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正树：活在永恒的现在，与过去永别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和长子正树永别长子正树，昭和十三年二月六日生于横滨矶子。外貌主导权已经转到东京的日本桥和丸之内，横滨正在沦为单纯的中转贸易港。长子正树出生的那年七月，我被调往仙台国税局任间接税部长，我们一家都搬到仙台去了。昭和三十年春天，正树从成城学园高中班升入庆应大学法律系。在和人的交往中，正树非常细心、周到，而且体贴入微。对于不幸的人，正树有一颗非常忠厚的同情之心。

和长子正树永别

长子正树，昭和十三年(1938)二月六日生于横滨矶子。当时我是横滨税务署署长，家住芦名桥附近，和矶子海滨相距一百多米。这是一个多少带点海滨气息的恬静的住宅。

当时的横滨，还留有关东大震灾的痕迹，同名古屋和神户相比，承担捐税的能力很弱。外貌主导权已经转到东京的日本桥和丸之内，横滨正在沦为单纯的中转贸易港。当时横滨的知事是半井，市长是青木，海关长官是高桥，他们都定期地邀请我这个年轻的税务署署长去吃午饭，多方给予指导。在市民中都具有所谓“横滨人”特有性格，总让人感到容易亲近。我也随着居住的长久而渐渐地被横滨吸引住了。后来，我调到大藏省工作，还在横滨的本牧建了一所住宅，住了三年左右。

长子正树出生的那年七月，我被调往仙台国税局(当时税务监督局)任间接税部长，我们一家都搬到仙台去了。那时，正树的体质很差，经常闹病，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神经质的孩子。昭和十四年(1939)六月回到东京以后，我们都住在牛込。战争末期，他进了九段晓星学园小学。他背着书包，走下神乐坂，经过国营电车坂田车站前面的那副天真的模样，至今仍叫我难于忘切。进这所教会学校学习，导致他后来信仰了基督教。

到了昭和二十年(1945)，战争终于进入最坏的阶段，空袭一天比一天频繁。住在牛込的时候，我家前面是画家川合玉堂，左邻是歌舞伎演员中村吉右卫门，右邻是古河财阀的总帅古河从纯。古河家挖了一个防空洞，又大又好，我全家经常去防空洞避难。昭和二十年(1945)五月遭到空袭时，我带着正树进了那个防空洞，但是，正树根本不听我的劝阻，从洞里溜出去了。炸弹像雨点似的倾盆雨降，火红一片，把东京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他看着这种情景拍手说:“爸爸，真好看，快出来看啊!”我无法忘记他当时那副天真的表情。

以后不久，我在牛込的住宅被战火化为灰烬。于是，我把妻子和孩子都送到岩手县一关市的亲戚家。正树在岩手县的小学走读，由于亲戚家里既有酱油铺，又有食品店，还有药店和布店，所以不虞匮乏地度过了战争末期。九月回到东京后，他进入附近的千驮木小学，幸运的是同有名的滑稽故事演员志朝成了同班同学。但到了四年级后，又回到原来的晓星学园。被当时法语老师大桥先生看中，推举他演法语戏，对此，他似乎非常高兴。

他在晓星学园读完小学和初中后，进成城学园继续上高中。此后三年里，每天一直是从附近的国营电车日暮里车站上车经新宿乘“小田原快车”去上学。他那病弱的身体从高中时代起也迅速健壮起来，活动也频繁了。由于小野嘉寿雄老师那种充满仁爱之情的斯巴达式教育，他受到了很大锻炼。经小儿科大夫和田先生的夫人介绍，他每个星期天都到基督教提摩太会做礼拜，从那时开始，他直接受该教会的高濑恒德夫妇的教诲。这种宗教信仰关系一直保持到他去世，遗体告别仪式也是在该教会举行的，高濑先生是当时的司仪。

