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深析二元经济结构

第三节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一、二元结构基本原理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迅猛发展，呈现了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差异，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描述了由于这种差异而形成的经济二元特征和表现形式，提出了各种二元结构理论。如前所述，最早将“二元结构”概念运用于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伯克，他认为19世纪的印度尼西亚是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是殖民主义输入的现代经济社会。两者之间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从而导致了两大社会（伯克分析为两大部门）中的行为准则以及资源配置方式是迥然不同的。伯克的结论是:存在非同质部门的社会中，不能推行单一的经济政策。

本杰明·希金斯（Benjamin Higgins）在196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一书中，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两种不同经济性质的部门。他把农业规定为传统部门主体，并从其生产要素投入为土地和劳动出发，分析了这个部门的技术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比较大。而现代部门，要素是大量资本和少量的土地、劳动，生产是在资本密集的技术条件下进行，要素之间缺乏替代弹性。传统部门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该部门缺少采用节约劳动技术的内在激励，农业人口难以迅速下降，农业生产率不能迅速提高。他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认为现代部门的生产扩张和技术进步将沿着更资本密集的方向发展，但就业机会增长就相对困难。

197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Myrdal）分析了经济在发展中其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原因后，重点提出了克服这种现象的政策建议。他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一般在初期是平衡发展的，由于外部因素的变化，部分地区可能先发展起来，于是就会打破地区发展的平衡。这种地区发展不平衡将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作用下不断加强，使得较先进的地区进一步发展，较落后的地区更加落后。缪尔达尔认为，为了避免累积因果关系的影响，防止地区发展中出现两极分化，不能消极等待市场力量发生作用，必须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

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

1.基本理论概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的关于二元经济论述的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1954年他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刘易斯在一开始就对其研究的结论作了条件的限定:“我们必须在开始时选择阐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而且“并不认为这个假设应该适用于世界上一切地区”，而只适应于部分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 ⁽¹⁾。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是“资本主义”部门，又称现代部门；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或称传统部门。这两个部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是资本运用不同。“资本主义部门是经济中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由于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付报酬的那一部分”，“维持生计部门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这种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那一部分……它的产品不是用资本生产出来的” ⁽²⁾。二是生产方式规模不同。现代部门采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传统部门是手工劳动。现代部门生产规模较大，传统部门生产规模较小。三是生产效率不同。由于生产规模不一样，现代部门生产遵循规模报酬递增原则，而传统部门的生产则受土地规模报酬递减法则的约束，所以“维持生计部门的人均产量比资本主义部门低” ⁽³⁾，由于现代部门每个劳动者使用了更多的资本，所以“资本主义部门的生产率一定会较其他部门高”⁽⁴⁾。四是收入水平不同。由于现代部门生产率水平较高，因而收入水平较高，其产出的一部分可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传统部门生产率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其产出仅够维护生存。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农业部门边际产出极低，而代表现代先进的工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这就促使农业劳动力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二元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

刘易斯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提出了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和思路，把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的重心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结构转换过程联系起来，揭示了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通过劳动力转移所形成的增长关系。刘易斯认为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是动态和相互影响的。现代部门的扩张可以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分享物质设施、传播现代思想和制度、相互贸易等多种途径使传统部门获益。现代部门被看做是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传统部门依存于现代部门的发展而发展。这个过程会促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并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城乡差别逐步消失，国民经济达到现代化。

2.劳动力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理论的核心是劳动力流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模型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模型。刘易斯认为:在传统部门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是无限的。相对于资本和资源而言，传统部门的人口存量大，劳动生产率低，以致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降低到零甚至负数。这说明传统部门的劳动力相对过剩，从而导致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低。而由于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劳动效率高使其工资水平高于农业劳动者，在自由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自然会有向城市流动的倾向，从而工业部门可以获得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源源供给。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前，现代工业部门如果要扩大生产规模，它就可以按现行工资水平不断地雇佣到所需的劳动力。

刘易斯认为，“扩大的资本主义部门所必须支付的工资，取决于人们在这一部门以外所能赚得的收入”。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人均收入水平很低，这一水平决定了现代工业部门工资的下限。只要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被城市吸收罄尽，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就会保持不变。但是农业在剩余劳动力流出后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收入也随之提高，这就可能出现农业部门停止输出劳动力的“转折点”，农业劳动力减少到一定限度，农业总产出开始下降，农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便上涨。再加上剩余劳动力撤出后，农业工人的工资也可能上升，这就迫使工业部门支付的工资提高，其积累能力便达到这个转折点。到了这一点后，现代工业部门若还需要劳动力撤出农业部门，可行的途径只能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产品剩余。

