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女士的日记》：无爱的孤独

（二）无爱的孤独

——莎菲型性格诠释

《莎菲女士的日记》（1927年冬至1928年春作，刊于1928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是丁玲的成名作。它以莎菲典型性格的成功塑造蜚声文坛，从而使丁玲和莎菲这两个名字毁誉同步、祸福与共地连在一起，使现代文学史上有说不完的丁玲、说不完的莎菲。茅盾在《女作家丁玲》（1933年《文艺月报》第1卷第2期）一文中对莎菲性格的时代内涵作出如下概括：

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个人主义，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热爱着而又蔑视她的怯懦的矛盾的灰色的求爱者……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这概括是中肯的。难以负载的心灵痛苦和性爱心理矛盾确是莎菲女士性格的鲜明特征，而这痛苦和矛盾的根源则是“五四”以后反抗男性法权的个性主义叛逆女性所特有的“无爱的孤独”。“爱在哪里？”正是这些叛逆者向那个无爱的男性法权社会发出的孤独的痛苦的绝叫。

《莎菲女士的日记》不是一般情节小说，而是一篇典型的现代女性心理剖白。作者运用便于剖白的日记体，通过对人物生动复杂的情感和变化多端的情绪的描写，展现了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鲜明时代特征的典型心理。这心理的文化内涵是性爱意识，其时代特征则是“五四”后，纯洁的性爱理想在实践中的破灭所形成的性爱心理矛盾及由此而来的“无爱的孤独”。这是女性主义实践开端时期青年知识女性的普遍心理，可视为“五四”后现象。

女性主体意识在性爱领域表现为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性爱观念和由此而形成的不平等的两性关系，而主张性爱应是男女双方平等自由地对于爱与美的选择。在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正是由这一观念所构建的美好爱情理想唤起知识女性对新生活的憧憬和为之奋斗到底的信念与欲望，一批代表新性道德的现代女性应运而生。她们都是具有叛逆性格的个性主义者，蔑视男性中心道德传统，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尊，恪守经济的平等与自立，既是她们的人生理想，也是她们的爱情理想。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局限，为理想而奋斗的新女性，虽从父权下争得了恋爱婚姻自由的权利，却因最终无力摆脱男性法权社会在性爱领域的绝对统治，而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中。莎菲“无爱的孤独”便是这矛盾在心理上的集中表现。

莎菲是一个饱尝自由恋爱之苦的“爱”的被伤害者，曾满怀真挚、纯洁而又神圣的处女之心去爱过，但得到的却是男性法权戕害所留下的不能愈合的心灵创伤和无法改变的对于世俗恋爱的极端憎恶。她在痛苦反思后曾对青年所热衷的世俗爱情的本质提出质疑：

在我稍微有点懂事的时候，便给爱我的人把我苦够了，给许多无事的人以诬蔑我，凌辱我的机会，以致我顶亲密的小伴侣们也疏远了。后来又为了爱的胁迫，使我害怕得离开了我的学校。以后，人虽说一天天大了，但总常常感到那些无味的纠缠，因此有时不特怀疑到所谓“爱”，竟会不屑于这种亲密。

在小说中的莎菲是看穿了性爱实质而带着心灵创伤向“爱”她的人——男性法权的代表者韦弟和凌吉士实行报复性反抗的叛逆者。在她看来，男性法权下的恋爱实质上是有钱男性借助公众舆论和自由恋爱形式对女性实行自私占有。占有必先征服女子的心，其手段不外两种：一是以殷勤献媚和情书与眼泪的纠缠征服女子的心；二是以华美外表和所谓绅士风度的诱惑使女子陷入情网。韦弟和凌吉士便正是分别使用这两种手段向莎菲进攻的。韦弟善于使用眼泪。这眼泪若源于真诚纯洁的心灵和情感，或可引起莎菲的同情，但在莎菲考问下，却显露了它所隐藏的自私占有的卑鄙动机。下面一段便是莎菲以理性的审视的态度对韦弟心灵的考问：

