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间,在“课改”路上我已跌跌撞撞走过三年,校领导和教研组依然坚持贯彻“课改”,不断地引进和探索新的“课改”方式,“小组合作”“三学六步”“少教多学”的理念开始进入我们的课堂。有了上次公开课的经历之后,我已经逐步接纳和适应了“课改”。我发现,“课改”完善了我的教学行为,解决了我当初的疑惑,我内心激动不已,誓将“课改”进行到底!课前,让学生养成独立预学的习惯,三分钟展示预学成果,训练有素而紧凑进行。......
2023-11-16
与基督教的接触
父亲去世后,我家在经济上再也没有能力供我上更高的学校了。我在中学四年级时,参加过海军军官学校的考试,但因患中耳炎,体检不合格,没有被录取。要选择不花钱的学校,唯有一个师范学校的二部。可是,碰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住在高松市近郊、跟警察官结婚的姑姑劝我家说:“可以住在我家走读,让他报考高松高等商业学校怎么样……”结果我照做了,毕业以后就进了旧制高松高等商业学校。
我到高商上学不久,工学博士佐藤定吉先生来高松讲演,我记得讲的题目是《科学与宗教》。佐藤博士辞去东北大学的教授职务后,在全国建立了学生团体“耶稣之仆会”,热衷于通过科学进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基督教对我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听了佐藤先生的讲演后,心灵受到了极大的触动,简直着了迷。同年夏天我便参加了在浅间山麓举办的研究进修班,秋天又出席了在东京青山的青年会馆召开的全国大会。而且我还经常和同志们一起,站在东京和高松的街头宣讲自己的信仰。
佐藤先生的学说在培植我们对上帝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上起了作用。但这个上帝为什么就是“爱”,怎么也无法使我们理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还必须求助于基督教的教义。后来仆会的许多成员,因此成为了基督教徒。佐藤先生所作的关于科学与宗教的论述,起到了诱导人们信仰基督教的作用。
我也是读了圣经才信仰基督教的。不过,除了我接受洗礼的观音寺市的教堂外,我未同特定的教会发生关系,而对内村鉴三先生以及他的门生塚本虎二、黑崎幸吉、江原万里等人的著作发生了兴趣。后来上大学以后,矢内原忠雄先生让我参加了他在东京自由之丘的家中举办的“圣经研究会”,直接受到矢内原先生的教导。
旧制高松高商时同学合影(左起第二人)(昭和三年)
另外,当时,贺川丰彦先生在东松原的家里讲授圣经,我们和同学梅野平君一起去听课,贺川先生还盛情地请我们吃午饭。梅野君是我从高松高商进一桥大学时的朋友,现在福岛县的平市经营农具,过着恬淡的村夫子的生活。(www.chuimin.cn)
我入学的那年春天,一桥大学上田贞次郎先生的门生大泉行雄教授来高松任教,很受学生欢迎。上田老师似乎对他在小樽高等商业学校时期的恩师大西猪之介先生很崇拜,据说他平时爱穿和服,写的字体甚至也向右上角倾斜,这些都是在效法大西教授。他在讲授商业学时,还顺便讲了鲁道夫·欧肯的经济学。他战后长期担任香川大学校长,为该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另外,当时还有一位有特色的年轻教授堀江邑一先生(京都大学毕业,河上肇博士的高足),他公开讲授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他在日本共产党内担任有关对苏联的工作,最近还在与苏联有关的招待会上见过他。这位先生尽管年迈,至今好像还没有失去年轻时代的热情。
在高商二年级的那年夏天,我得了风湿性肋膜炎,有一段时间一直发低烧。当时也说不出什么原因,我对在学校学习社会科学失去了兴趣。虽说凑巧得了病,病情也没有严重到非休学不可的程度,但我还是下定决心休学。准备一边疗养,一边考虑今后的出路,决定是否继续上学。幸亏母亲和哥哥对我的任性并没说什么,而是同意了我的想法。
休学期间,我把攀登附近的小山当作自己每天的功课。我的肋膜炎幸而也有了好转。在这期间,我阅读了夏目漱石的小说,对内村鉴三先生的著作也发生了兴趣。就在这样的生活中迎来了第二年的春天。当时我对转学或退学都没有下决心,因此仍旧回校复学了。
复学之后,发现班上有一位由高松中学免试推荐来的同学,名叫桥本清。这位同学很早熟,当时他已经在校友会的杂志上发表了有关正统学派的经济学说史的长篇文章。后来他升入神户商科大学,毕业后进入横滨正金银行(现东京银行的前身)工作。通过正金银行和东京银行的工作,人们对他的前程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不幸的是十年前他担任东京银行的常务董事时,因病退职。我对他那渊博的学问,尤其是对国际金融的造诣,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他认真对待事物的理想主义态度,更是尊敬和钦佩。
有关活在永恒的现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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