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亚洲政策：越南和平谈判引发讨论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美国的新亚洲政策越南和平谈判在巴黎举行，一时间围绕“后越南时代”的讨论不绝于耳。对我们来讲，美国今后将采取怎样的亚洲政策就成了最为重要的问题。中苏之间关系的变化，加上美国派出赖肖尔和加尔布雷思到日本和印度担任大使，这些都给美国的新亚洲政策带来了成功的希望。另一个不幸是美国未能遵守对老挝的妥协。美国似乎还尚未完全接受欧洲的变化。同时促进历经不幸的亚洲地区的进步。

美国的新亚洲政策

越南和平谈判在巴黎举行，一时间围绕“后越南时代”的讨论不绝于耳。当然，如果和平谈判受阻，过渡到“后越南时代”需要一定时间的话，那么只能说是这一时代的来临推迟，不容否认的是，历史走向“后越南时代”这一趋势不会改变。对我们来讲，美国今后将采取怎样的亚洲政策就成了最为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支撑美国迄今为止在越南战争问题上采取的行动理论基础“多米诺理论”是我们可以把握的线索。

可以说，“多米诺理论”是美国对中国革命失望的产物。美国原本对中国国民革命抱有同情之心，在日本与中国的战争问题上，美国常常以中国为友。对于中国革命，美国站在国民政府一方，甚至曾经占领过延安。然而，当时的马歇尔特使认为中共与其说是共产政权，不如说是农村改革者，主张避免军事对决，尽可能朝“国共合作”的方向斡旋。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这种努力功亏一篑，美国对中国革命的进展失去了希望。基于这种失望，美国得出了中共是侵略性的共产主义者集团这样一个结论。这其中当然也离不开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与中共之间艰苦的军事对决。由于有了这些经验，在美国对中共的认识中“多米诺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也不是没有道理。

已故肯尼迪总统提出的“多米诺理论”有些地方与他自己主张的新边境的精神相背，因此，一段时间他曾尝试暂时把它搁置起来。对老挝的新的妥协，对越南的新的研究等就是很好的例子。此时，中共开展的“大跃进”运动，由于中共领导层的焦躁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苏联内部迫于自由化的风潮开始了“斯大林批判”，这与像中国这样需要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的后进国家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分歧。这一点迫使中苏之间陷入了不可救药的对立深渊。中苏之间关系的变化，加上美国派出赖肖尔和加尔布雷思到日本和印度担任大使，这些都给美国的新亚洲政策带来了成功的希望。

不幸有两个方面。不用说，决定性的不幸就是肯尼迪总统之死了。另一个不幸是美国未能遵守对老挝的妥协。再加上，在越南吴庭艳政权的统治加重了不幸，老挝和越南的土地改革都未能实现。这时的美国固执地认为应该考虑“政治”，直接为南越政府撑腰。尽管中苏对立激化为美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但美国却执意要再次通过军事力量解决问题，而眼睁睁地错过了绝佳机会。(www.chuimin.cn)

约翰逊总统在越南问题上逐步升级，派出50万大军，一年军费投入250亿美金，共有2万美军官兵丧命。今年解放战线的“新春攻势”让美军历时1年多推进的“平定计划”受挫。在欠发达国家农村地区，外国军队通过军事行动来干涉土地改革，其力量是非常弱小的，这一点我们在“中国事件”中有深刻的体会。法国在印尼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也有切身感受。美国人第一次体会到了这一点。今后，美国如何从失败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怎样摆脱“多米诺理论”的束缚，施行灵活的新政治措施，这是摆在美国面前的课题，从这里也翻开了“后越南时代”的篇章。

今年秋季即将选出的下任总统不会再有这样艰辛的体验了。另外，欧洲东西方对立的缓和、NATO(北约组织)事实上的弱化、EEC(欧洲共同市场)的发展和英国向欧洲大陆的倾斜等，新的局面逐步形成。美国似乎还尚未完全接受欧洲的变化。但是，与EEC的关税谈判，特别是在与美元保护相关的新的国际货币问题上，欧洲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让美国开始认识到这种变化的意义和方向。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摆脱了越南泥沼的美国开始对亚洲尝试与以往不同的新的接触。受到这个影响最大的国家，想必应当是从美国与朝鲜和越南的艰苦对决中自身的经济发展受益的日本了。于是，我们面临了战后最大的考验。日本必须重新审视对内对外的态度，谋求复兴。特别是，在对外方面，日本认识到一方面需要对亚洲的繁荣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则要成为摆脱“多米诺理论”束缚的美国在亚洲事务的向导，或者作为美国新的事业的合作伙伴，构建全新的日美合作关系。同时促进历经不幸的亚洲地区的进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应做的心理准备和今后应发挥的作用。

(1968年5月13日《日本经济新闻》)

美国新亚洲政策：越南和平谈判引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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