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乡发展的动态演进：统筹城乡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重庆城乡发展的动态演进

重庆城乡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1949—1957年，从旧中国城乡关系向新型城乡关系过渡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是中国五个人口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之一，但经过多年战争，百废待举，工商业严重萧条，财政经济状况十分恶劣。如1949年6月，全市1000余家大小工厂中停业关闭者达80%；1950年初，全市约有5万失业工人，连家属在内共达17.5万人。因此，农业、工商业和城市的初步恢复与重建迫在眉睫。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复苏重庆经济的千头万绪的工作中，重庆市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恢复农业生产。1950年3月，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命令地主富农及一切机关、学校、祠堂、庙宇、教会出租的土地，一律按原租额减低25%，规定减租后的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5%，减租年限从1950年起施行。1951年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了《重庆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通过土改，全市75万农民共分得300多万石土地 ⁽¹⁾，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大多数农民从土改中获得了较大的利益，70%以上的农户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通过发放各种农业贷款，组织生产互助组，对贫穷地区减免公粮，对困难户实行救济等措施，农业经济获得较快恢复。

1950年3月中共重庆市委提出了有计划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针。市政府组织编制了1951年生产计划、1952年国民经济计划，指导恢复生产。本着公私兼顾的原则，对私营企业采取合同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等方式，扶持私营企业尽快复工，仅1950年对私营企业有组织的加工、订货、收购共计达4660多万元，银行贷款1000多万元，扶持了50多个行业的恢复生产。积极组织联营社，集中资金，有计划地恢复生产。仅1950年就组织联营社70多个，参加厂商达1400户。据资料统计，1950年2月至12月底工业实际增加开业1120户，商业实际增加开业2430多户，开业的工商业职工人数达16600人。 ⁽²⁾

贯彻执行城市建设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加大交通和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1952年6月13日，全长505千米的成渝铁路正式贯通，对形成区域经济中心和工业中心功能，发挥西南工商业重镇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采取新建改建道路，裁弯取直，连接新的工业小区，初步形成了城市道路网；电力设施、自来水管道、公共汽车、轮渡等城市公用事业也逐步恢复；大田湾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大礼堂等城市标志性建筑相继建成，城市面貌有相当改观。

通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后，重庆迅速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84%，平均年增长28%。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增长43.8%；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402.68万吨增加到1952年的470.97万吨，增长了17%。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如1952年钢材产量比1949年增加15倍，水泥产量增加6.6倍。全市职工总人数从1950年的23.32万人增加到1952年的30.73万人，增长31.78%。 ⁽³⁾

从1952年开始，按照国家的总体部署重庆着手酝酿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修改，采取边实施、边修改、边补充的方针，最终于1954年7月完成编制工作。1956年1月3日，市人民委员会正式向全市下达“一五”计划。“一五”期间，重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服务，为中央国营厂矿企业服务，为农业生产及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一方面，积极地组织与领导地方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另一方面，加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它们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轨道之内。”这一时期，全市工业投资总额为6.28亿元，其中轻工业投资0.53亿元，重工业投资为5.75亿元，这些投资主要用于新建和改、扩建111个工业项目。由于全市主要资金、资源、人力和物力均向工业倾斜，致使工业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农业，工业年增长率为25%，而农业仅为6%。工农业在全市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1952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66.4%和21.8%；1957年，这一比重则改写为50.3%和37.3%。

总的来说，1949—1957年是从旧中国城乡关系向新型城乡关系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重庆同全国一样，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快，但总体上城市化水平很低，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传统农业部门，城乡之间是相互开放的。

2.1958—1978年，逐步形成了城乡割裂、各自封闭的局面

自“一五”时期以来，随着商业功能和金融功能的逐步衰退，重庆向着一座单一的工业城市，尤其是重工业城市的方向发展。1958年6月，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人代会提出，“二五”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以钢为纲，全面跃进”“把重庆建设成为一个机械制造、电机交通工具制造、重化工的综合性现代化工业城市”。1961年到1963年，重庆市委组织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形成若干关于重庆城市调整工作的思考，针对“二五”以来城市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第一，应当处理好城乡关系。大跃进中，重庆工业产品80%以上为钢铁、煤炭和部分机械设备等，这不仅与市场需要严重脱节，而且造成大量产品积压；工业生产既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也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在物资统配制度下，现代工业生产处于半封闭状态，城市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不断向农村索取的同时，农民对工业品的渴求还得不到满足。第二，应当处理好“城市活与企业活”的关系。关键是要扩大城市自主权力，解放城市生产力。第三，必须恢复和建立正常的商业秩序。

