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边缘世界：精现神代历女性的探索

（三）在女性主义边缘世界里

——阿毛和阿英悲剧命运解析“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并没有出现全国统一的新文化，而是形成城市新文化与乡村传统文化两个文化世界的对立格局。作为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女性主义的启蒙与实践都是在城市文化世界里进行的。但随着平民主义教育深入发展和城乡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频繁地自然交接，女性主义实践对乡村文化世界的影响也日愈加深，其标志是在城乡两个文化世界交叉地带出现了一个女性主义边缘世界。《阿毛姑娘》和《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所描写的便是这边缘世界里农村妇女的悲剧命运。

《阿毛姑娘》写的是16岁的农村姑娘阿毛出嫁后自杀的悲剧。阿毛原来生活在浙江山区原始性自然乡村里，随父亲过着贫苦日子，后经媒人介绍嫁到杭州西湖边的葛岭。丈夫以种田为生，比她大8岁，但不愁吃穿的日子已使她感到满意。然而，由于处于城乡交接处，又靠近山间别墅，城市的富裕豪华，特别是那些到西湖旅游住在别墅的小姐太太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她，使她产生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这欲望最初表现为对富贵男子的倾慕和对华贵女子的嫉妒。她认为那些女子尽管有的念过书，但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她们找到了有钱的丈夫。由此，“她懂得了是什么东西把同样的人分成许多阶级”（“都是钱的缘故”），“那些逛山的太太们”，正是“因为她丈夫或者爸爸有钱，才打扮得那么美”。从前她把自己的不幸归于天和命运，在消极的压抑中生活，而现在“她把女人的一生，好和歹一概认为系之于丈夫”，欲望之火便猛烈燃烧起来。无奈丈夫“只是一个安分的粗心的种田的人”，根本无法理解她的心思，无心也无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于是她只有陷入幻想与现实矛盾的痛苦中，久郁成疾，最后酿成自杀悲剧。

阿毛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乡村传统文化的牺牲品。乡村文化环境已使她在失去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失掉了社会主体意识，所以城市文化虽唤起她改变生活的欲望，她却不知道也不想靠自立、自强去实现它，而把自己命运的改变完全“系之于丈夫”，并认定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从女性主义角度看，阿毛并非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一般村妇，而是女性主义边缘世界里男性法权意识的代表者和牺牲者，在她身上典型地体现着城乡两个文化世界交叉影响所产生的新生活欲望与这欲望不能实现的矛盾——这矛盾便是她命运悲剧的原因。

小说以城市知识女性在艰难中恪守自立的路与阿毛对比，深化了阿毛性格的悲剧性和批判性，说：

现在她把女人看得一点也不神奇，以为都像她一样，只有一个观念，一种为虚荣为图佚乐生出的无止境的欲望，这是乡下无知的阿毛错了！阿毛真不知道也有能干的女人正在做科员，或干事一流的小官，使从没有尝过官滋味的女人正满足着那一二百元一月的薪水；而同时也有自己烧饭，自己洗衣，自己呕心沥血去写文章，让别人算清了字给一点钱去生活，在许多高压下还想读一点书的人——把自己在孤独中见到的，无朋友可与言的一些话，写给世界，却得来许多冷淡，依旧忍耐着去走这一条纯物质的，趋图小利的时代所不屑理的文学的路的女人。若果阿毛有机会了解那些她所羡慕的女人的内部生活，从那之中看出人类的浅薄，人类的可怜，也许阿毛就能非常安于她那生活中的一切操作了。

又说：

阿毛看轻女人，同时就把一切女人的造化之功，加之于男子了。她似乎这样以为，男子的好和歹，是男子自己去造成，或是生来就一定。而女人只把一生的命运系之于男子，所以阿毛总那样想：“假设他也属于那一流穿洋服，拿手棍的人，就好了。”然而这是无望，阿毛也早就不再去希望了的……慢慢的，她就更浸在不可及的幻梦里了。

