚,知古圣天纵之圣,不但洞见藏府,且亦亲行剖视,其定名论道,天之五运、地之五行、人之五藏息息相关之理,与世上所有金木水火土五物,同名而异品,不能混为一谈,视同一物也。夫曰运曰行,均变动不居者也,故火曰炎上,则知五运五行之火是炎上,凡含有炎上之性者,皆可名之曰火,不必专指一火也,水曰润下,凡含有润下之性者,皆可以水视之,推之于曲直之木、从革之金、稼穑之土,无不皆然。且金之所以名从革,为主肃降也,凡物之含有金德者,皆能肃降。炎上是升,从革是降,曲直是条达,稼穑是墩厚,润下是濡泽,明乎此,而五运五行之真理得,其所以生克承亢之理,亦不难进勘而知也。同一《素问》,心怀疑虑,读之毫无寸进,心存信仰,读之学顿大进,此信字诀之所以居第一也。”(《医学南针》)要怀疑,亦必先信而后疑,先信即是为后疑创造条件,否则便无疑虑的根基了。我们对祖国医学的继承,疑虑过多,信诚太少,因而收获不大,基础薄弱,没有象陆士谔先生那样地获得猛进。所以陆土谔先生所取得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恽铁樵先生未曾学得,便置怀疑的方法,实有碍于对祖国医学的系统学习,应引以为戒。

党的中医政策提得非常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借以提高现代医学和医疗水平,发展人民保健医疗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怎样继承呢?就是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怎样发扬呢?就是整理提高。而目前的任务,主要是在继承,不在发扬。继承可以分做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文献上继承,另一方面是向某些富于学识经验的中医师继承。无论从那方面继承,都得使用系统学习、全面掌握的方法。怎样才叫系统学习呢?就学习文献言,必得从《内经》经典学起,一直学到伤寒、金匮、本草、方剂、临床各科。系,《广韵》云:“绪也。”丝之有端,业之有基,都叫做“系”。通训定声说:“垂统于上,而连属于下,谓之系,犹联缀也。”总束众丝之绪叫做统。于此便体会到凡事有源头、有连系,而又全面的,才叫系统。《灵枢》《素问》是祖国医学的源头,也就是整个祖国医学所从系,借“通训定声’的话说,《灵枢》《素问》经典在祖国医学中,便有着“垂统于上,而连属于下”的重要地位,如果不从这一经典学起,便不得称为系统学习。恽铁樵、陆渊雷两先生处在国民党统治消灭中医的气氛里,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们对《灵枢》《素问》怀疑也罢,拒绝也罢,都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很幸运,生长在毛泽东的伟大时代,又有党的正确的中医政策领导着,号召我们要系统学习,如仍不从《灵枢》《素问》学起,便不可能令人原谅了。有人对《灵枢》《素问》称经典亦颇怀疑,其意若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称之为经典,固无可訾议。《灵枢》《素问》虽是祖国医学的根本文献,但其中瑜瑕互见,不可能有放诸四海皆准的价值,是否亦称典呢?我的意见是:经典本是祖国原有的名称,略始于唐朝陆德明所撰的《经典释文》。它的内容包括十三经、老子、庄子、尔雅等。左昭25年注云:“经者道之常”,所以古代凡属圣贤所著,都称经,不管儒、释、道,都各有其经。典之为义,亦常也、法也,即是说常用而可为法的,都叫典。祖国医学在汉以前即有医经家一派,《灵枢》《素问》,本是当时组成医经的一部分,所以两书合称为《内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统称为《金匮玉函经》,它如《本草经》《脉经》等不一而足,而《素问》里又有“灵兰秘典”等篇名,称之经典,仍是朴素的,非为过誉妄尊,虽然称经典与不称经典,在名称上关系不大,但这却是思想上重视与否的一种反映,不能等闲视之。

惟学习《灵枢》《素问》经典的具体办法,可以不作规定,随其条件的许可选择不同的书本来学习,如有条件,能学习经典原书最好,如不可能,先学汪訒庵辑的《素问灵枢类纂》也好,或者先学习汪省之的《续素问钞》、李念莪的《内经知要》、陈修园集的《灵素节要》等,均无不可,但《灵》《素》的全貌总得要有机会去探索一番。经过这样,才算对祖国医学扎下根,不通过这番工夫,便是没有取得巩固的基础,便不容易做好整理发扬的工作,甚至还无从下手整理发扬。

如果向某些富于学识经验的中医师继承,亦得在这位中医师的学识经验领域内,进行系统学习,把这位中医师的本领全部接受过来,与他同样地能够灵活掌握运用,不能单学习他某些偏方,尤其是某些修养丰富的老中医,还得要有一定基础的中医向他学习,才能理解老中医的语言,懂得老中医的技术,才能及时吸收过来予以整理,作成档案,如一般的带徒弟,是不适合的。

要之,祖国医学是丰富多采的,文献记载亦是气象万千的,但它总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是《灵枢》《素问》《伤寒》《金匮》等几部经典,把这几部经典弄通了,在祖国医学领域中,确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党提出的“继承与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正确政策,必须贯彻“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这一正确方针,必须有步骤地实现。今年是我国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向新的胜利跃进的一年,我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和卫生部的正确领导下,与全国中西医同志一道,尽先通过“系统学习,全面掌握”的方法,希望进一步把整个祖国医学全部继承下来,为将来的整理提高、发扬光大的工作打下巩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