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公共事业的重振与恢复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战后的公共事业东久迩内阁不久把政权让给了币原内阁。大藏省把公共事业费一揽子拨给经济稳定总部，而经济稳定总部则担负起制定本年度公共事业计划，以及对各省的要求进行分配的任务。在美国，自实行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策以来，一向是作为失业对策来制定公共事业计划的。日本的公共事业首先必须从恢复灾情着手。他就是年轻时在东京的总司令部财政课负责公共事业预算的莫斯勒先生。

战后的公共事业

东久迩内阁不久把政权让给了币原内阁。我辞去秘书官，回到主计局，负责预算的归纳工作，同时监管紧急处理战后财政的工作。当时正是请求归还战争期间卖给陆海军的货物的欠款纷至沓来的时期。我还记得一件往事，当时我曾向上级建议，必须把国营铁路卖出去，以应付突然暴露出来的通货膨胀。

第二年的昭和二十一年(1946)五月，吉田内阁(第一次)成立后不久，大藏省内新设立了薪金局，任命我担任薪金局的第三课课长。局长是今井一男先生，第一课课长是阪田泰二先生(后来任日本专卖公社总裁)，第二课课长是石野信一君(现任太阳神户银行董事长)，鸠山威一郎君(前外务大臣)担任科长助理。

当时公务员的薪金问题，不仅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大问题，而且是最大的劳务问题，也是严重的财政问题。政府为了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在大藏省内新成立了薪金局。我们的任务就是负责解决薪金制度的合理化和现代化以及当前的劳务问题。

战前的官吏制度，是以所谓“天皇的官吏”的名义，建立了亲任官、奏任官、判任官、雇员等严格的身份制度，薪金与职务的重要与否基本上没有关系，而是由身份的高低来决定。为了改变这种封建性和不合理性，我们改革了公务员的官职制度。当时我们一面借鉴美国的胡佛委员会的报告书等材料，一面根据公务员官职的复杂性和责任的大小进行分类，制定出职务等级制度，并以此来决定薪金。另外，在其他各种薪金方面，也取消了“一手包办”的因素，促进了薪金制度的民主化和合理化。

不久，发生了有名的“二·一大罢工”。当时由我们薪金局的今井局长、阪田第一课课长等干部，同铁道省的加贺山职员局长、安孙子职员课长等组成罢工对策总部，连日同工会方面的工会委员长伊井弥四郎等人进行谈判。大家都知道，罢工最后被麦克阿瑟元帅下令制止了。当时粮食十分缺乏，可是走进工会的办事处，只见那里白米、牛肉、蔬菜等堆积如山。这同我们雇用人的单位的情况形成了奇妙的对比。当时我们只能吃上掺有玉米的、又凉又黑的盒饭。

与同年进入大藏省的同事聚会，左端为著者(昭和二十四年前后)

机关管理人员互助会联合会的成立，也是在这个时候。机关业务人员和机关管理人员，在获得现款工资方面虽然一样，但在互助互济及其他福利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是很不合理的。因此，我决定由政府买下当时准备关闭的陆军互助会的医院和休养所等，交由各省互助会联合会来经营。我的这个争取建立机关管理人员互助会的设想，起先并未得到薪金局长今井一男及其他干部的支持，但由于我一直坚持这一主张，最后才决定委托我去筹建，并取得了成果。最初以今井为理事长，大平为常务理事，栗田千足为事务局长的三人班子，在薪金局的协助下，成立了一个小型的财团法人组织，后来改为特殊法人组织，可以提供长期与短期的互助金，如今已获得很大的发展。(www.chuimin.cn)

我在薪金局工作了两年多之后，于昭和二十三年(1948)七月，调到经济稳定总部，担任建设局公共事业课课长。建设局长是从满铁回来的高野先生，副局长是内田常雄先生(后来担任过厚生大臣、企划厅长官)。从各省抽调了几十个人(大部分人是技术官员)来辅佐我的工作。

公共事业课统管一般会计、特别会计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所有土木建筑事业。大藏省把公共事业费一揽子拨给经济稳定总部，而经济稳定总部则担负起制定本年度公共事业计划，以及对各省的要求进行分配的任务。公共事业课的权限比现在的建设省还要大，但最大的苦恼是同不了解日本实际情况的占领军当局打交道。

在盟军总司令部的劳务课里设有一个公共事业股，负责人是艾利克先生。在美国，自实行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策以来，一向是作为失业对策来制定公共事业计划的。由于有这个原因，总司令部的劳务课一直把日本的公共事业当作失业对策来看待。

可是，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由于战争时期国土的荒芜，所以不断地发生灾害，从山顶到海滨都处于根本无法收拾的状态。这些荒芜的地方与荒芜的程度同失业者的存在毫无关系。日本的公共事业首先必须从恢复灾情着手。总司令部与日本之间对公共事业认识上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另外，关于公共事业费，总司令部的财政课一向加以干预，所以除了劳务课外，我还必须同财政课打交道。而在财政课负责公共事业的是一位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莫斯勒先生。最初他们不顾日本的实际情况，大谈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但不久我也同他们增进了相互了解。到了后期，我们的关系密切，连他们给上级写的报告书也要在下面征求我的意见。

二十多年之后，昭和四十七年(1972)十二月，我作为田中内阁的外务大臣，参加了在西贡召开的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当时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有一位我感到面熟的外国人。我发现对方也不断地朝我这边注意。他就是年轻时在东京的总司令部财政课负责公共事业预算的莫斯勒先生。当时他已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援助南越的要职。我们相互畅叙了以往的友谊。他的出现，使我联想起当年为维持已成废墟的东京城市和人的生存而忘我工作的情景。

战后公共事业的重振与恢复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