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大国之争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与日本中国是个大国，大到其领土和人口都无法正确计算。信中表示本年度在中共贸易方面停止使用进出口银行的出口信贷资金。日本政府为此所做的善后工作也是费尽周折。就算认可中共加入联合国，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有人主张日本放弃成为共同提议国。中共把日本定义为美国的从属国家，认为日本走的是美国路线，严厉地诽谤佐藤荣作政府。在我国，有一股势力似乎与中共相呼应，对日本政府提出了

中国与日本

中国是个大国，大到其领土和人口都无法正确计算。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如说它是一个世界。讲述其兴衰存亡的历史既古老悠久，又丰富多彩。如同大海吞噬了众多河川一般，中国吞并了诸多少数民族，将其同化。自尊心极强的中国人始终没有主动放弃这份自豪，掌握了令人钦佩的生活才智，孕育了独特的文化，保持着犹如凤凰般旺盛的生命力。

我国位于中国的东部，与之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就与中国交往。两国的关系既近又远，时热时冷。我撰写本文的目的并非回顾起伏跌宕的日中交往历史，而是希望阐述现阶段日中关系的状况，寻求今后双方发展的线索。这项工作的确十分困难，仅凭我一己之力未必能做到。在这里，我以日中关系中正经历的二三事为线索，试着做若干尝试。

首先要讨论的就是吉田茂书信的问题。这个问题通常被大家当作在中共贸易中是否使用进出口银行的出口信贷资金的贸易技术问题。然而，事实上这不单单是贸易问题。如果它仅仅停留在贸易问题层面的话，它不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解决。是应该废除吉田书信，还是应该超越它，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时断时续，至今未有定论。这又究竟是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不是贸易问题，它毫无疑问是摆在中日之间的纯粹的政治问题。

说到吉田书信，它既不能被废除，也无法避而不谈。所谓吉田书信，指的是已故原吉田首相1964年5月写给张群秘书长的一封信函。信中表示本年度在中共贸易方面停止使用进出口银行的出口信贷资金。1964年过去了，日本政府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随着1964年结束，吉田书信也完成了使命，成为过去。直至今天，它也会成为废弃或者超越的对象。

然而，早已失去物理生命的吉田书信现在却成为了政治问题，这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停留在书信的文字本身，而是跟中国的政治问题关联在一起。今天的日中贸易已经从个体的商品逐渐向成套设备方面转移，其结算方式也发展为长期延期付款方式。这是贸易界的普遍现象，完全可以理解。中共贸易与其他贸易无异，成套设备的延期付款方式本身也不足为奇，就算使用了进出口银行的信贷资金，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于是，日本期望国民政府方面能够接受这一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日本政府在对中共贸易中使用进出口银行这个政府部门的资金，实际上就相当于对中共提供援助，这对跟日本有着正当外交关系，同时与中共有不共戴天仇恨的国民政府来讲，就是不可容忍的背信行为。如果日本政府执意这么做的话，国民政府必定会极力反对。事实上，在“仓敷人造丝”公司向中共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时，国民政府就进行了报复。日本政府为此所做的善后工作也是费尽周折。可以说，这件事情成为了最初超越贸易问题的政治问题。而且，这也是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妥协余地的问题。

北京和台北两个政权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自己才是合法政权，两者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一直处于对立态势。吉田书信就是在这种对立中发生的披着贸易技术外衣的政治问题。除非中国这种不正常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解决，否则吉田书信问题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解决之道。说到底，这个问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日本不应该插手。日本能做的，要么是不顾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坚持以延期付款的方式出口，要么就像以前那样开展贸易。日本政府必须做出判断，无视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进行出口，这个代价是否值得，是否获得了相应的经济利益。如果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决断，只是一味乐观地主张或者希望，那么这对日本的名誉和利益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是全世界在中国问题上尤为苦闷的地方。中共政府成立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提出只有中共政府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政权。这就意味着，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是权威成员，且担任常任理事国的国民政府将被赶出联合国。国民政府当然无法接受这一点。起初，联合国成功将这个问题束之高阁，暂不讨论，然而，从1961年开始，这个办法不灵了。有超过半数的票数同意将此作为重要事项，直至今日国民政府仍然在维护其代表权。