三、费景汉-拉尼斯二元发展模型

1.基本理论概述

费景汉（John C.H.Fei）和拉尼斯认为刘易斯的模型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贬低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缩小到只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地位是需要修正的。费景汉与拉尼斯的修正重点在以下方面:

首先针对刘易斯描述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的基本假定是“零边际劳动生产力”观点，费-拉对劳动力剩余作了新界定，提出“隐性失业”概念，即边际劳动生产力大于零小于固定制度工资的那部分劳动力。这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是指“零边际劳动生产力”的那部分劳动力，还包括边际劳动生产力小于固定制度工资的那部分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停止的转折点则是工资等于其边际劳动生产力。这时的农业劳动者的工资由竞争性的市场决定。

其次针对刘易斯的只要工业部门的最低工资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就可能出现劳动力无限供给曲线的重要界定。

费-拉则认为，刘易斯的模型是在总量水平上找出劳动力供给的动态路径，他们根据实证资料指出，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仅限于维持生存，他们还不可能为享受闲暇而放弃任何可能的就业机会。并进一步论述实际工资不是固定不变的，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也不一定为零，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存在的趋势是，农业实际工资的增长滞后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曲线是限定在转折点以前。

第三是针对刘易斯模型将经济发展界定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出进入工业部门，并将资本积累看做是工业扩张的唯一源泉，技术进步包含在资本积累中的观点。费-拉指出农业部门不仅提供剩余劳动力，还提供剩余农产品给工业部门消费，如果没有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是不可能的。农业剩余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它影响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影响工业部门的扩张速度，影响农业劳动流出的速度。正因为如此，如果要实现经济很好的发展就必须实现工农业平衡发展，一方面农业生产率必须足够高才允许农村劳动力流出；另一方面工业部门必须以其资本存量或技术进步的方式为农业劳动力提供就业。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出现成功的经济转型。(www.chuimin.cn)

第四是针对刘易斯模型将二元经济的转变分为三个阶段，由此引入农业的技术进步和增加农业剩余问题。第一阶段存在着“零边际劳动生产力”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平均剩余等于不变制度工资，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不会产生粮食短缺，不会影响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第二阶段存在着隐性失业者，农业平均剩余低于不变制度工资，提供给工业部门消费的粮食不足以按不变制度工资满足工人的需要，于是粮食价格上涨，工人工资提高。第三阶段是商品化阶段。第一、二阶段的交界处为短缺点，第二、三阶段的交界处为商业化点。过了此点工业部门要吸引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必须把工资提高到至少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品的价格。短缺点是费景汉和拉尼斯的新发现，其意义在于在食物短缺点来临后，如果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减少，农业总产出就会下降，如果忽视农业生产，就会出现食物危机。经费-拉修正后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可以完整表述为: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存在生产和组织方面的初始差异。相对于固定不变的土地来说，农村人口过于丰富，这就是劳动力剩余经济。二元化是一个动态概念，技术变化和非农资本积累是其重要内容，发展的目标是通过劳动力持续再配置消除劳动力过剩，这需要两个部门共同进行投资和革新，直到挤出农业中全部隐性失业者，商业化完成之时，即工资等于劳动边际产品时，才能实现平衡增长，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动态的。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力流动模型

费景汉-拉尼斯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农业劳动力流动模型。刘易斯模型描述了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展过程，对农业的发展却没有分析，费-拉则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工、农业两个部门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而对农业剩余的详细分析是费-拉模型最为重要的贡献。他们认为，存在剩余劳动力的传统农业部门中，劳动者不是按照边际产出而是按照平均产出来取得收入。这是因为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很小甚至为零，按照边际产出取得收入，农业劳动者无法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费-拉认为农业总产出减去农业部门总消费量的剩余对工业部门的扩张具有决定性意义。

（1）没有农业剩余，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是不可能的。如果农业部门生产的粮食仅能满足部门内部消费，其他产业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农业剩余是其他产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流向工业部门的农业劳动力转变为农业剩余产品的消费者。没有农业剩余，农业劳动力流出就会受到阻碍，工业部门就难以扩张。