从1964年下半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我国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时期。重庆是三线建设范围内最大的中心城市，由此给重庆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都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历时10多年的三线建设，重庆建立起了门类较为齐全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改善了重庆的工业经济结构和布局，促进了工业集聚效应的发挥。三线建设开展后，原有一些城镇随着三线企业的建设而相应得到发展，三线建设时期建成通车的川黔铁路和襄渝铁路也带动了沿线经济和小城镇的发展，使重庆形成沿铁路、公路和水路组成的多个城镇群，它们汇集在中心城区周围，使重庆初步形成了现代城镇体系，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1966年三线建设伊始，中共重庆市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把重庆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基地”，必须实行“工农业并举，互相促进”的方针。针对三线建设许多项目将建在农村的情况，提出要“有计划地推行以厂带社、厂社结合”和“以工带农”的设想。但事实上，三线建设属于“条条管理”，三线建设企业总体上与地方经济无太大联系，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大。加之山区工厂大多自成体系，难以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在促进城乡互动、带动农村发展等方面作用十分有限。同时，由于这些企业的职工与周围居民之间存在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巨大差别，他们不愿与当地居民交往，形成两个几乎互相隔绝的社会体系。

计划经济体制对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制约表现出更深层次的特征，“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造成极大破坏，工业规模的扩大并未带来工业生产水平和城市化的同步增长。反之，城市建设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城市化处于停滞状态，城市住宅、道路、学校等公用设施建设欠账问题十分严重。在城市布局上，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城市片区分割现象日益突出。这一时期，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投资比例严重失调，城乡分割现象日益突出，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6元，城乡收入比2.5∶1。

1955年后，国家明文规定由劳动部门对城镇劳动力进行有计划的统一分配和调配。从此形成了城市劳动力就业的保障制度，这一制度对控制城市人口，抑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城乡人口迁移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实行了城市户籍的管理制度，1958年初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农村人口只有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户口管理机构准予迁入的证明，才能迁入城市。1964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迁移政策的规定》，再次强调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政策。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作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中心城市，重庆的城市化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大发展，而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从1965—1974年，非农人口从190.62万人略增至196.74万人，城镇化增长率为3.2‰，仅为人口增长率的1/5。

综合分析，1958—1978年这段时期，由于计划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制度全面确立并实施，经济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城市劳动就业和福利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实施，切断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规律性联系，逐步形成了城乡割裂、各自封闭的局面。

二、改革开放到直辖市设立

1.1978—1984年，城乡关系得到明显改善

1978年底，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大潮。随着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重庆市提出“强化第一产业、优化提高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从1979—1981年，重庆市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国民经济和工农业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这期间，通过投资结构调整，重点控制重工业的发展，加快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解决农业、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问题，收效显著。“六五”期间，重庆市农业、轻工业生产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8%和11.2%，较前1950至1978年的年均增长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和1.2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则有所减缓，年均增长率由前29年的14%下降到12.77%。农、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逐渐合理。 ⁽⁴⁾

重庆在全国是较早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地区之一。第一，建立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1979年初，重庆农村开始采取“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方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1983年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市近郊农村全面推行。据统计，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全市生产队总数的97.4%，包产到户的占2.1%，包产到组的占0.5%。 ⁽⁵⁾1984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营体制建立，集体经济引入农民家庭经营，形成集体经济与农民家庭经营相结合的农村经济体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收入都显著增加。1984年重庆粮食产量1048.36万吨，比1978年增长28.7%。农民说“一年有粮吃，两年有钱花”。同时，在政治体制上，对原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后，到1984年底，重庆市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变革，把“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改为“政社分设”即党政分设，政企分开的新体制。把公社改为乡，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至此，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已彻底解体。第二，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1983年，重庆允许农业生产资料经营权和劳动力、技术合理流动，允许农民开办家庭小工厂、小作坊，鼓励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1984年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减少统派购品种和数量，放开鲜活产品。第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1978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重庆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各级领导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冲破旧观念、旧体制的束缚，利用剩余劳动力，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拓宽生产经营领域，离土不离乡，办起了许多农村工业和作坊式的家庭小工厂，农民登上了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大舞台。在此期间，乡镇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83年，重庆市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56.6万人，总产值由1978年的5.2亿元上升到14.2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26.5%和173%，5年中总产值年均递增22.3%。以上三项改革，促使农民收入明显提高，1979—198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50.18元增加到310.59元，增长了106.8%，年均增长15.6%；同期，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从1979年的2.36倍缩小到1984年的1.98倍。

