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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简史:文字艺术与宗教观念的重要篇章

【摘要】:5文字艺术及宗教观念甲骨文1.文字相传仓颉是皇帝的下属官员。殷墟甲骨目前已出土了15万片左右,甲骨文大部分是占卜的记录,且其内容大部分与殷商王室相关,因此甲骨卜辞在很大程度上被当做殷代王室的档案。金文造字更为规范,且更正了甲骨文偏旁位置不定的缺点。据研究,这时已有确立绝对音高观念和十二律的可能。商朝的雕塑艺术十分发达,主要包括陶雕、骨雕、象牙雕、石雕、玉雕及青铜器。

5 文字艺术宗教观念

甲骨文

1.文字

相传仓颉是皇帝的下属官员。皇帝委派他专门管理牲口和粮食,并时刻关注牲畜的数目和食物的多少。他先后采用在绳子上打结、在绳圈里挂贝壳的办法,但是随着牲口、食物的储藏逐渐增多、变化,添绳子、挂贝壳也渐渐不能满足需要。有一日,他终于从野兽的脚印中获得了启发。那日,他心烦意乱地去参加部落举行的集体狩猎活动,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三叉路口,发现路口有几位老人正在争执要走哪一条路。其中一位老人说要往东走,东边有羚羊;另一位老人又说要走北边,鹿群肯定在不远处;第三位老人却坚持往西走,说西边有两只老虎,一定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打虎机会。仓颉一听就纳闷了,老人们是怎么知道那边有什么动物的呢?上前一问,恍然大悟,原来老人们是根据动物的足迹来判断的。仓颉灵机一动,既然可以根据足迹来辨认动物,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用类似的符号来记录食物呢?从此以后,仓颉再也没有为怎样才能管理好动物和粮食苦恼过,反而把事情处理得头头是道,井井有条。黄帝非常欣赏仓颉的符号记录法,就叫仓颉到各个部落去广泛推行这一方法。随着这个方法的广泛使用,终于形成了文字。

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由野蛮和蒙昧的时代过渡到了文明的时代,据推测夏朝原始的文字似乎也有迹可寻。殷墟甲骨目前已出土了15万片左右,甲骨文大部分是占卜的记录,且其内容大部分与殷商王室相关,因此甲骨卜辞在很大程度上被当做殷代王室的档案。甲骨文在商朝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表现在书写有规有矩,记事刻辞无不是竖写并向左侧转行,即“下行而左”。而且甲骨文使用了后人创造的“六书”中的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造字原则。虽然商朝的甲骨文基本上还是象形文,但它大致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此后的3000多年,汉字的发展日趋成熟,却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商朝还出现了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金文在文字结构上比甲骨文先进。金文造字更为规范,且更正了甲骨文偏旁位置不定的缺点。另外,金文还省去了很多甲骨文中的冷僻字,对甲骨文中不需要细加区别的字也进行了合并,文字可识度大大提高。殷墟晚期,金文有了初步发展,不仅铸有铭文的铜器多了起来,还出现了十多字乃至几十字的较长的铭文。商末这类金文,记事语言清晰,文例近于同时期的甲骨文,尽管为数不多,却为日后西周的长篇记事铭文开了先例。

龙首玉

2.艺术(www.chuimin.cn)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曾命“皋陶作《夏龠》九成,以昭其功”。夏启则把尧舜时著名的《九韶》乐舞改编成《九歌》《九辨》与《九代》。《九辨》与《九代》是舞蹈,《九歌》是音乐。夏启、太康、夏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沉迷乐舞,不理会百姓疾苦才激起民愤的,所以史称夏乐为“侈乐”。据载,夏桀时已有大鼓、钟、磬、管、箫等乐器。还有鼍鼓、特磬、土鼓等乐器也在夏朝遗址中出土。商朝乐舞中较为重要而又可考的有《濩》《桑林》等。《濩》又称《大濩》,是汤建立商朝以后,命大臣伊尹所作,其中大多是求雨或祈求丰收的乐舞。《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商朝从事音乐工作的有巫(女性)觋(男性)、瞽以及音乐奴隶。巫觋地位较高,职责是以祭礼乐舞沟通人神,代表商王与上天对话;瞽为宫廷乐师或盲人乐工,主要从事乐器演奏和训练乐人。商朝乐器的一大进步是青铜乐器的出现,除了铙、钲、鼓铃外,还有成组的编钟。传统的陶埙也有了改进,体积增大,音孔增多,形制规整。这些实物资料反映出商朝的乐舞有了突破性进展。据研究,这时已有确立绝对音高观念和十二律的可能。