韦弟说他爱我，为什么他只常常给我一些难过呢？……来了便哭，并且似乎带了很浓的兴味来哭一样，无论我说：“你怎么了，说呀！”“我求你，说话呀，韦弟！……”他都不理会。这是从未有的事，我尽我的脑力也猜想不出他所骤遭的这灾祸。我应当把不幸朝哪一方去揣测呢？后来，大约他哭够了，才大声说：“我不喜欢他！”“这又是谁欺侮了你呢，这样大嚷大闹的？”“我不喜欢那高个子！那同你好的！”……我这才知道原来是怄我的气。我不觉得笑了。这种无味的嫉妒，这种自私的占有，便是所谓爱吗？我发笑，而这笑，自然不会安慰那有野心的男人的。并且因我不屑的态度，更激起他那不可抑制的怒气。我看着他那放亮的眼光，我以为他要噬人了，我想：“来吧！”但他却又低下头哭了，还揩着眼泪，踉跄地走出去。

这种表示，也许是称为狂热的，真率的爱的表现吧，但韦弟却不假思索地用在我面前，自然是只会失败；并不是我愿意别人虚伪，做作，我只觉得想靠这种小孩般举动来打动我的心，全是无用。或者因为我的心生来便如此硬；那我之种种不惬于人意而得来的烦恼和伤心，也是应该的。

韦弟惯于以眼泪所表示的感情，也就是一般男子所谓的“爱”的感情，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是真率的。但经莎菲层层考问，便揭出“真率”下面所隐藏的真实内容：“无味的嫉妒”和“自私的占有”。莎菲从韦弟身上看到在男性法权下这种虚伪性爱观与性爱心理的普遍性，它几乎已成为一种本能在支配和统治着全社会男性的心理与行为。这使她深深｀感到无爱的孤独和悲哀。她还以蕴姊的爱情和婚姻悲剧进而揭露和实证韦弟式的爱情正是把女性引向无爱婚姻的陷阱。

蕴姊的丈夫是韦弟的哥哥，他用与韦弟同样的恋爱手段占有了蕴姊，而在婚后便对她渐渐冷淡起来。“最神经质”而又“最热情”的蕴姊，终因陷入无爱的婚姻，难以忍受“那遮掩不住的虚情”，在孤独与忧郁中死去。蕴姊悲剧的精神内涵是无爱的孤独，正是这种精神唤起莎菲心灵的强烈共鸣。但她不再是当年的蕴姊了。她已走出陷阱，看透“爱”的实质，以冷静的报复性反抗，代替了隐忍的自戕性解脱，而韦弟便以此成为她向男性法权实行报复性反抗的第一个对象。

凌吉士是新加坡华侨商人的儿子，一个举止文雅丰仪出众的已婚纨绔子弟。他在绅士式的游戏恋爱中惯以其诱人的相貌和丰仪征服少女的心，就连对此已经冷淡的莎菲竟也为他的美所撼动而身不由己地陷入情网。她说：“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然而这外在的美虽一度煽起她爱的欲望与冲动，却无法遮掩他灵魂的丑陋。当她进而窥探他的思想人格时，竟然发现在“使她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安置着一个卑劣灵魂”：他需要的“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他的爱情“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拥着香喷喷的肉体”任意谈笑，“不高兴时，便拉倒，回到家里老婆那里去”；他的志趣是“继承父亲的职业，做橡胶生意”。这卑劣的灵魂和虚伪的情感，在莎菲心中激起的不仅是女性主义者的人格自尊和自尊受辱的义愤与悔恨，而且是灵魂对战的情场上胜者对败者看穿的轻蔑与可怜。这就使她对凌吉士的批判提升为对性爱领域男性法权统治的批判，莎菲日记最后一篇中那段心理解析式描述便是这样的批判：

