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与民族的融合：中国文明简史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陶制骑兵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在边境各地进行割据是导致整个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时又是一个各族人民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的重要契机。多个民族的相互融合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整个魏晋南北朝以少数民族的汉化为主要趋势而兼及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少数民族内迁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的内迁形成高潮。

2　战乱与民族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近四百年分裂割据的时期，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战争，频繁的战争出现为该朝军事制度的改革和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经验场所，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战争技术、战略思想都在此朝得以发展。

军事制度　频繁的战争使魏晋南北朝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军事制度，主要包括：一、普遍实行了中军、外军这种军事制度。它最初形成于三国时期，以后为魏晋南北朝所沿用。曹魏是建立该制度的最初国家，中军是由中央直接统辖的军队，担任侍从、宿卫皇宫、保卫京师的任务，屯驻于京城地区，是魏军的核心；外军是屯戍于外地的中央军。中外军的最高统帅是皇帝之下的都督中外诸军事。西晋的中军驻守京师，其中警卫宫廷和京城的部分称为宿卫军；屯驻在京郊，作为国家控制的机动部队称为牙门军。外军是指中央直辖的镇抚各地都督所统率的军队。东晋在制度上大部分沿袭了西晋，但是也有一些变化。东晋的军队是由世家大族的军队组成的，名义上是国家的军队，实际上各统领兵将有很大的独立性。南朝时期的中外军制度沿承了刘裕宋朝的制度，中军分为内外两军，分别由一将军长官，屯驻京师，由皇帝直接控制，也称台军。外军是指驻守在京城以外各战略要地的军队，由都督统领，后来皇帝派出典签协助处理外军，并向皇帝汇报都督行为，所以这又成为典签势升的一个重要途径。北朝的军队也有中外军之分，中军指中央直接控制的机动部队，外军指驻屯外地的戍守兵。外军又分为镇戍兵和州郡兵，镇戍兵负责戍守边防和战略要地，州郡兵由各州郡统辖，主要维护地方治安。二、出现了由世兵制向府兵制过渡的趋势。世兵制在三国时期确立，盛极于西晋，东晋、南朝逐步衰落。所谓世兵制就是全家从普通百姓中分离出来，脱离民籍，集中居住，变为军籍，士兵终身为兵，其子子孙孙世代为兵，士死其寡妻遗女也要配嫁士家。世兵制使服兵役成为一部分人的特定义务，这部分人被称做士，其家成为士家或军户。世兵制的实行保证了兵源，它将士兵视为自己的私产。开始时它伴随着屯田制的建立而兴起，最初固定保障了士兵生活，但是后来其强制性限制了士兵及世家的正常发展，奴仆般的生活导致士兵的不断逃亡、反抗，最终在西魏、北周开始为府兵制度所代替。府兵制度既有少数民族兵制的残余痕迹，又有汉魏以来征兵制及世兵制的历史因素，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其最早的前身是宇文泰统帅的十二军，府兵制下的主将对于部属既是血缘关系上的宗长，又是部落意义上的酋长。府兵的基本组织有军团、团、旅、队等，后来逐渐发展军士入营，由军队军官领导、指挥，无作战、执勤任务的，分住在本乡，组成乡团，由军府所属的团主管理。府兵平时参加农业劳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这种府兵制的建立对当时和后来的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除此之外，各少数民族的军事制度大都有自己本身的特点，总的情况是在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之初，大多实行胡、汉分治制度，把本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按自身编制设立，而汉族军队另行编排，由此在国内建立两种军政体系。

装备技术和军事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政权的对峙和兵器制作技术的进步，促成了军队兵种结构的变化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这一时期军队兵种构成的主要变化为陆战兵种中的重甲骑兵的出现，并迅速成为主战兵种。而水军在两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达到了新的规模与水平。与新的兵种变化相适应，在钢铁技术发展的前提下，与战争需要密切相关，一系列新的武器装备应运而生。如最早有记载的投石装备就是在官渡大战中曹军使用过的，叫做霹雳车。

