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邦交正常化：佐藤内阁的成功与困难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日中邦交的正常化佐藤内阁创造了空前长寿的纪录，于昭和四十七年夏天下了台。在这次会谈中，田中新内阁首先向美方保证要坚持日美安保条约体制，同时表示不管成功与否，要着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当然，日中邦交正常化对日本政府来说是个重大的外交课题，同时也是个极为困难的政治问题。没有这两位伟大的领导人的卓见与决断，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肯定不可能以那种方式、在那个时期完成。

日中邦交的正常化

佐藤内阁创造了空前长寿的纪录，于昭和四十七年(1972)夏天下了台。于是围绕着自民党的继任总裁的人选，在田中角荣、福田赳夫、三木武夫和我四人之间展开了争夺，结果田中角荣君获胜，组织了内阁。

在这之前，我于昭和四十六年(1971)四月继承了前尾繁三郎先生的衣钵，当了宏池会(已故的池田勇人先生创立的政治家集团)的会长。这一幕交接剧，既不是前尾先生主动安排的，也不是我策划的。而是由于前尾先生当时身体欠佳，再加上前尾先生曾在佐藤先生第二次出马参加总裁竞选时挑过战，而在第三次总裁竞选时没有挑战，因而以宏池会的年轻人为中心，对他的不满表面化了。

如果是前尾先生继续照管宏池会，我并不打算不同他合作。不过，我考虑到，如果表示不满的年轻人不听我的规劝，非要和前尾先生分手不可，尽管这是我所不希望的，但我也不能置之不理。另外，如果前尾先生提出要把掌管宏池会的责任交给我，我当然也要做好不得不接受下来的准备。因此我请求前尾先生做出选择。结果前尾先生选择了把池宏会委托给我的办法，于是我决定把它承担下来。

这一过程表面好似很自然，但人的心理并不那么简单。由于我的做法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前尾先生以后对我的态度变得很冷淡生硬;而且宏池会本身也没有达到充分的团结。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马参加总裁竞选的，而宏池会的多数人都主张目前首先要把参加总裁竞选的资格弄到手。这样，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我参加总裁竞选时还同田中派订立了盟约，保证“不管哪一方取胜，都要互相帮助”。

第一次投票的结果，名次顺序为田中、福田、大平、三木，在决战性投票时，按照盟约的保证，大平派支持了田中先生，因而成立了田中新内阁。由于有这样的一段经过，就让我掌管了新内阁的外交，我从池田内阁以来第二次担任了外务大臣。

组阁不久后，田中总理与我，首先前往夏威夷，参加了日美首脑会谈。美国方面参加的有尼克松总统、罗杰斯国务卿和基辛格总统助理等人。我们住在奥阿胡岛北端一家名叫库依里玛的幽静的饭店里，会谈也是在那里进行的。在这次会谈中，田中新内阁首先向美方保证要坚持日美安保条约体制，同时表示不管成功与否，要着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美方对于前者表示感谢，对后者表示“预祝成功”。

而我担心的是，我国既然坚持日美安保条约，中国方面会不会接受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因为过去中国方面对日美安保条约体制一直不断地发表批判性的言论。(www.chuimin.cn)

日美首脑会谈后，我一直注视着中国方面的态度。可是中国对日美会谈后所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并没有做出特别的反应。于是我认为，如果中国方面对于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轴的旧金山体制不提出异议，多年来成为悬案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就应该借此时机来加以解决。看来中国对日美安保条约已采取灵活而现实的态度。当然，日中邦交正常化对日本政府来说是个重大的外交课题，同时也是个极为困难的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一向认为，处理这一问题必须公正，以取得国内外充分的理解，而且实行时也要选择成熟的时机。我之所以认为应该不损害旧金山体制，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得出明确结论的时候来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其原因就在于此。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于前一年的秋天获得了戏剧性的解决。我判断处理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敦促田中首相做出决断，着手进行正常化的谈判。

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与已故周恩来总理握手的大平外相(昭和四十七年)

谈判终于开始了，中国方面对于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轴的旧金山体制表示了现实的态度，正常化谈判的进展比想象的更为顺利。中国领导人具有卓越的见识。我对他们这种现实的理解与灵活的决断深为赞赏。

在正常化谈判中所遇到的困难，当然还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订有日华和平条约^[20]，并在这一条约下进行了战后的工作。结束战争状态与放弃赔偿要求的问题，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是这次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对于我方来说，则是在日华和平条约中已经处理过了的问题。双方的这种立场如何调整，以及中国方面主张对台湾拥有领有权，而我国已经放弃了领有权，双方的这种立场如何表达出来，等等，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倘若没有相互谅解与信任，就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幸而日中双方都能求大同存小异，把分歧的观点并列地写出来，或者采用一种耶奴斯(罗马神话中长着一个身子两张脸的看门神)式的方法表达，总算使这些困难的问题得到解决，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日中联合声明。当时我是忘我地工作，但事后回想起来，至今我仍然庆幸我们终于平安地闯过了这条艰险的道路。

妥善地处理了这一重大的外交悬案，完全可以和战后签订旧金山和约相媲美。我首先为此而感到欣喜。而且以后两国的关系，一直在日中联合声明所铺设的轨道上平稳而扎实地前进。对此我感到高兴。

不过，当时还健在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后来相继逝世。没有这两位伟大的领导人的卓见与决断，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肯定不可能以那种方式、在那个时期完成。在此我谨向这两位先生表示敬慕之情，并祝他们冥福。

日中邦交正常化：佐藤内阁的成功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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