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田町、霞关：永恒现在的邻国关系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永田町与霞关[19]我在池田内阁的前半期做官房长官，后半期做外务大臣。当时韩国在公海上划了一条所谓李承晚线的军事边界线，接二连三地抓捕进入这条边界线的渔船和海员。本是一衣带水的两个邻国，彼此之间却没有外交关系。出席第二次日美贸易经济委员会时，与已故肯尼迪总统会见的大平外相等人诚然，所谓请求权可以看成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可是只在这个范畴里来考虑，那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其基础就是日美双方相互的理解与信赖。

永田町与霞关^[19]

我在池田内阁的前半期做官房长官，后半期做外务大臣。官房长官是个很忙的差事，对于内政、外交等一切问题，都要不断注意，开动脑筋。不管是国内国外，也不分白天黑夜，凡是有重大事情，都要代表政府立即加以处理。另外还要争取同政府各部门以及执政党的全面合作;不仅要和在野党、新闻界、劳工界，而且还要和学术界、教育界、艺术界、体育界处好关系。这就需要有能适应各种变化的灵活的态度，生硬僵化就应付不了。所以官房长官若不是虚怀若谷，就不能当机立断、灵活自如地处理问题。

我首先努力做到不使自己的办公桌上或抽屉里有积压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就立即考虑请有关部门的人去办，立即把它处理掉。而且不规定任何处理意见，即使对方处理的结果多少令人有些不满意，也注意尊重对方。尽管这样，搞了整整两年这方面的工作后，还是感到相当疲劳。于是在昭和三十七年(1962)夏天改组内阁时，决定告退。池田先生强烈地要求我留任，但我推荐大藏省时期以来的好友黑金泰美君来接任，谢绝了留任。

我以为这下子总算无官一身轻，可以去休养休养了。想不到佐藤荣作先生在这次内阁改组中坚决拒绝担任外务大臣，突然轮到我来当外务大臣。从那以后，我管了两年外务省的工作。

到了外务省一看，以次官武内龙次为首，审议官、局长都是我的前辈。当时日本总算在经济上达到了自立，正处在摸索开展真正的外交的时期。外务大臣亲自处理的事情有日韩两国间的请求权问题的谈判。这就是所谓的《大平—金钟泌备忘录》的传说，至今仍相当著名。当时韩国在公海上划了一条所谓李承晚线的军事边界线，接二连三地抓捕进入这条边界线的渔船和海员。我一到任，几乎每天都收到这方面的报告。于是立即向韩国代表部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妥善处理，这简直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情。

本是一衣带水的两个邻国，彼此之间却没有外交关系。这不仅在渔业方面，而且对办理任何事情都很不方便。而建交的谈判在这以前虽曾举行过几次，但由于没有解决所谓的请求权问题，因而未取得成功。事实上当“请求权问题达成协议”的消息报道之后，抓捕渔船及其他纠纷就再也没有发生，而逐渐在人们的脑子里消失了。

出席第二次日美贸易经济委员会时，与已故肯尼迪总统会见的大平外相等人(昭和三十七年)(www.chuimin.cn)

诚然，所谓请求权可以看成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可是只在这个范畴里来考虑，那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如果不是这样考虑，而是把韩国看成是独立的新国家，日本作为它的旧宗主国和关系最密切的邻国，对它采取表示“祝贺”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才算是开诚相见，而且也切合实际。我根据这种精神协商的结果，以开展经济合作的方法(主要是提供无偿援助三亿美元，有偿援助两亿美元)，解决了请求权问题，打开了建立邦交的大门。对我国来说，这只是许多需待解决的赔偿与经济合作的悬案之一，也许算不上是什么非常重大的问题。可是对当时的韩国来说，我以为这是一个无法与我国相比的重大外交悬案，他们要作出决断，肯定是需要更大的勇气的。

我还多次前往美国，一次同朝海浩一郎大使一起出席了日美贸易经济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一次为撤销利息平衡税的问题，和武内龙次大使一起同已故的肯尼迪总统打过交道。

昭和三十八年(1963)美元逐渐发生问题，美国联邦政府作为保护美元政策的一环，企图从对外投资的利息中提取百分之十作为利息平衡税加以征用。这就是所谓的利息平衡税问题。这无疑会给我国的国际收支带来严重影响。我奉池田首相之命访美，同肯尼迪总统、腊斯克国务卿、狄龙财政部长等进行了谈判。结果请他们发表了声明。声明说:“如果对日本的国际收支带来危机，美国准备采取特别措施，其中包括撤销利息平衡税。”现在看来，的确不能不令人有今昔之感。当时的美国还没有越南问题的阴影，整个美国充满着信心，并拥有威望和绰绰有余的实力。

外务大臣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配合防卫当局，忠实地执行日美安保条约。其基础就是日美双方相互的理解与信赖。为了在日美之间不撒下任何不信任的种子，我是费尽了心机，注意做到考虑周密。

另外，在昭和三十八年(1963)秋天出访欧洲各国时，我在驻法大使萩原的陪同下，在爱丽舍宫与戴高乐总统进行了会谈，并聆听了他所谈论的关于欧洲文明的高见，这些都成了我难忘的回忆。他那明亮的蓝眼睛和细长的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关于戴高乐先生的情况，古垣铁郎先生曾作过充满友谊与崇敬的介绍。而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既不是一介武夫，也不是别具特色的政治家，而是一位思路宽阔的哲人思想家。

在访问英国的时候，我应当时的外交大臣霍姆(后来任首相)的邀请，与驻英国大使大野等人在格拉斯哥郊区的别墅里住了一宿，并同他的家人一起愉快地打过一次雷鸟。我是新做了一套猎人服去打鸟的，而霍姆外交大臣穿的却是被虫蛀过的破旧的猎人服。从这里使我看到了英国人的那种典雅风度的一个侧面。不过，他却亲手打下了几只雷鸟，而我终于连一只也没打着。第二天早晨，格拉斯哥的报纸报道了这件事，标题是“大平先生是最好的服装员，但不是最好的射手”。如今回忆起这一件件往事，对我来说，都是上帝给我的难得的恩惠。

永田町、霞关：永恒现在的邻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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