他那卑劣的思想中所发出的更丑的誓语，又振起我的自尊心来！假使他把这串浅薄肉麻的情话去对别个女人说，一定是很动听的，可以得一个所谓的爱的心吧。但他却向我，就由这些话语的力，把我推得隔他更远了。唉，可怜的男子！神既然赋与你这样的一副美形，却又暗暗的捉弄你，把那样一个毫不相称的灵魂放到你人生的顶上！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喜欢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我真要为他不幸而痛哭，然而他依样把眼光镇住我脸上，是被情欲之火燃烧得如何的怕人！倘若他只限于肉感的满足，那末他倒可以用他的色来摧残我的心；但他却哭声地向我说：“莎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啊，可怜的人，他还不知道在他面前的这女人，是用如何的轻蔑去可怜他的使用这些做作，这些话！我竟忍不住而笑出声来，说他也知道爱，会爱我，这只是近于开玩笑！……我想：“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因为他所使我迷恋的那东西，在吻我时，我已知道是如何的滋味——我同时鄙夷我自己了！于是我忽然伤心起来，我把他用力推开，我哭了。

这段描述深刻揭示了“五四”后女性主义实践开端时期个性主义叛逆女性典型的性爱矛盾心理：人格的自尊使她们蔑视和拒斥了世俗的爱，却又陷入无爱的孤独。这无爱的孤独产生的时代原因是五四运动的落潮。启蒙时代追求个性自由、民族解放和幸福爱情等理想与信念的知识青年，面对新文化运动阵线分裂和封建复辟的严酷现实，大都因无路可走而陷入幻灭与彷徨。即使像鲁迅那样的精神界战士，也不能超越这一时代情绪。他在散文诗《野草》和小说《孤独者》中所表现的精神界战士心灵深层的“寂寞”与“孤独”，便是这普遍时代情绪的典型写照。莎菲的性爱矛盾心理及由此而产生的“无爱的孤独”，便正是这时代情绪在女性主义实践者性格中的折射和体现。性爱矛盾心理使莎菲性格既具有“孤独”、“忧郁”的内涵，而又带有情绪超常性的外在特征。这超常性往往表现为思维判断的矛盾性和行为的多变性。小说正是通过情绪超常性的描写显示了主人公坦率、狷傲、聪敏、孤独的复杂个性。这种性格已与鲁迅笔下的子君不同：子君是抑郁的，抑郁造成其生命力的萎靡不振，终于以隐忍和自戕表现了对男性法权社会无奈的屈服；莎菲则是狂放的，狂放不仅使她蔑视和拒斥了世俗，而且把她变成一个在绝望中抗争与求索的男性法权社会的反抗者、批判者和控诉者。她虽有无爱的孤独和忧郁，但不是性爱主义者，她的反抗、批判和控诉都指向了社会法权。作者在晚年曾对莎菲性格的本质内涵作出如下辨析：

我以为还是茅盾说得对，茅盾说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她是一个叛逆女性，她有着一种叛逆女性的倔强。有人说那是性爱，莎菲并没有什么性的要求嘛，她就是看不起那些人，这种人她看不起，那种人她也看不起，她是孤独的，她认为这个社会里的人都不可靠。那么她是不是就这样活下去呢？她得活下去，必得活下去，还是要活，怎么办呢？最后，她说：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吧！但她的精神，她的心灵并不甘心，所以她是苦闷的。她叫喊：我要死啊，我要死！其实她不一定死，这是一种反抗。那时候，这种女性，这种情感还是有代表性的。她们要同家庭决裂，又要同旧社会决裂，新的东西到哪里去找呢？她眼睛里看到的尽是黑暗，她对旧社会实在不喜欢，连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欢、不满意。她想寻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个真正理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理想的人。她的全部不满足是对着这个社会而发的。

（《答〈开卷〉记者问》，原题《走访丁玲》，(www.chuimin.cn)

