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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外交:相互理解与信任的重要性

【摘要】:日美外交日本外交的基轴,当然是日美协调。不过日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与看法不一定都是一致的。然而在外交上,即使达不成一致的意见,相互理解各自的立场也是不可缺少的。相互了解与信任的重要性并不次于达成协议,特别是在日美两国之间,这可以说是绝对重要的。我对自己能为日本与美国做到这一点而感到满意。

日美外交

日本外交的基轴,当然是日美协调。不仅在政治、经济、防务和贸易方面是这样,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也是如此。两国之间的关系达到如此密切的程度,可以说是少有的,而且对世界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也是罕有先例的。

美国战后怀着希望与信心,提出“美国和平女神”的理想,投入了世界性重建民主的工作。初期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以后的发展并不那么如意。对苏联由冷战转为共处,对中国由遏制转为和解,对越南由介入转为收敛。美国的这种转变虽然缓慢,但终于不得不改变它最初的路线,开始摆脱在越南使其陷入损伤本国威信的困境。在经济上,对世界经济的自由化与协调,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美国都站在前头,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可是,自美元停止与黄金兑换以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领导力量就开始明显削弱。美国除了在对外方面所遭到的这些失败外,在内政方面,各种社会联系的纽带也开始削弱,维持这种联系的道德也开始松弛。

战后的这一历程,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世界同样也是一个严峻的演变过程。美国确实为战后的世界做了许多事情,但也因此丧失了很多东西。尽管如此,美国现在仍然是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和负有最大责任的大国。而且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最难得的友好国家和亲密的伙伴。

与基辛格国务卿会谈的大平外相(昭和四十八年)

在此期间,我先后两次、共四年多时间,作为外务大臣从事调整对美关系的工作。我为自己能同迪因·腊斯克、威廉·罗杰斯、亨利·基辛格三代国务卿始终愉快地共事而感到高兴。

腊斯克先生曾在肯尼迪、约翰逊两位总统手下作为冷战外交的得力助手活跃过,如今已离开公务,回到田园,享受他平静的晚年。罗杰斯先生在对话与协调的时期发挥了卓越的适应能力,他的坦率与温和的人情味博得了国内外的好评与尊敬,目前在纽约华盛顿从事律师工作。基辛格先生是世界面临危机时期的一位高瞻远瞩的外交战略家,这一点已有定评,听说他辞去国务卿后,正在执笔写作全世界所期待的备忘录。

我和这三位朋友不仅在相互信任中一起共过事,而且至今还继续保持着友谊与信任。我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和我不仅对日美两国间的问题,而且还就中国问题、越南问题、能源问题、世界经济问题等进行过频繁的协商与合作。(www.chuimin.cn)

不过日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与看法不一定都是一致的。然而在外交上,即使达不成一致的意见,相互理解各自的立场也是不可缺少的。相互了解与信任的重要性并不次于达成协议,特别是在日美两国之间,这可以说是绝对重要的。

我由此而回想起石油危机发生后不久同基辛格国务卿的谈判。昭和四十八年(1973)十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历史时刻。所谓的石油冲击发生了,整个世界经济就像打翻了玩具箱似的陷于一片混乱。我国是几乎不出产石油的国家,而且是石油在所需的能源中占极大比例的国家。日本在战后二十多年来,以每桶两美元左右的稳定价格可以毫不发愁地随便买进石油,而且经济上创造了飞跃发展的纪录。现在石油不仅一下子涨了三倍,而且事实上今后能否保证供应也都无法知道,使我国陷入了极为不安的境地。

政府和民间都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赖以生存的基础本身产生了裂缝,发生了动摇,所以左右摇摆也是在所难免的。于是对我这个外务大臣,政府内外都开始提出强烈的要求,要把对中近东的外交方针改变为偏重于阿拉伯国家,而且从各方面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从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外的渠道来寻找确保石油供应的方法。

可是我想,既然是产油国,不出售石油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像日本这样需要大量稳定进口石油的国家,对它们来说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主顾。因此,我认为不必那么惊慌失措,决定对这些要求始终冷静对待。可是焦急的情绪不好扭转,要求改变对中近东政策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涨。我虽然不赞成这一主张,但政府如果非要做不可,那我认为事前必须和美国达成一致的意见,至少也要取得美国的谅解。

十一月十四日,恰巧基辛格国务卿在历访了中近东各国的归国途中来到了日本。于是我向基辛格国务卿说明了日本政府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征求他的意见。他反对日本政府的方针说:“和中近东国家打交道,希望委托给美国政府去做。你们轻率地接近阿拉伯国家,有可能反而遭到它们的轻蔑。日本要做的重要的事情,还不如站在消费国的立场上,对能源的技术开发与存储进行协助。”

可是,政府要修改中近东政策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我在政府内部日益陷入孤立状态。由于在基辛格国务卿滞留东京的期间终于未能取得他的谅解,于是我训令在华盛顿的安川大使,要他顽强地去进行谈判。结果美国的国务院也终于为我们发表声明说:“虽然不能赞成日本政府修改中近东政策,但对日本政府的这种不得不修改的立场表示理解。”这样,就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由二阶堂官房长官发表了有关部分修改中近东政策的声明。

不必一一地回顾这些事件的经过也可以看出,我和美国的历届国务卿腊斯克、罗杰斯、基辛格并不是在每个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我深信,我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缺乏过相互谅解。我高兴的是,在同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从未出现过丝毫的懊悔情绪或不信任的阴影。我对自己能为日本与美国做到这一点而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