阿毛是女性主义边缘世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城乡文化交叉影响形成她性格内涵中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一是源于乡村传统文化的男性中心道德意识和社会法权观念，这意识和观念形成她“女人只把一生的命运系之于男子”的人生哲学。二是由于城市文明刺激而诱发的平等意识和同命运抗争的欲望，这意识和欲望使她“不安于她那低微的地位，不认命运生来不如人”，从而以目睹的城市上层人的生活方式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幻梦世界，在那里她假设的丈夫竟也“属于那一流穿洋服，拿手棍的人”。正是这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构成阿毛性格的两个鲜明特征：一是性格构成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她既是男性中心意识、观念的代表者，又是男性法权社会的牺牲者。二是深刻的精神悲剧内涵。她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哀其不幸，怒其不醒”。她不同于祥林嫂那样的在封建礼法下“不幸”而又“不争”的奴隶，也不同于莎菲那样的以现代女性主义意识自觉同男性法权抗争的叛逆者，她是一个载着自身精神枷锁和环境压迫的双重负荷同命运和不幸抗争的不安分的奴隶。她的悲剧不在于“不争”，而在于把同命运抗争的希望完全“系之于”丈夫，从而使抗争因丧失主体而化为无法实现的梦幻和精神幻灭的痛苦。

阿毛的性格悲剧深刻揭示了女性主义边缘世界农村妇女命运的悲惨和女性主义实践所面临的艰难，说明女性主义实践实质上包括如下两个不可或缺的必然过程：一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解放，即通过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把自己从男性法权观念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进而获得社会主体意识。这是女性主义实践的前提。二是同体现或维护男性法权的制度与环境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女性主义实践的主体。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写农村妇女与命运抗争的另一种方式——到城市谋生。这是女性主义边缘世界里，那些失掉经济和劳动权利而又不能或不愿靠家庭和丈夫养活的妇女群体为生存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但这些为生存而贸然走进城市的女性，却又大都为生存而堕入自己视为轻贱和耻辱的卖淫生涯。小说主人公阿英便是这类不幸者。她年轻漂亮，与农民丈夫（陈老三）有较好的爱情，因生活所迫，她才不得不只身到上海谋求生路，结果却沦为妓女。

小说通过她思乡梦的破灭，展示了她心灵的深刻矛盾和痛苦。她虽靠卖淫积下近200元钱，但却失去了丈夫和爱情，只有在思念的梦里与丈夫见面和重温旧日的爱情。在梦中，“她回家了，陈老三抱着她，变得异常有劲，她觉得他比一切男人都好，都使她舒服，这是她从前在家时所感觉不出的。她给了他许多钞票……她要同他两人安安静静的在家乡过一生。”梦醒后则心灰意冷，因为冷酷的现实告诉她旧梦决不会重圆。其理由是：第一，陈老三若知她在上海干这等营生，“他未必还肯同她像从前那样好吧，或且他早忘了她，他定早接亲了”。第二，陈老三即使还爱她，也无钱赎她，况且“一个种田的人，能养得起一个老婆吗？”梦醒后仍无路可走的阿英，只好牺牲丈夫和爱情而安于这轻贱而耻辱的妓女生涯。

阿英的悲剧和阿毛的悲剧，都是女性主义边缘世界下层劳动妇女的悲剧。她们在男性中心道德观念禁锢下，都曾把自己“一生的命运系之于”丈夫，而结果却因丈夫无力主宰她们的命运而陷入幻灭的危机：一个在幻灭中死去，一个则为自求生路而堕入卖淫生涯。她们悲剧的主观的精神方面的原因是男性法权的精神枷锁，而客观的环境方面的原因则是女性主义边缘世界两种文化的交叉影响，即一方面乡村经济贫困把她们逼上生存和发展危机，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又唤起她们自求生存和发展的欲望。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是人类生命的最低要求，但由于她们没有通过受教育获得在乡村自立和到城市谋生与发展的能力，所以悲剧命运就成为时代的必然。因为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没有根本变革的时代，农村劳动妇女是不可能像那些城市知识女性一样，以教育为途径获得生存和发展能力，并从而走自立之路的。作者正是通过她们的悲剧向社会发出呼吁，希望引起改革者对农村劳动妇女命运的同情与关注，期待女性主义实践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时代的到来。

