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议会制与超党派外交的影响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民主议会制与超党派外交1.战后的政治状况可以说，战后我国的政治状况十分奇妙。一百年前，民主主义被统治阶级视为邪恶的东西。不可否认，日本与世界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要谈的超党派外交应该算是在苦闷中找到了解决最为尖锐的安全保障对策问题的方向的一种做法。换句话说，从外交层面来看当今政治运营的基本问题，其实就是超党派外交的问题。

民主议会制与超党派外交

1.战后的政治状况

可以说，战后我国的政治状况十分奇妙。大胆地讲，国家处于前途未卜的境地。到太平洋战争为止的这个漫长的时间里支撑日本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和伦理体系因为战败而彻底崩溃。不仅如此，人们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旧秩序和旧伦理，才将日本引入战争的深渊。另一方面，取而代之的新伦理和秩序没有形成。这进一步加深了日本战后的困惑与迷惘。

诚然，正如和平宪法提倡的那样，新兴日本树立起了以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为指导理念进行重建的目标。然而，因为制定过程和理想主义的缘故，新宪法尚未被国民认可，围绕其权威性和效力的讨论亦不绝于耳。

另一方面，国民中依然存在着对旧价值和旧伦理的怀念，这些旧价值和旧伦理仍然在国民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即是说，日本的政治状况处于分不清楚新旧何为主要思潮的迷惘阶段，人们看不到未来的方向，极度苦闷。

原本民主主义就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词。不同的人对这个词有不同的用法。这里，我们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解放这个层面来进行讨论。一百年前，民主主义被统治阶级视为邪恶的东西。然而，之后的五十年，它又被视为善物。在这五十年里，事实选举得以推行，市民的自由得以扩大。最近的五十年间，人们对民主主义的信任有所降低，呈现出了黯淡的态势。西方自由主义阵营主张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主张的民主主义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未来的世界应当怎样，将会怎样，两大阵营的观点截然不同。然而，奇妙的是，两者都没忘给自己的信仰穿上民主主义的外衣。换句话说，尽管两大阵营的统治原理和信仰针锋相对，丝毫不能妥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民主主义这个称呼，双方都作为统治原理加以大力提倡。在这方面，日本也不例外。

和平这个理念也是如此。无论在哪个时代，和平都受到人们推崇。同民主主义一样，两阵营将完全不同性质的内容都用这个称谓来表达。一个阵营认为，不管柳绿花红，只要能够和平共处就是和平，另一个阵营主张只有全部变成红色才是真正的和平。和平被胡乱鼓吹，甚至出现了“和平最大的敌人是和平主义者”这样的笑谈。

2.战后的政治状况与超党派外交

这么看来，战后迷惘的政治状况并非日本独有。不可否认，日本与世界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如何在世界思潮中开辟前进的道路，这是我们最大，也是最难的课题。无论这个课题多么困难，我们都无法回避它。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态度，那么，任何政治问题都不会有解决的办法。

既然战后的政治状况具有如上特点，那么，无论多么细小的问题，只要进行深入剖析，它的问题意识一定不会是单一的。这个问题最为集中和突出的表现在国内是围绕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对立。安保问题不仅形成了日本外交的实体，更与国家的经济、教育、治安以及其他内政领域有着紧密的关联。围绕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存在着丝毫不能妥协的对立，只要不能通过某种方式超越这种对立，日本的未来就无法找到方向。

接下来我要谈的超党派外交应该算是在苦闷中找到了解决最为尖锐的安全保障对策问题的方向的一种做法。在我国，超党派外交不单是外交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最深刻、最根本的政治问题。换句话说，从外交层面来看当今政治运营的基本问题，其实就是超党派外交的问题。

3.灰色的世界

在民主主义和和平问题上的对立——最为突出和尖锐的表现就是安全保障问题——是应当通过武力来解决，还是从政治上找到某个突破口来解决，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依靠武力解决问题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这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之道，武力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我们不得不尝试着从政治的分歧中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这个目标已经确立，只要想明白这一点，问题就简单了。想必其他地方也有过我们这样的问题吧。为谋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不妨暂时放弃理论和理念，冷静地回顾一下最近五十年间的世界历史，再作评价。