昭和三十年(1955)春天，正树从成城学园高中班升入庆应大学法律系。一进大学，各种体育运动小组照例都来劝他参加。正树向我请求说:“我想学习合气道^[1]。”“合气道”是怎么回事，对于完全是门外汉的我来说，却有点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异常的认真，那种热情劲儿就好像把自己的一切都倾注在“合气道”上了。我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此后不久，在全国所有的大学中，庆应大学第一个成立了“合气道小组”。同植芝先生的交往，尤其是同竹中修介等人的友情，就是“合气道”作了媒介。同班同学中铃木茂夫、森田正雄、牧野恒久等人，彼此之间那种胜似兄弟关系的交情一直保持终生。如同每天必做的事情一样，到病床前来看望他的也是这些人，沉痛悼念他去世的也是这些人。在庆应大学，他参加了内山先生的专题研究会，专门攻读了国际政治史。

在和人的交往中，正树非常细心、周到，而且体贴入微。他对于我的健康所给予的照顾胜过我妻。对于祖父的照拂也非常细心。祖父眼、脚不灵便，他成了祖父的眼和脚，搀扶祖父走遍了各地的温泉和风景区。对于弟弟和妹妹，他从不指责他们的缺点，而是赞扬其长处，常常给予鼓励。

对于不幸的人，正树有一颗非常忠厚的同情之心。后来我才知道，在上大学时，他每星期都去位于护国寺附近的盲人学校，为双目失明的高中生朗读他们的书。还多次把这些人请到家里来，请他们吃饭或欣赏音乐。在家里的仆人和自己家人之间，如果在饭菜和其他待遇上稍有差别，这对于他来说似乎是难以容忍的。我最近才知道，有几年的时间，他从自己仅有的零花钱中匀出一部分来，帮助家贫的朋友做了学费。

庆应大学毕业后，我曾决心把正树送到神崎造纸公司去。让他在我敬仰的前辈、该公司的董事长加藤藤太郎身边锻炼三四年以后，再接到自己身边来工作。这是我原来的计划。他也顺从地同意了，昭和三十四年(1959)四月把他送到了我的亲密朋友远藤福雄管理下的这家公司。

他花几个月的时间学习了造纸工序管理的实际工作。之后他进入了计划室，开始从事成本管理工作。我曾一再提醒他说，虽然是工厂，也是一项艰巨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作，所以，要同在各道工序中工作的人结成真正的朋友，彼此要相互接触、相互了解、相互建立感情。如果自己不能把工作和人这两方面的因素同时考虑进去，就不能真正搞好成本管理等。他似乎对此也抱有兴趣，并感到自豪。(www.chuimin.cn)

他在尼崎工作期间，只有在新年放假时才回家。刚一回家，总是和朋友们商量立刻又出去了，有时带着许多朋友回到家里来，但总也待不住，恨不得一下子就把长时间隔绝了的朋友交情夺回来似的。我有时到大阪或神户去，往返时，他虽然在尼崎工厂里，总是从车站月台的一个角落里意外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又是握手，又是说“您来了”，“多保重”，然后，马上就又消失在人群之中。他的一双大手既温暖又有分量，使我感到非常的亲切。然而，在那段时间里，他一次也没有向我讨过零花钱。

昭和三十七年(1962)春季，正树完成了三年多的学习，虽然我有些太随便，还是从神崎造纸公司把他接回来了。妻子早就希望让他去德国留学三年，而我本来就不喜欢留学。到国外留学不是单纯学习外国，不过是借机更好地了解日本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用不着在国外待那么长时间，去旅行一下就够了。我是这么想的，便决定让正树出国旅行。

他自己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周游四十国的计划，而后在昭和三十七年(1962)七月一日欢欢喜喜地从羽田机场飞往夏威夷了。碰巧在他动身后不久改组了内阁，我由官房长官改任外务大臣。他在洛杉矶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可能认为，既然父亲当了大臣，那么自己打搅驻外使馆、领事馆，给他们添麻烦，也不大好，于是始终把自己的身份隐瞒起来，在北美和南美各地旅行。那一年九月，我到纽约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在那里同他相见了。

我参加联大会议后飞往欧洲，有两个星期光景，他以我的私人随员的身份和我一道旅行。从换衣服到洗衣服，都是由他一手照料。他的英语、法语都很差，遣词造句不大好，可是胆子相当大，不但足以应付日常会话，而且同被访问的国家外长谈笑风生。他同荷兰外交大臣伦斯好像特别谈得来。当他被准许谒见罗马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三世时，他表现得非常紧张。那一次，我是从美国飞到伦敦，又到巴黎、罗马、波恩、布鲁塞尔、海牙停留，然后经由阿姆斯特丹回国，所以就在阿姆斯特丹同正树分别了。