以《在黑暗中》为代表的上述短篇小说创作，因充分体现女性主义实践开端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时代特点而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些特点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其一，在主题上以关注平民妇女命运与疾苦而与为人生的主流文学相融合。

这正是这些小说备受人生派资深作家叶圣陶关注和喜爱的原因。作者说：“叶老是老前辈呵，我是他从来稿中发现的……当时，还不只是看到我的稿子就给予发表，而第一篇（《梦珂》）就发了头条，第二篇（《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是头条，第三篇（《暑假中》）还是头条，第四篇（《阿毛姑娘》）也还是头条，这给自己的鼓励大得很。发表四篇文章后，叶老给我写信，说可以出一本集子了，帮我去交涉开明书店，出了一本集子：《在黑暗中》。……真是碰到了一个好编辑。”（《答〈开卷〉记者问》）这些小说在权威性期刊《小说月报》上连续以头条推出，不仅使不为人知的平民作家丁玲的名字顿时蜚声文坛，而且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时代主题的转换和与主流文学的融合，即由以女性主义理性启蒙为主题的边缘文学，转换为以女性主义实践为主题的与为人生的文学潮流相结合的主流文学。

冰心时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是理想主义的，它以自然、童心、母爱为文学母体，所展现的是真善美和谐发展的母性主义的理想境界。即使那些问题小说，也都着重于家庭与社会建设理想的阐释，而非着力于对社会的揭露与抗争。丁玲这个时期的小说则使女性主义文学由理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它以平民女性在黑暗中抗争与求索的悲剧人生，展现了女性主义实践与男性法权社会的矛盾，揭示了女性主义实践与整个社会改造实践的一致性。作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批评冰心思想及其创作的，她说：

冰心的作品给我们的是愉快、安慰，在思想和感情上使我们与家庭建立许多琐细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当我们要去革命时就想到家庭，想到妈妈怎么样，姐姐怎么样，把感情束缚在很渺小、很琐碎、与世界上人类关系很少的事情上，把人的感情缩小了，只能成为一个小姑娘，没有勇气飞出去，它使我们关在小圈子里，那里面的溪水、帆船、草地、小猫、小狗，解决不了贫穷……今天这个时代……需要坚强、有勇气，我们不是屋里的小盆花，遇到风雨就会凋谢，我们不需要从一滴眼泪中去求安慰和在温柔里陶醉，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去掉这些东西。

又说，冰心的问题小说虽涉及“那时很典型的材料”和“实际在中国存在了很久”的问题，但“她的出身，她的环境，她的爱的哲学”却限制了她对社会的揭露、批判和抗争。（引文见《在前进的道路上——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连载于1949年10月22日、23日《中国青年报》第23、24期）(www.chuimin.cn)

其二，莎菲型典型性格的创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以人物性格的典型性及其影响的深广性奠定了以平民女性为主体的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地位，以人物性格的时代内涵显示了女性主义实践开端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时代主题，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新时代——丁玲时代的开始。

莎菲型性格是女性主义实践开端时期个性主义知识女性的典型性格，它以在黑暗中抗争与求索的精神同冰心时代亚茜式性格区别开来。亚茜式贤妻良母是冰心所理想的母性主义典型，其人格内涵是“为了爱的牺牲”：牺牲自己而做子女和丈夫的“匡护者”。她们虽有以爱来建造新型家庭的欲望，但目的不是推翻男性法权在家庭中的统治，而是成就丈夫的事业。显然，她们只是旧家庭及其父权统治的叛逆者和胜利者，还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道德与法权的叛逆者和抗争者，虽获得对于父权的自由，却没有走出男性中心道德囹圄。莎菲型性格也不同于庐隐小说中亚侠那样的感伤主义者。这些感伤主义者都是作者理想的性爱主义者，心灵充满性爱追求中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痛苦，“矛盾而生，矛盾而死”，其悲剧也在于没有走出男性法权囹圄：把一生幸福系之于男性给予的纯真爱情，得则陶醉，失则感伤，而不思与驱女性于爱情陷阱的社会法权积极抗争。