（2）农业剩余的多少影响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过程中，农业总产出不减少，流出劳动量人均占有的农业剩余等于农业部门的平均产出，这时不会造成工业部门的粮食短缺，因而也不会影响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当农业劳动力的流出量突破多余劳动力的界限，农业总产出就会减少，农业平均剩余也会小于不变制度工资，提供给工业部门消费的粮食不足以按不变制度工资满足工人的需要，于是粮食价格上涨，工业工资水平不得不随之提高。既然农业剩余是工业部门扩张的条件，那么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实现农业剩余的不断增长，也就成为费-拉模型应有的内容。实现农业剩余不断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已经成为使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分配的一种机制”。工业部门扩张对农业剩余需求的增长，带动了农业部门技术变革的加速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费-拉在强调工业进步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农业部门本身的进步。他们坚持认为:“任何试图加快工业化步伐的不发达经济，当其无视先行的或至少与其他部门同时进行的农业部门革命的必要性，都将在前进中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任何只是反映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能力的成功标准，纯粹是明确总结农业部门同时释放劳动力能力的指数”。可以说，费-拉关于农业剩余重要性的阐释，也就是对农业发展必要性的论述。

四、舒尔茨农业要素增长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The dore W.Schltz）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强调农业、农村发展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人力资本开发对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他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像工业一样是经济的重要部门，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重工抑农的政策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工业化绩效，也不可能使社会现代化，反而会使国民经济因比例失调、结构失衡而陷于停滞，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目前不少非洲国家的持续贫困，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舒尔茨在他的重要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把农业划分为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和过渡农业三种类型。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是一个经济概念，不能根据其他非经济特征来分析传统农业。他指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 ⁽⁵⁾。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 ⁽⁶⁾。形成这种均衡的主要条件是:①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传统农民世世代代使用祖先传下来的农业生产要素。②如果把生产要素作为收入的来源，那么获得与持有这种生产要素的动机也是长期不变的，即人们没有增加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动力。③由于以上两种状况的长期不变，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也处于长期均衡状态。舒尔茨的传统农业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动，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封闭的和长期停滞的经济类型。舒尔茨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对策之路。

1.引入现代生产要素

分析表明，如果仅限于对传统农民世代使用的生产要素作出更好的资源配置以及对传统要素进行更多的投资，并无助于经济的增长，充其量也只能有很小的增长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部门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相反，农业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台强大发动机，这里的关键是给予农业投资以平等的获利机会。“在欠发达国家中间，把农业看做是经济活动的一种低级形式，已十分流行；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歧视的共同压力之下，农业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计划中的薄弱环节。它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在给农业以平等经济待遇的条件下其潜在的经济贡献。我的任务是阐明农业中的机会，也就是它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 ⁽⁷⁾。“我确信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概念应当是投资的收益率。……如果农业中得到的收益率等于或高于其他经济机会的收益率，那么就意味着，就每个单位的投资而言，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等或更大一些” ⁽⁸⁾。舒尔茨显然认为把农业改造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是投资问题，即必须使农业投资变得有利可图。他给出的答案是:“处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一定要以某种方式获得、采取并学会有效地使用一套有利的新要素” ⁽⁹⁾。这些新要素可以把“农业改造成一个比较廉价的经济增长的源泉” ⁽¹⁰⁾。“特殊新生产要素现在是装在被称为‘技术变化’的大盒子里”。“一种技术总是体现在某些特定的生产要素之中，因此，为了引进一种新技术，就必须采用一套与过去使用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的生产要素” ⁽¹¹⁾。要实现传统农业从长期停滞到快速增长的转化，唯有用高效率的现代农业要素去替代已耗尽的传统要素，这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

2.提升人力资本

舒尔茨认为农民通过教育、培训、健康和信息取得等方面的投资而形成的驾驭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能力，“这些能力与资本品一样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 ⁽¹²⁾，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他指出:“有能力的人民是现代经济丰裕的关键。他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如果我们忽视了人的技能和知识的改善，忽视了使一个人变得更有能力的信心，那么经济增长的事业就令人乏味又得不到报偿” ⁽¹³⁾。“离开大量的人力投资，要取得现代化农业的成果和达到现代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舒尔茨预见人类的未来是由知识发展来决定的，既然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又是相对收益率最高的，就应该加大对其的投资。舒尔茨指出了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多种形式，例如在农闲期间举办短期培训班，向农民的健康进行投资，向农业人口流动的投资，使他们开阔眼界，更新观念，学到新技术。