商朝器物

传说夏禹时“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说明夏朝青铜雕塑艺术具备了一定水平。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陶塑、石雕、玉雕和青铜制品。陶塑以陶器盖钮或把手的装饰为主,用立雕的方式表现羊头、狗、鸟、鱼、龟等动物形象。石雕主要是一些小装饰品,玉雕有如琮、钺、圭、璋、斧、绿松石饰等。青铜制品中有一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有一件盾形铜牌饰,正面用大小形状不一的绿松石镶嵌浮雕式的兽面纹,图案组合共用了绿松石200片,十分精美。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镶玉艺术品,是夏朝青铜器装饰和镶嵌艺术的杰作。商朝的雕塑艺术十分发达,主要包括陶雕、骨雕、象牙雕、石雕、玉雕及青铜器。其中以青铜器的艺术造诣最高。青铜器造型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鸟兽形器的流行。其造型结构既有单体造型也有合体造型。在装饰上,青铜纹饰多样,其中以饕餮纹和夔纹最为流行。总之,商朝的青铜雕塑线与面达到了有机结合,平面的纹饰与立体的造型高度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如安阳小屯出土的鸮卣(古代盛酒的器具,口小腹大),形似猫头鹰,盖为鹰头,两侧各有一鸟的短钩喙,盖顶有四阿式钮,器身为鸟身,雕有双翼,纹饰繁缛,并有器耳提梁,下承四条鹰足,整体正视为一鹰,侧视为两鹰,造型异常别致。

3.宗教

夏商周三代的宗教是天命神学宗教,其崇拜对象有天、祖先神和自然神,且以天为至上神。这种宗教认为,人间的统治及其统治方式,人间的社会关系都是天意决定的,人必须执行天的命令。天命神学宗教是人有意识地改造原始宗教的结果。夏朝进入早期国家时期,天命神学就产生了。《墨子·兼爱下》引《禹誓》说,禹进攻三苗前誓师,行“天之罚”;启征伐有扈氏时,称“天用剿绝其命”,自己是在“工行天之罚”。这标志着天命神学的形成。城子崖遗址出土了16块带有钻痕的卜骨,这说明夏朝很可能出现了一种脱离生产,专门从事祭祀文化事务的被称为“巫史”的人。夏的天命神学体系还不完备,尚未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到殷商时期,天命神学得到充分发展,鬼神观念控制了思想意识的一切领域,迷信气氛极盛。“殷人尊神”是对商朝宗教特点的准确概括,殷人探求神意的主要方法就是占卜。在阶级剥削的基础上,商朝文化比夏朝有着极显著的进步,庶民(下层百姓与万民)劳动,培养出拥有较高知识的人物巫和史。巫偏重鬼神,主要采用筮法代表鬼神发言,巫还精通音乐舞蹈和医治疾病;而史熟悉旧典,负责观察天象,行记人事之职,与后世的史官、钦天监等官职的职能相近。史也可以代表鬼神发言,但主要采取卜(龟)法。殷俗信鬼,国王事无大小都要请示鬼神,而请示鬼神就要先通过巫史,这表明巫史在商朝的地位非常重要。《尚书·洪范篇》说:“你(国王)有大疑难的事,自己先想一想,再和卿士(高级贵族)商量,和庶民商量,和卜筮商量。”据说《尚书·洪范篇》是由周朝史官根据商纣王叔箕子的叙述记录下来的殷商政治文化纲要,可信度较高,因此,殷民信鬼神、尊鬼神确实属实。然而殷商统治者是不是真的信奉鬼神就未可知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信奉鬼神可以给统治者带来巨大的利益。统治者通过占卜,表明自己是顺应天意行事,万民若有不从,不需要另找理由就可以对其生杀予夺。显而易见,这种宗教的虔诚,里面包含着残酷的阶级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