后来他单身旅行，在维也纳就行走不便起来，结果不得已在内田大使的官邸打扰了二十天。夺走他生命的难治之症，当时已经在侵袭他的身体了。在内田大使夫妇及其家属真心诚意的看护下，他病稍微好了一点，便绕游非洲、中近东、东南亚，按约定的日期在圣诞节的前一天回到了日本。

春天到了，我让他到故乡香川县去旅行，顺便向故乡的父老兄弟致意。他虽然不是在香川县出生，却怀有“我是香川县人”的意识。在学生时代，放假的时候，他常常回故乡去扫墓。那时候，他好像想要尽情地欣赏讃岐的春色。这一次，他无意中投宿于坂出市的亲戚森田家。森田夫人正好是眼科医生，他发现正树的眼球出血，原因不明，就提醒病情不可轻视。于是，正树急急忙忙回了东京。回京后去东大医院求医，才知道竟是一种世界上不多见的难治之症，叫做贝泽蒂斯氏病。于是，正树立即住进了东大医院，专心治疗，然而病情似乎一天比一天恶化。我们除了请东大医治，还给他注射，下药，服药，加上指压、按摩，甚至于烧香祷告，真是千方百计，全力以赴。

然而，眼出血仍然不止，最后右眼接近失明。疾病又逐渐侵袭到脚神经，他好几次走着走着就失掉平衡，跌倒在地。每一次，正树都噙着眼泪，默不作声，没有讲过带一点怨恨的话。他逐渐地接近了死亡的深渊，日复一日地在病床上同死神进行着艰难的斗争。但是，他还总是为我的健康担忧，对于我的饮食和睡眠时间，好像也向家里人做过详细的指示。他也曾一再劝我尽快辞去外相这个繁重的职务。他常常让照看他的护士给他念书，毫无遗漏地收听电台广播。对于我在国会上的答辩和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他也是每次都很坦率地向我发表他的感想和评论。对于池田首相和田中藏相的答辩和讲话，他甚至连语调都能学上来。他从未间断欣赏他所喜欢的音乐。前来探望他的知心朋友对我说，他们反而常常受到他的鼓励。他虽然卧病在床，但每一天都生活得很有意义。

昭和三十九(1964)春季过去，不知不觉地到了绿叶长齐的五月。东大医院的扩建工程开始了，环境嘈杂，因此，我决定让他出院，请主治医生出诊，以便在安静的家里疗养。后来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视力衰退，手脚神经逐渐衰竭。然而，即使如此，他的心绪却丝毫不乱，始终像往常一样，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从八月五日到六日，看来病魔已彻底侵入了他的心脏。六日下午五时，他开始发高烧，他说:“我要去旅行，给我准备鞋子。”之后，就再也没说什么。我和家里的人一直都守护着他。没多久，便并发心力衰竭，离开了人世。

碰巧，岳父分给我们一块多摩灵园，他抢到我的前头，同他最崇敬的祖父一起永世长眠了。在基督教传到日本来的时候，一名叫保罗·三木的少年，虽然年纪很轻，但却从容不迫地殉教而死。他生前非常佩服这位少年，所以，在接受洗礼的时候，就把那位少年的名字原封不动地作为自己的洗礼名。我给他立了一块小墓碑，上面写着“保罗·三木大平正树”。这就是既是父亲又是朋友的我送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他抱着圣经和一个十字架以及他所喜爱的汽车玩具、病中也爱不释手的日本小娃娃和唱片等东西，结束了他那忙得喘不过气来的二十六年短暂人生，去了另一个世界。

同正树的永别，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然而，它已变成无情的、难以动摇的现实了。作为凡夫的我，已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希望和热情。对于我来说，他几乎是我的一切，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千斤重的忧愁犹如一把利剑，现在仍然扎着我的胸膛。尽管岁月流逝，但这种刺痛丝毫没有减弱。

昭和四十一年(1966)八月

长子正树：活在永恒的现在，与过去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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