直到今年，这个问题的走向还没有发生变化。今后将会如何，谁都没有把握。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或许某一天联合国会通过投票的方式认可中共的代表权。但是，即便如此，从联合国宪章来看，联合国方针本身就有问题，中共是否同意加入联合国也没有保证。而且，将联合国里强有力一员——国民政府赶走，这对联合国来讲也是十分重大的问题。就算认可中共加入联合国，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好比埋藏在底层的铅一般依然存在。(www.chuimin.cn)

自1961年以来，日本参与了中国代表权问题，赞同重要事项指定方式，成为了共同提议国。也有人主张日本放弃成为共同提议国。不过，既然日本已经决定成为共同提议国了，要突然改变态度，这确实需要足够的理由，需要在对得失进行比较后做出判断。

正如刚才所述，中国问题本身得不到解决的话，代表权问题也不会完全解决。而且，中国问题的解决如果最终不是依靠中国自身，就算外界下再大工夫也徒劳。这需要一定时间。在这种状况下，日本对中国能做的无非是选择是否维持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罢了。日本既然无法判断是否拥有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的理由和经济利益，那么，无论是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还是吉田书信的问题，其态度没有什么不同。

连接东京、台北和北京的三角形线条上常常有着某种不协调的感觉，它被现实的日中关系点缀。这其中包括各自政权的特点，日中关系，特别是战后日中关系的发展经过等，它们相互影响着对方。对日本来讲，找到这种不和谐感的真相和原因，慎重地采取行动，这一点十分重要。

中共是否属于西方式的共产主义政权，这一点暂且不说，但它至少主张打破现状，固守预知未来的教条。为了这个教条，中共不惜牺牲生命，牺牲幸福，他们认为推动这个教条的势力是正义的，阻碍这个教条的势力(其元凶便是美国和苏联)是罪恶的。不仅在内政方面，在外交方面也是如此。中共把日本定义为美国的从属国家，认为日本走的是美国路线，严厉地诽谤佐藤荣作政府。我们原本觉得日本走日本人认为正确的道路就好，其他国家只要不介入日本的主权，那么，日本尊重他国的意见。可是，这个理论却对中共不适用。在我国，有一股势力似乎与中共相呼应，对日本政府提出了同样的批判。这让人很不愉快。这也酿成了某种形式的不和谐。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是与中共相对立的反共政权，实行的是蒋总统的独裁体制。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跟认可共产党的新宪法制度下的日本有着很大差异。国民政府认为日本对共产势力，特别是对中共的态度源于对其意图和实际状况的不了解，由此产生了种种不满。这种不和谐从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周鸿庆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战败，败因在于曾经的军国主义和天皇制到达顶点的官僚制。战后的日本将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作为了基本方针。这种体制与中共截然不同，与以直线式反共为国训的国民政府也有很大的区别。

战败国日本以西方式的民主主义为中心，取得了比预期更快的复兴和发展，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因为内战和革命的原因，现今仍然贫困交加。这对中国人来讲绝非是件愉快的事情。这里又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不和谐。充分理解这一点对于今后日中关系的形成十分重要。日中关系的打开和邦交正常化是我们迫切期望的。然而，这条道路有许多必须跨越的坚固而高耸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应该算是一个中国的问题了。这个障碍如果不除去，中国的问题就很难解决。我们能做的只是在障碍的周边寻求一条可以步行的狭窄的道路。对于那些充斥在日中之间的那些伤感的不和谐，则需要充分地考虑。

(1968年7月1日《国际时评》)

中国与日本：大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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