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1月3日的中国问题研究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问题之研究 1中国问题，与朝鲜问题一样，常常是日本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内对于中国问题的争论有着尖锐的分裂，获得国民性统一意见并不容易。田中首相与尼克松总统的最高会谈，于昭和四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夏威夷举行。会谈中，田中首相承诺美国继续坚持日美安保条约。这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中国问题之研究 (1972年11月3日)

中国问题，与朝鲜问题一样，常常是日本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于这一点，无须等待古老历史的考证。而且，与其说它给日本外交带来了荣光，不如说留下的污点更多。尤其是近一百年来，可以说是叠加了许多重大过错的历史。

国内对于中国问题的争论有着尖锐的分裂，获得国民性统一意见并不容易。正因如此，中国问题既是外交问题，同时其本身就与深刻的国内问题直接关联，这便是它的宿命。

因此，中国问题对于历届日本政府来讲，可说是“忌讳”之一，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虽说如此，如果一直按兵不动，也会从国内或国外的其中一方迸出压力，很难回避。另一方面，这对于有野心的政治家来说，似乎是一个能够让人体验难以抑制的诱惑的问题，许多政治家挑战了这个问题，并多多少少受到了些伤害，这就是此前日中关系的历史。

日本与中国，看似很近，却是很远。或许可以用“除夕”和“元旦”的关系来比喻。

诚然，虽然有着共通的表意文字，日语和中文的构造却完全不同。都是黄皮肤，黑眼睛，却在居住、服装、风俗、习惯甚至饮食生活上大相径庭。差异不仅仅存在于看得见的东西。宗教、文学、政治、经济、制度、教育等也不尽相同。即对文化的理解与看法，甚至对人类生存方式各个方面的处理方式都十分不一样。

例如，日本很快就在“近代化”的名义下，贪婪、迅速地踏上了西化的道路，而中国人却无法容忍如此贪婪的西化。日本人抛弃自己的传统不会有太大的犹豫，而中国人却坚决不肯放弃。日本人会用很短的时间思考事物，然后明确其功过，而中国人考虑问题和作出评价都需要更长的时间。不仅如此，中国人究竟有无考虑过时间这个东西，甚至有时都很难断定。

日本人认为像樱花那样瞬间盛开又瞬间散落是一种美，也是一种纯洁。然而中国人对于此似乎看不出有太大的感动。像这样，想要在日中之间找到共同点很难，而要寻找不同点简直是数不胜数。

男人和女人同是人类，对于事物的思考方式和处理方法却不同，感情的波长与构造也不一样。尽管如此，却必须以夫妻的形式无奈地共同生活。所以夫妻生活必须各自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顺利进行下去。在日本和中国的交往中，也能够看到类似的情况。日中两国自古就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将来也会永远如此。不管愿意与否，双方必须意识到对方与自己的区别，和平相处。但是，日中两国国民间的不同点多于相同点，相互理解比想象中困难。不过，既然必须作为邻国永久相处，要求双方付出巨大努力与忍耐也是理所应当的。

在国与国的交往中，规则是十分必要的，礼节也是必要的。正如游戏需要规则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如同只有遵守这些规则游戏才能成立那样，国与国的交往，如果没有规则和礼节也是不成立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之所以诞生，也是因为有这个必要，因为有支持和尊重它的精神。而且，最根本的是谋求相互尊重主权，诚实履行承诺以及和平、互惠与共存的精神。(www.chuimin.cn)

日中两国的关系也是如此，双方必须珍惜这一规则与精神。一旦脱离这个轨道，两国的关系就会破裂，只要在这个轨道上行走，两国关系就会得以维持。其中一方变得傲慢时，两国关系就不会顺利。其中一方抛弃了理解与尊重对方的信念时，两国关系必定很糟糕。

前面论述的是外交以及日中关系的普遍观点。日中之间还有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特殊问题。那就是，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府，并各自主张自己的正统性。而且，这一问题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件事自然会大大影响日中关系的处理，其影响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只要我们不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决断，就无法处理中国问题。

我不认为有两个中国。因为，不论是北京还是台北，都坚决对两个中国的说法予以呵斥。他们争论的是两个政府谁能够代表一个中国。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期待着中国自己能够以某种形式对这个问题作个了结。期待着两个政府达成共识，承认其中一个的正统性。但不幸的是，一直都没能实现。那么是否要考虑与双方平等地交往呢。这在现实中也是无法商谈的。因为政权这个东西，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嫉妒心最强的。

于是，我开始认为，我们应该等待某个权威的国际机构认定其中一个政府具有代表中国的资格后再考虑我国应采取的措施。所以我在担任池田内阁外相的时候，针对国会中在野党的质询，做出过上述主旨的答辩。事实上，当时中国代表权问题，长时间以来成为了联合国的问题，曾经一度被搁置，此后突然恢复了活力，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重要问题。而且，在一九七一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这个代表权问题最终得到了戏剧性的解决。无法否认，联合国的这个决定，成为了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一个极大的契机，我自己也认为，此时此刻，全面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田中内阁成立于昭和四十七年七月，我作为外务大臣进入内阁。刚刚进入内阁，我便断定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着手准备。由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决不能有损日美关系，所以首先必须求得美国的理解，有可能的话争取得到它的祝福。因此，我的外交努力，首先从对美交涉开始了。

田中首相与尼克松总统的最高会谈，于昭和四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夏威夷举行。会谈中，田中首相承诺美国继续坚持日美安保条约。我们承诺，既然说了要坚持，那么就要按照字面意思，不做任何细微的改动。美国方面当然感谢新内阁的这个承诺。接着日本方面又向美国传达了如下意思，虽然不知能否成功，近期日本将会进入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美国方面毫不犹豫地回复说“祝愿成功”。

问题是，北京如何看待这次日美间的对话。我谨慎地观察着北京方面的反映，最终确定“准备在北京机场迎接日本首相”这一中方的意向在夏威夷会谈之后也没有改变。但是，我仍然不敢确信在日美安保条约不动的情况下，日中关系的正常化能够顺利进行。因为对北京而言，日美安保体制不仅是毫不相干的，甚至曾经对中国是敌对性质的。然而，毋庸置疑，日美安保条约即使有局部改变，那也有可能发展成最大的外交问题，甚至还有可能成为严重的国内政治问题。

不过，一味忧虑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冒一些风险。虽然不知道是否会成功，首先有必要尝试一下。为此，首相决定访问北京。这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田中首相的心中也是有各种想法如走马灯一般翻腾，总也无法作出决断。虽说是田中首相，毕竟也是人。但是，田中首相认为不能无止境拖延下去，他说“反正双方都是活生生的人，不可能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生什么事。去吧”。就这样，终于作出了决定。于是，同年九月下旬，田中访华这一历史性事件就这样实现了。

1972年11月3日的中国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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