在五十年的前半段，世界划分了东西两大阵营，以杜勒斯外交为象征的“冷战”状况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阶段，对东西阵营来讲，只要最大限度地执行既定线路，形势就一定会朝有利于自己阵营的方向倾斜，事态就会向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两阵营抱有的期待也并不强烈。这之后，形势没有像两阵营想象的那样发展。第一势力和第三势力相继出现。南斯拉夫、印度这样非同盟中立的势力成为东西阵营间的缓冲势力登场，铁托、尼赫鲁，进而纳塞尔、苏加诺等国际外交红人活跃起来。不过，这股势力最终未能消除东西之间的隔阂。

第二，以赫鲁晓夫的登场为契机，苏联主张和平共处政策。就其字面来理解，意识形态和体制的问题应该由各国自行决定，不应该成为国际问题。于是，就有了“不输出革命”的说法。如果这真是苏联的真实想法，那么，这将成为打开对立局面的建设性的一步，各国也将谋求国民的福祉和世界的和平，建立起“竞争中共存”的体制。

然而，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能把这个看成是苏联的本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但是没有人认为这个主张是苏联的真实意图。这只不过是苏联在直线式推进既定路线遭遇战术不利后，为拖延时间而进行的政策调整。新型核武器的杀伤力与防止核武器而进行的兵器开发的困难相结合，想必苏联也感受到了推行旧有的直线式革命路线的弊端。人们普遍猜测，苏联的政策调整是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战术转变。

第三，东西两阵营内部产生了弛缓或者说是对立，他们各自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东欧共产圈的对苏自主化，与西欧的靠近，苏联体制中修正主义思潮的萌芽，中苏关系的对立，法国对欧洲合并的期待及对美抵抗，西方阵营中社会化的发展等，新情况接踵而至，即便今天仍处在不断变化中。世界呈现出多极化发展的态势，冷战时代后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单一世界被重新审视。

4.世界史的现阶段

此后的事态发展，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

(1)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并非像马克思预言的必将崩溃那样，而是随着社会化的进程，新的问题没有带来大的破绽，它们逐渐被消化解决。

(2)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农业和工业化方面未能按照计划进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强烈期待渐渐降温。

(3)不发达国家逐渐获得独立，新的南北问题出现。有趣的是，在这些国家独立和建设过程中，他们既没有吸收资本主义及其民主制度，也拒绝接受马克思所谓的阶级革命的方式和列宁主张的前卫革命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一国一党的国民革命方式。

(4)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劣难以断定。中共政权成立后，其态度多少有些转变，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地域划分没有大的变化。

(5)各阵营相互间固然如此，阵营内部的不信任和对立依然根深蒂固，各自信奉的神话基础依然牢固。(www.chuimin.cn)

于是，战后的世界史没有像某一方希望的那样发展。他们的思想被部分吸收或拒绝，前进的道路并不轻松。虽然没有人有足够的自信确信未来将会如何，但至少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开始琢磨未来的目标究竟怎样，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困惑。虽然这算不上迫在眉睫的危机，但可以说时机尚未成熟。这种状况投射到日本的内政方面，就产生了日本的各种问题和苦恼。日本政党各自体会着同样的苦恼。社会党宣扬的非武装积极中立主义尚未在全党达成共识，共产党标榜自主的民主路线，与中共诀别，甚至有人认为社会党主流与中共更为接近。有人断定共产党最早是从西欧的社民党转变而来。自民党对未来的展望也呈现出细微的差异。总而言之，所有的政党反映出了世界形势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变化，可以说他们都处于困惑和动摇之中。

5.超越对立的道路

战后世界政治的苦恼以及日本政治的问题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开的处方药也未必有效。即是说，一方面世界的多极化在进行，另一方面因为被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地区信仰的神话根深蒂固，我们的工作首先就是要减少对立角逐的代沟，增进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未必是直接的接受和认同，但通过努力加深理解，就算达不成共识，事态也会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为了加深理解，就必须创造接触和沟通的机会。首先，通过频繁的接触加深对对方思想和立场的认识。这不能算作内政，也不能算作外交，而是政治上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与其说民主主义的本质是目的，不如说它在于过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什么，而在于应当如何做。

支持他们接触的想法固然重要，但是没有接触的机缘和议题也不行。在日本，因为有了安全保障这个尖锐而又对立的课题，恰好提供了合适的议题。不过，在日本，安保问题并没有被立刻提出，而是先摆出一些辅助问题，比如联合国外交问题、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问题以及原子能的开发和控制问题等。这些问题让在野党不会有太大的距离感，通过接触能够增进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在这些问题方面，他们都不急功近利，而是怀着一颗宽大之心，相互间的信任度提高了，主观意识上要成为日本引以为自豪的、具有使命感的责任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近，我国超党派外交是鹿岛受之助博士在1964年3月6日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提问时被正式提出来的。鹿岛博士的问题要点如下:

“最近民社党的西尾末广委员长在外交争论应当广泛开展的口号下提出了超党派外交的主张，具体做法有三点:①各党党首应当时常讨论外交方面的重要问题，对重要的信息应努力达成共识;②在野党应当参加礼节性外交;③出席国际会议时，在不损害政府的外交权力的前提下，在野党应当谋求参与。请问政府意下如何。”对此，时任外务大臣的我做了如下回答:

“超党派外交在扩大外交政策的国民基础，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在发生外交冲突时确保国家立场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在保守机密和明确责任方面，它也存在弊端。

从英、德、法、美等国的情况来看，超党派外交似乎没有问题。在野党党首之间、外交责任人与在野党首脑之间个人接触、提供信息和签署协议等情况时有发生。在英美等国，各在野党之间对外交政策的主张原本没有大的差异，而且在野党也有过执政的经验，所以，对他们来讲，超党派外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就拿美国来说，宪法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截然分开。在外交层面上，立法机构的权限很强，不实行超党派外交的话，国家的外交本身就建立不起来。而我国的情况不同，不幸的是，在我国这些条件都不成熟。相信如西尾先生提到的那样，在野党之间能够建立相互信任，多数国民也能大力支持。”

此后的1965年2月，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就推进超党派外交撰写了报告书。报告书一方面肯定了超党派外交的必要性和意义，也指出我国现阶段还存在一定限制，提出了七项解决方案。

(1)向国民宣传超党派外交的必要性

(2)实现彻底的国会审议(外务委员会召开适度的保密会议)

(3)召集在野党的有志之士，从自由的立场出发就重要的外交问题进行讨论

(4)在野党之间进行协商

(5)党首会谈

(6)政府加强与在野党之间的联系

(7)在野党代表参加国际会议

那么，这些解决方案实施得如何呢?在礼节性外交场面，例如外国元首或者首相访问日本的正式欢迎宴会时，在野党委员长被安排到比部长更为优待的坐席，在野党原则上也乐意接受。在众参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审议时，主要给在野党提供提问的机会，对其发言不做时间限制。而且，他们提出的案件大部分都得到超党派的赞成(即便一部分还未达到赞同的程度，也视为默认)。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党派在安全保障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对立。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超党派外交无非是以狭义范围内的问题为主题来探讨的。

上述过程十分宝贵，就算不能称作真正的超党派外交，也应该看作是通向超党派外交的重要步骤。所以，今后我们有必要不厌其烦地推行下去。

更进一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在野党作为全权团的一员或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国际会议。这个办法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由于在野党对议案的表决受到约束，往往不容易施行。我担任外务大臣时，有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就曾要求社民党不是以代表身份，至少是以代表顾问的身份参会。即便如此，社民党还是以外交政策方面不能自由行动为由，尽管有些不舍，最后还是拒绝了出席。其实，问题并不出在这种超党派外交的方式上，而是因为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外交政策的差距成了障碍。

对我们来讲，应当就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外交政策本身坦率地交换意见，耐心努力地减小差距。即使其结果不能达成一致，也要努力加深理解。只要下工夫，这样的机会就会很多。比起拘谨地谈论来，有时更希望执政党和在野党与政府有关人士轻松地私下接触。

近来，三木外相与在野党正式地讨论防止核扩散条约就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这件事可以说就其本身而言，幸运的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意见几乎没有分歧，事情顺利得以解决。所以，对那些开始就预料会有对立的问题，恐怕也很难有这种正式会谈的机会。当然，我并不是说执政党与在野党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就一定对外交完全不利。有的时候，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意见差异和对立反而对外交有好处，它会把作为交涉主体的政府的立场朝有利的方向引导。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一定不是外交应有的做法，其差异不应停留在基本方法上，而顶多是细节问题上的分歧而已。因此，无论是怎样的对立问题，外务大臣都应当亲自与在野党党首会谈，将政府、执政党的观点以及观点的缘由、付出努力的经过哪怕是单方面地进行说明也是大有裨益的。而且，这需要耐心频繁地去做。虽然各党派对未来的展望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日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外交就是日本的脸面。

(1967年6月5日《国际时评》，鹿岛和平研究所)

民主议会制与超党派外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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