1983年，重庆实施市带县管理体制，永川地区并入重庆，重庆城镇体系规模扩大。实施市带县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也是城乡关系的重大变革。改革的目的是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促进城乡经济、文化事业的共同发展。永川地区所辖8县并入后，重庆市辖区由9区4县增加到9区12县；城镇区域东西宽208千米，南北长220千米，全市幅员面积由9848平方千米扩大到22341平方千米，是地市合并前的2.27倍；总人口也由651万猛增到1389万，是地市合并前的2.12倍。地市合并后，较好地打破了多年来市、县间的行政壁垒和工业、农业分离的封闭式自然经济格局。随着行政区的经济范围迅速扩大，生产要素在行政区内优化组合，城乡优势得到互补，促进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城乡结合、城乡经济发展。

总的来看，1979—1984年期间，劳动力和资本开始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流动，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明显缩小，城乡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形成了城乡经济良性循环的新局面。从这一时期开始，城乡关系的调节方式也由行政手段实行的强制调节转到了由市场决定的经济调节。(www.chuimin.cn)

2.1985—1996年，城乡差距在波动中拉大

1983年重庆成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市和计划单列市，重庆的城市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能源、交通、邮电通信等设施短缺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重庆将其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产业进行重点扶持，进行了超常规的投入和建设，大幅度提高运输邮电、城市交通的基本建设投资比重。1984—1988年五年间，重庆市用于运输邮电的基本建设投资达到7.9亿元，超过前34年的投资总和；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五年共计4.56亿元，相当于前34年投资总和的93.3%。 ⁽⁶⁾

产业结构加快升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球进入了新一轮以“新技术广泛运用”为特征的经济结构调整期，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1990年至1996年，重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9.2%，26.9%和30.7%，三次产业结构为24.2∶41.8∶34，形成了“二、三、一”的发展格局。三次产业的贡献率和经济增长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增长格局由过去以第一、二产业为主转而以二、三产业并重。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逐渐降低。到1996年，重庆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已从1985年的72.8%降到59%，这些剩余劳动力主要流向第三产业。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这段时期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从1985年的1038元，增加到1996年的5010元，增长了3.83倍；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5年的812.4元，增加到1996年的5022.96元，增长了5.2倍，快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长。

表7.1　重庆市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单位:%

加快小城镇建设体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推动城市化一系列新机制的建立以及“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方针的贯彻实施，国家开始实施“撤县建市”政策，以扶持县（市）对县域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全国先后约有100个大城市的郊县进入了中国城市行列。重庆从1992年开始进行“撤县建市”和“撤区并乡建镇”工作。1992年3月至8月，国务院先后批准永川县、江津县、合川县撤县建市，设置为永川市、江津市、合川市3个县级市，并由四川省委托重庆代管。1993年4月至1994年，国务院又先后批准南桐矿区更名为万盛区，撤销巴县、江北县并调整其行政区划，设置巴南区、渝北区。至1994年重庆市初步形成区、市、县三级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辖11区3市7县。与此同时，“撤区并乡建镇”工作也基本结束，撤销区公所，将部分区、乡改建为镇，将一批规模较小的乡合并。到1995年，全市各区、市、县共设置68个街道、374个镇、145个乡。这一时期，重庆市辖11区面积达到6075.93平方千米，总人口540.79万人，在全国大城市中名列前茅。 ⁽⁷⁾

推行乡镇户籍制度改革。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管理制度。鼓励农民带资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或办企业，准许具备一定条件后迁移到小城镇落户，并在子女上学、入托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改革和完善小城镇土地管理制度。1997年，准许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将其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并可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避免农村土地“弃耕撂荒”和“应付田”所造成的土地浪费。同时严格土地审批制度，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划分出非农产业建设区和居民生活区，采取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的办法，通过协议、招标、拍卖等方式提高土地使用效益。

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1985年1月，中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规定，之后全市农村改革了农产品统派统购制度，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统派统购任务和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只对粮食等个别农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农产品全部放开，随行就市。到20世纪90年代初，重庆基本形成了一个由中央批发市场、城区性批发市场、专业批发市场和众多集贸市场组成的农村商品市场体系，极大地活跃了农村商品流通。1995年，全市开始深化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除国家参照市场价格保留一定的粮食合同定购外，全面放开农产品价格，按市场机制调节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较好地促进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通过上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1985—1996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从325.24元增加到1479.05元，增长了3.5倍。

应该说，1985—1996年期间，城乡经济关系由政策控制向市场调节转变，城乡差距在波动中拉大。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从1985年开始逐渐扩大，1993年达到3.72∶1，1994年以后有所下降，但到1996年城乡收入比也在3.4∶1。

三、直辖后城乡发展状况

1.直辖之初的特殊市情

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作为内陆新兴直辖市，也是一个特殊的直辖市，其基本市情特征与京、津、沪有着质的区别。直辖之初的重庆，具有四大基本市情特征:

一是市的体制，省的构架。直辖之后重庆东西长470千米，南北宽450千米，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千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占第26位，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比海南（3.4万平方千米）、宁夏（5.2万平方千米）大，比浙江（10.2万平方千米）、江苏（10.3万平方千米）略小，相当于北京（1.7万平方千米）、天津（1.2万平方千米）、上海（0.6万平方千米）三个直辖市面积之和的2.35倍。直辖之初，重庆市辖43个区县（自治县、市），1502个乡镇及街道办事处，重庆所管辖的区县（自治县、市）数量分别为京、津、沪所辖区县数的2倍左右。

二是大城市与大农村同时并存，二元结构突出。重庆市人口众多，城镇化水平较低。直辖之初，重庆市总人口为3022.77万，其中农业人口2445.67万，占总人口的80.91%；非农业人口577.1万，占总人口的19.09%。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367人。重庆的非农业人口比重相当于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农村人口比重（城镇化水平均在70%以上），作为直辖市，重庆的城乡结构倒置。重庆直辖市的经济区域呈现主城区、近郊区、三峡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四大板块态势。主城区经济较发达，近郊区发展较快，三峡库区移民任务重，黔江地区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都是贫困县。重庆在拥有类似京、津、沪三市的特大都市区的同时，也拥有更广阔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村人口，发达城市经济与落后农村经济落差十分明显，推进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相当繁重。

三是形成东北现象与西部现象的叠加。既有亟待脱困的老工业基地，工业改组、改造的任务艰巨，又有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统筹发展的任务很重。直辖之初，重庆GDP仅占全国的1.7%；在全市184家大中型企业中，1949年前建厂的有80家，1950至1957年建厂的有41家，两项之和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2/3；国有企业占全市工业资产总额的85%以上，亏损面超过60%；农村贫困人口366万，占总人口的12.2%，大大高于当时全国5.58%的贫困人口比重，其中赤贫人口30万；少数民族人口170万，占总人口的5.72%。

四是肩负着长江三峡工程库区百万移民和城镇工矿搬迁的特殊任务。移民涉及重庆16个区县，324个乡镇，445个村，1397家企业。重庆库区动态移民高达103.79万人，占整个三峡库区移民总量的86.3%，受地理条件、经济基础的限制，移民搬迁难度极大，相对于其他省级行政单位而言，面临特殊的发展压力和困难。

2.逐步完善统筹城乡思想体系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乡问题，市第一次党代会就提出“探索城市带农村、城乡一体共发展共繁荣新路子，必须实施城镇带动战略，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提高城乡经济融合度”，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思想体系基本形成。2002年第二次党代会提出“紧密结合重庆实际，既要不断完善和强化城市功能，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以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又要切实协调好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以农村的发展促进城市的发展，努力探索一条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新路子，促进城乡经济共同发展。”2006年下半年，全市开展“发挥直辖效应、推动科学发展”大讨论活动，明确了要以实现城乡统筹为主题，探索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新路子，实现科学发展的新突破。2007年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作出“314”总体部署，提出“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2007年5月第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大力实施城乡统筹战略。要坚持把城乡统筹作为发挥直辖优势推进科学发展的突破口。正确处理加快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的关系，切实把发展城镇和二、三产业作为搞好城乡统筹的主要着力点，把建设“一小时经济圈”、打造以主城区为核心的城市群作为搞好城乡统筹的战略平台。加快启动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探索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有效模式，探索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机制。”

3.城乡差距在波动中逐步缩小

直辖以后，重庆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全市城镇化率每年平均增长1.72个百分点，全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0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城镇化增长速度。城镇建成区面积逐步扩大，1997年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为540.8平方千米，到2006年底达到782.87平方千米，比10年前增加242.07平方千米。到2008年，重庆工业化水平达到40%，较直辖初期提高了5.3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2008年工业对重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3%，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两成有质的提高。直辖以来，重庆市分别于2001，2003，2004年启动实施了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百个经济强镇工程、百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简称“三百工程”），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从1996年的1479元增加到2009年的4478元，增长了2.03倍。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缩小—扩大—再缩小的过程。特别是2007年以来，城乡结构明显改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显现出逐步缩小的态势。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6∶1降至3.5∶1；“两翼”地区连续3年经济增长快于全市平均，“一圈”与“两翼”人均GDP之比由2006年的2.43∶1下降到2.3∶1；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在2006年基础上提高1.9个百分点达到90.7%；城镇化率由2006年的46.7%上升至51.5%，已经迈进了市民社会。直辖以来，随着重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就业岗位快速增加，城镇就业人员增幅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也带动了乡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在统筹城乡步伐逐步加快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不断加强的作用下，乡村就业人员规模逐步缩小。1997年至2009年间，重庆城镇就业人员以平均每年3.3%的速度增长，而乡村就业人员以平均每年2.1%的速度下降，2009年城镇就业比重上升至43%，乡村就业比重下降至57%，城乡就业结构逐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