可见，冰心时代的知识女性都是信仰爱的哲学的母性主义者和性爱主义者，以对爱（母爱或性爱）的信守与牺牲显示着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知识女性意识的自觉；丁玲时代的知识女性则是与男性法权抗争的个性主义者，以在黑暗中抗争与求索体现着女性主义实践开端时期平民知识女性自立和生存的艰难。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丁玲所创造的莎菲型性格在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以上层知识女性为主体的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的结束和以平民女性为主体的女性主义艰难实践时代的开始，而且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在人物性格和形象塑造上已进入高层审美领域和艺术境界，并将对女性主义文学和整个现代文学此后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事实证明，关于莎菲型性格的创造与研究已成为30年代后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之一。

其三，以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义在实践上的结合，显示着丁玲时代开端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时代特征。

在“五四”时期，个性主义和女性主义都是作为思想解放的精神武器同时拿来的。当时反响和影响最大的易卜生主义，就是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理论，而娜拉则是这理论最典型的形象佐证。胡适在《易卜生主义》（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6号）一文中系统介绍了易卜生主义，依据易卜生的剧作对易卜生主义的几个观点作出如下诠释：

一是家庭观。主要观点是：“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依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作势；四是懦怯没有胆子），集中体现着丈夫对妻子的统治。做丈夫的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而“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是她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化子的猴子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因此，挣脱家庭羁绊，做男性法权的叛逆者，既是个性主义的目标，更是女性主义实践的方向，而娜拉便是这二者兼于一身的人物——自立、自尊、自强的女性主体意识与同摧残个性、压制自由独立精神的家庭抗争的个性主义意识在她身上是合而为一的。

二是社会观。其观点是：社会的“三种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都是维护男性社会法权的势力，因此不仅都没有公正“裁制社会的本领”，而且是致妇女于不平等地位甚至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作者说：“《娜拉》戏里有两件冒名签字的事。一件是一个律师做的，一件是一个不懂法律的妇女做的；那律师犯这罪全由于自私自利，那妇人犯这罪全因为她要救她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问这些区别。”又说：“《群鬼》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师，狠教训了她一顿，说她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专在外面偷女人，甚至淫乱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

三是个性观。在易卜生个性主义学说中，“个性”是与“社会”相对立的概念，主要是指“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它自由发展”。而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作者仍然以娜拉为例说明女性主义意识与个性主义意识的一致性，说：“《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她有自由意志，又不许她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她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时，恨极她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是这个缘故。”

从胡适上述阐释可以看到，在易卜生主义中个性主义意识与女性主义意识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男性法权社会的女性群体在失掉经济地位的同时也丧失了个性和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因此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就是个性解放，就是获得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和个性自由发展的权利。但由于国情不同，在中国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统一只是理念上的统一，而在实践上的统一与真正的结合则始于女性主义实践开端时期。

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在实践上的结合，形成丁玲该时期创作的两个鲜明特征：对叛逆精神的张扬和对孤独美的崇尚。前者是思想特征，后者是审美特征，都是通过女性叛逆性格的塑造表现的。

