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简史：思想文化的影响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3思想文化竹林七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先秦后思想勃发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哲学、文学、艺术等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玄学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潮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陶渊明雕像南朝文学晋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

3　思想文化

竹林七贤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先秦后思想勃发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哲学、文学、艺术等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标榜虚无玄远，名为“清谈”。玄学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潮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他们奉儒家的《周易》、道家的《老子》《庄子》为经典，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他们生活放荡、不拘理法、喜好虚无之谈。

1.哲学思想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朝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玄学既玄远又现实，既抽象又具体。魏晋玄学家探讨的主题，是理想人格问题，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他们和汉朝经学家拘泥于君臣父子之道不同，他们是醉心于人格的完美。魏晋玄学家轻视世俗名利而重视精神高洁的境界，对于修身养性具有进步意义。他们这种主观精神与客观世界充分平衡，通过自我调节身心，保持内心的平静充实，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对于指导我们的现代生活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龙门石窟

在哲学上魏晋南北朝一直存在着神灭论与神不灭论的斗争，东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斗争的重心转移到唯物主义神灭论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神不灭论的方面来。汉魏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既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又传播大乘空宗般若学的理论。由于大乘空宗的唯心主义思辨和“以无为本”的玄学本体论颇有相近之处，所以二者很快结合起来。佛教由于适合了门阀士族统治集团欺骗人民和自我麻醉的需要，竟凌驾于玄学之上，风靡一时，僧肇、道生等人以其与玄学融合的理论促进了佛学的中国化。就在佛教唯心主义泛滥之际，东晋南北朝时期也先后涌现出一批反佛学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范缜。他写了著名的《神灭论》，从形、神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形质神用”的命题，给佛教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以沉重的打击，把唯物主义的形神关系理论推进到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个时期道教也被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所利用，佛道二教既互相影响、互相吸取，又有互相争夺宗教正统地位的斗争。

2.文学

南北的对峙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的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朴。但南北对峙并没有断绝南北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都有记载可寻。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成长着，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就文体的发展来看：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增强了诗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骈文的兴盛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七言古诗在这时确立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小说在这时已粗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建安开始的，其终结应当以隋文帝统一中国为标志。从196年到589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共经历了393年。

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他们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其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前后，文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钟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西晋文学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诗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最具代表的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其恬淡邈远、宁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表达出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他是汉魏南北朝八百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他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www.chuimin.cn)

陶渊明雕像

南朝文学　晋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宋朝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所做出的突破，南北朝民歌给诗坛带来的清新气息，也都具有重要意义。齐梁两朝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其一是诗体发生了重大变革，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他们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律，并且在辞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这就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永明体”从而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重要形式。其二是在皇帝和太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三个文学集团，分别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朝萧衍、萧统和梁朝萧纲为中心。创作活动的群体参与，容易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也可以在互相切磋中提高艺术技巧。梁陈两朝，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的题材，女性也像宫廷的其他器物一样成为吟咏的对象。

3.科学技术

郦道元的地理学　郦道元（470至527），字善长，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前半生正逢北魏鼎盛时期，他跟随孝文帝等人致力于统一大愿的实现。在孝文帝死后，北魏从500年开始，逐渐走下坡路，至527年郦道元慷慨殉国。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游览，曾经和友人游遍山东。做官以后，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勘察水流地势，并且在余暇时间阅读了大量地理方面的著作，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他终其一生对我国的自然、地理做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和研究工作，并且撰写了地理巨著——《水经注》，为我国古代的地理科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贾思勰的农学　贾思勰生活于我国北魏末期和东魏，是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一生致力于农业研究，查阅了大量资料，广泛收集民间谚语，访问有经验的农民，并亲自种植农作物，进行实地观察。到过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后来回到家乡，经营过农牧业，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到东魏武定二年（544）间，在总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农业生产成就的基础上，写成了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它是一部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农业百科全书”，内容极其丰富，反映了当时我国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水平，其中有许多技术直到现在还在应用。它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北魏和北魏以前农业生产技术的成就，初步建立了农业科学体系，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农业科学著作。

祖冲之的数学　祖冲之（429至500），字文远，是我国杰出的数学家、科学家，南北朝时期的汉族人。祖冲之从小接受家传的科学知识，青年时进入华林学省，从事学术活动。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三方面。祖冲之通过艰苦的努力，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将圆周率值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即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他提出约率22／7和密率355／113，比欧洲早一千多年，有人主张叫它“祖率”。他将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汇集成一部著作，名为《缀术》。他编制的《大明历》，第一次将“岁差”引进历法。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机械专家，重新造出早已失传的指南车、千里船等多种巧妙机械。

4.世家大族的门第教育

自汉末以降，除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外，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东西对峙的混乱状态。由于战乱，皇家的太学、国子及各级地方官学时断时续，兴废无常，基本丧失了既往的地位与作用。门风 ⁽⁷⁾是士族文化的基调和底色，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世代相承。从文化教育上来树立自己的门风，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门第教育。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士大夫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

一个显著的事实便是，当时各士族多有家诫、家训、门律、门范、素范；士族掌门人物辞世，往往留有遗言、遗令、遗命，用以教子弟、诫传人。士族社会为延续宗族的精神传统、维系宗族的和睦友善，特别重视孝义之道，使之成为当时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由于士族倡导孝道，以家族为本位，导致当时社会道德观念的某些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忠、孝关系的倒错。东晋南朝士族普遍崇尚玄学，表现出礼玄双修、经学玄化等特点。除了经术、玄学等学术文化之外，世家大族还特别重视其他才艺之事，如绘画、书法等，以培养其子弟的性情与爱好。当时琅邪王羲之（303至361）作为王姓氏族代表，被后人誉为“书圣”。其书写的《兰亭集序》为书家所敬仰，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他对真书、草、行主体书法造诣都很深。还有其子王献之，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大家，他们并称“二王”，这些都是受世家文化教育影响的结果。

宗教信仰也是世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世家大族虽多有深厚的儒学积淀，并且儒、玄并综，但他们又多崇信佛、道，形成了儒、玄、道、释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阶层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他们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也得力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文明简史：思想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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