为了取得军事胜利，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战略是对于战争的全局思考，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军事思想。这段时间军事思想发达的重要表现包括兵书的层出不穷和军事人才的不断涌现。如重要的军事家有三国时的曹操及他的屯田理论和就地取给，就近取给的“因粮于敌”思想，有蜀国的诸葛亮和他“以粮为本”、重视军队后勤保障和在前线与后方发展生产、广植财力、多渠道筹措军用物资的军事、经济思想，还有袁准重视农业生产的“富民强兵”思想，在客观上都具有维护农民阶级利益和发展经济的作用。这些思想要么是“富国”，要么是“强兵”，或者兼而有之。这对满足当时战争的需要、促进军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陶制骑兵(www.chuimin.cn)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在边境各地进行割据是导致整个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时又是一个各族人民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的重要契机。各民族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差很大，同一民族前后状态也相差很大，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原来文明程度低的民族都跨进了更高的文明阶段，原来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又吸收了新的血液，中华的文明显示出了不同的特点。从此阶段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是文化而不是血统对于民族融合起了关键作用，民族的冲突歧视都是暂时的。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汉人与胡人的区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更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虽然北方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讲“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多个民族的相互融合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整个魏晋南北朝以少数民族的汉化为主要趋势而兼及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

少数民族内迁　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的内迁形成高潮。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与当地的汉族混居，关系逐渐密切，经济、文化的交流增多，许多少数民族已经学会汉语，改从汉姓，正在朝着汉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比如，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少数民族贵族对儒学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匈奴贵族刘渊，从小师事汉族士人崔游，学习儒家经典、孙吴兵法；对《史记》《汉书》和诸子，也无不综览。他作为质子居住在洛阳多年，周旋于西晋上层社会，与一些官僚士族过从甚密，基本上已经汉化了。少数民族内迁后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基本上都采用汉魏以来的政治制度，都采取与汉族地主阶级合作的政策，并基本接受了汉族的政治制度。刘渊为了取得汉人的支持，自称是汉朝皇帝的外甥，建国号汉，祭祀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以“绍修三祖之业”为己任。北魏孝文帝是十六国以来长期实行民族融合政策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此前民族融合的成果，而且以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改革把民族融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此，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和习俗逐渐趋于一致，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别也逐渐泯灭了。孝文帝改革之后，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已经基本完成。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批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促进北方民族融合的同时，北方的汉人也大批南迁，促进了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自从304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建国，洛阳、长安相继失守，晋室南移，司马睿称帝建康后，北方世家豪强和一般汉人就纷纷大批移居江南。史称：“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右者十六七。”此后在十六国混战更迭过程中，北方汉族又陆续南迁。宋、齐、梁、陈各朝也均有大批淮南、江北之众南渡。从居住区域与移民主体来看，南迁汉人随着晋室南迁。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带去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北方的移民与南方人民共同开发江南。加之江南地区社会相对北方而言比较稳定，致使江南的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特别是南朝都城建康及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逐渐向长江流域转移。

汉人外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迁移现象是中原汉族人口大量流入东北和凉州，与鲜卑、匈奴及氐、羌杂居。还有一部分汉民为了逃避战祸和受凉州战败西奔的统治者的威胁，移居高昌等地。《北史·高昌传》载：“国有八域，皆有华人。”再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西域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随着内地与西域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为了商业利益，也有不少汉族商人西迁。这些西迁的汉人受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生活习俗逐步胡化，但总的来讲，这仅仅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一个非主流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和流动，构成了民族间交往以至融合、同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历久不息、奔流不止，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形成，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在血缘上的融合和形成，为隋唐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少数民族在汉化的过程中文明进程上升不少，同时在少数民族的影响下，汉族在衣、食、住、行等许多方面也都发生了变化，如汉族原来是席地而坐的，此时推广使用北方传来的“胡床”，为汉族家具的丰富提供了借鉴。中原的文学艺术也在这个时期补充了质朴刚劲的“胡歌”“胡乐”等因素。

战乱与民族的融合：中国文明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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