首先是思想特征。这些叛逆性格主要是指以莎菲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女性，她们性格的思想内涵是由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女性主体意识，向内表现为对个人自由独立精神及自立、自尊、自强人格的追求，向外则表现为与社会环境的对立性和同社会法权抗争的叛逆精神，而其实践意义则是叛逆精神的张扬。但从文化思想史角度看，这些性格却具有双重历史意义：思想史的意义和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所谓思想史的意义，不仅是指这些人物的性格及其实践对个性主义作出生动的诠释，而且是指通过她们在黑暗中抗争与求索的艰难的悲剧历程，揭示了个性主义的历史局限性，预期着以革命为本位的群体主义的君临和个性主义者走向革命群体的必然性。在这些人物的悲剧历程中包含着作者深切的心灵和精神体验。她在后来的反思中曾以“飞蛾扑火”比喻个性主义的抗争与求索精神，说她自己正是由此而走向革命的。她说：

秋白曾在什么地方写过，或是他对我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诚然，他指的是我在二二年去上海平民女校寻求真理之火，然而飞开了；二三年我转入上海大学寻求文学真谛，二四年又飞开了；三○年我参加左联，三一年我主编《北斗》，三二年入党，飞蛾又飞来扑火。是的，我就是这样离不开火。他还不知道，后来，三三年我几濒于死，但仍然飞向保安；……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刊于1980年2月20日《文汇增刊》第2期）

所谓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是指这些人物都是女性主义实践者，她们不仅以在黑暗中抗争与求索的“飞蛾扑火”精神和坚忍倔强的人格魅力，显示了五四运动后女性主义实践开端时期平民女性的时代特征，而且以她们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显示着女性主义实践的平民主义方向。

其次，是审美特征。从审美角度看，这些叛逆者都是孤独者，在其性格内涵中都具有孤独的美。作者崇尚叛逆性格中无爱的孤独和孤独的美，最善于通过人物心灵情感的挖掘，把无爱的孤独，升华为孤独美。从她对人物心灵情感审美境界的挖掘与描绘，可以看到孤独美具有如下内涵：

（1）它是基于独立精神的力之美。易卜生曾以斯铎曼医生作为他所尊崇的独立精神人格美的典型，并以他的口宣言道：“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显然，在易卜生看来，孤立于社会的“国民公敌”性格中所显示的人格美，便是孤独的美，它是一种基于独立精神的力之美。这种基于独立精神的力之美也正是丁玲的审美追求，因此它同样体现在她所塑造的叛逆性格中，而成为莎菲型性格的审美内涵。莎菲型女性都具有超前的智，哀方生的死，悲将死的生，她们的孤独不是世俗者的落寞和寂寞，而是前驱者超然于世俗和毅然与社会对立的情怀。独立精神是她们的信仰和理想，正是对这信仰及其神圣精神境界的皈依与决绝的追求使她们孤独的情感升华为人格的力之美。作者说她在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最喜欢这种具有力之美的性格，并以“坚忍倔强”和“隐忍力”来概括这类性格的审美特征。从丁玲的全部创作可见，崇尚孤独的美，塑造力之美的人格，是她矢志不移的审美倾向，莎菲型性格系列的创造便是她审美思想的体现。

（2）它是消逝的美，活在孤独者的梦想里。这些叛逆者大都是执着于理想和事业的女性，事业的艰难和挫折常常触发起她们心灵中所压抑着的因青春和生命付出而产生的对于消逝美的神往与追悔。但她们并没有因美的消逝而消沉，而是把神往与追悔的情感升华为对抽象的爱与美的追寻，永存在梦想里。因此，小说总以幻想和梦的意境来展示人物心灵深处的孤独美。处于孤立无援窘境中的梦珂，在孤独的心灵中复现出消逝的童年和曾为之奋斗过的梦。刚从凌吉士虚伪爱情纠缠中摆脱的莎菲，在孤独中恢复了曾一度消逝在性爱陶醉中的自我，终于“从伤痛中兴奋起来”。《暑假中》那群过着清苦单调的独身生活的女教师，“惯于长夜过春时”，在梦里回忆消逝的青春和爱情。就连农村姑娘阿毛和沦为妓女的阿英，也都在孤独中做着城里人的梦和同丈夫重新相亲相爱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