3.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制度的变革”。适宜的制度有利于通过现代要素的顺利引入来完成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因此，“经济分析中把制度作为变量处理是必然的” ⁽¹⁴⁾。他认为市场体制和农场规模是最重要的两项制度安排，就其体制而言，改造传统农业的体制无非是两种:“有一种依仗政权的命令方式，这种政权不仅要重新组织农业生产，而且要指挥农业活动。此外，还有一种主要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这种刺激指导农民作出生产决策并根据农民配置要素的效率而进行奖励” ⁽¹⁵⁾。舒尔茨认为，市场方式才是有利于传统农业改造的体制安排。从农业规模看，人们一般认为，大规模农场是现代化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舒尔茨却从多方面批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农场规模取决于它从事现代农业研究能力的看法是荒谬的，“无论农场规模多大，要有效地从事所有必要的农业研究是根本不现实的”。“这是一个超出农场能力的专业化问题”。主张建立大规模农场的另一个主要依据是，只有建立大规模的农场才能让大型机械充分发挥效能。舒尔茨指出:“这样设想的拖拉机是一种假不可分性，因为可以按各种不同规格和型号的定货来制造拖拉机” ⁽¹⁶⁾。所以，不能把拖拉机的使用作为建立大农场的依据。舒尔茨主张“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至关重要的投资类型并不取决于大农场的建立”。他的基本观点是，农场的规模取决于效率原则，最有效率的规模才是合理的规模，而农场的效率来自农场内部要素配置的均衡性。所以他认为:“在这种改造所引起的过程中，关键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要素的均衡性问题” ⁽¹⁷⁾。要素配置的均衡性，则主要取决于根据要素的技术特征，实现不同要素的技术性均衡，以及根据不同要素相对价格的高低寻求生产要素的经济性均衡。

五、钱纳里结构转变模型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钱纳里长期从事经济结构转变理论的研究。钱纳里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完成了大量关于工业化和结构变化的著作，尽管他并没有完成专门论述农业发展问题的著作，但在他的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农业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结构转变的突出特征是资源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钱纳里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 ⁽¹⁸⁾发展是动态的过程，是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钱纳里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注意到，经济发展的基本标志是结构出现了明显转变，即“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的全面转变”，其突出特征是资源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 ⁽¹⁹⁾。基于此，钱纳里认为:“经济发展可被视为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变化”。

（2）农业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变的基本内容。依照二元经济模型理论，国民经济大体可以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这两大部门的发展亦是结构转变的过程，钱纳里把结构转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级产品的起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是初级产品的生产活动——主要指农业，这是可交易商品的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 ⁽²⁰⁾。由于技术进步缓慢，此阶段的农业处于进步缓慢的阶段。二是工业化结构迅速变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指标，是制造业对增长贡献……将高于初级产品生产的贡献” ⁽²¹⁾。三是结构转变的完成阶段，经过工业化的发展，传统的农业部门完成了现代化改造，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为一元结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最主要的是农业发展目标的追求和工业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看，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就是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的进步过程。

（3）结构转变使农业的份额下降，但质态上升。钱纳里认为农业发展的基本标志有两个，即在结构中份额的下降和质态（即农业的现代化程度）的提高。钱纳里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描述了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提高，而农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显著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农业份额的下降就是农业发展的内容。关于农业质态的改善，钱纳里是这样阐述的:结构转变和农业份额下降是农业资源及其配置状态的改善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就是说由于农业资源的流出导致份额的下降，而资源得以替换带来的是农业质态的改善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经济结构转变升级的过程，就是农业中高效率资源对低效率资源的替换过程，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的过程，也是农业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农业在钱纳里的结构转变理论中，与工业发展存在着非常密切的逻辑联系，工业化被视作经济结构转变的主导力量，结构转变的突出特征是工业部门的扩张。但结构转变包含了农业发展，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这一转化不是孤立的过程，必须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升级的大框架内完成。没有经济结构的转变，就不会有传统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的流出和资源低效率配置均衡状态的打破；没有经济结构的转变，就不会有资本、技术等新型要素向农业部门的流入和用现代机械技术、生物化学技术和管理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化农业。这就是说农业的成功发展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而出现的。钱纳里还认为，在工农业发展过程中，工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他的结论是农业发展必然依赖于工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