刊于1979年香港《开卷》第5期，署名冬晓）

这是遭受长达20余年政治迫害的作者得以公正平反后，对于和自己命运攸关的莎菲这个艺术典型的反思性辨析，是一个饱经风霜、历尽艰险的伟大女性主义者，以深切人生体验和宏观历史视野，对以莎菲所代表的个性主义叛逆女性性格的时代内涵和在女性主义实践中的积极意义最恰切的辩证和阐释。在作者遭受迫害的20余年间，莎菲也被作为作者化身而受到“围攻”和“批判”，其主要观点是：（1）莎菲是一个“玩弄男性”、“鼓吹性爱”的恋爱至上主义者和代表“没落阶级颓废倾向”的“厌世主义者”；（2）莎菲就是丁玲，“莎菲女士的灵魂始终附在丁玲的身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上述辨析正是针对这些错误观点而发，包含着拨乱反正的积极动机。这个动机在一年后发表的演讲（《谈自己的创作》，刊于1980年《新苑》第4期）中就更为明确：

关于作者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主人公的关系问题，是个有趣的问题，过去已经有许多人发表了不少高明的见解。五七年有个叫姚文元的小编辑，投左倾之机，写了几篇文章，得到某些人的欣赏而跃上了文坛。他判决莎菲是玩弄男性。居然有些理论家和少数落井下石的人，跟着狂叫了一阵。直到现在还有人说……莎菲是鼓吹性爱。我不明白这帮人口中的性爱是指的什么！当年莎菲也曾被围攻、批斗。有的图书馆现在还保存着这类材料。我真希望这些塞在莎菲档案里的材料可别毁了，因为它可以供以后年轻的研究莎菲的人翻阅、引用、借鉴。现在也确有不少爱读书、肯用脑子的人，为莎菲鸣不平，想为莎菲平反，但自然还是阻碍重重。……我相信：“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评说。”也有人说那个玩弄男性的或者讲性爱的莎菲就是作者自己，要我去受莎菲的牵连，这很可笑。

莎菲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思想文化内涵和独特艺术个性的典型性格，正如阿Q一样，引起文学批评界争议是正常现象，但在极左路线统治的特殊环境下对莎菲的所谓批评则完全超越了文学批评范畴，而成为政治迫害和宗派主义斗争。因此，要正确认识莎菲，仅仅从政治上为她平反是不够的，还应在批评领域进行拨乱反正：走出政治批判和宗派主义囹圄，回到文学的审美和文化的轨道；走出莎菲文学批评阶段，进入莎菲历史研究阶段。另外，也是特别重要的，是要以多元的文学史观来审视和研究丁玲及其莎菲的创造。崛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女性主义文学虽已成不争的事实，但在男性法权观念影响下，女性主义却始终未曾成为文学研究，特别是女性作家作品研究的独特视角和价值观。这种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男性法权鲜明地体现在对丁玲和莎菲的批评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丁玲及其所创造的莎菲平反，又是一次女性主义者对男性法权抗争的胜利。

从女性主义实践的角度看，莎菲显然是女性主义文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艺术典型。她坦率、狷傲、孤独和忧郁的复杂个性，及其所蕴涵的与绝望抗争，在黑暗中求索的灯蛾扑火精神，都典型地体现了个性主义者叛逆女性思想性格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局限性，同时也体现出由作者自己的环境、思想所形成的审美倾向。因此，莎菲既是特定时代环境的产物，也是作者独特审美个性的体现。正如作者所说：“我写的并不是我自己。我并没有那些事，那些事都是编的。而人物则是我的环境和思想所形成的。在那样的时代，我喜欢那样的人。一个人他有了一种思想作主导，就容易发现在别人身上的这种品质，因为他喜欢这种品质。”（《生活、思想与人物》）这品质也就是莎菲性格中蕴涵的坚忍与倔强：“在沉重的压抑下，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在很孤独的心情中，也要想办法生活下去”。这普遍性人格内涵使作者创造的莎菲成为现代女性典型性格中一种不可替代的类型：莎菲型。

正是莎菲型性格构成丁玲作品中所特有的女性形象系列，它包括《梦珂》中的梦珂，《暑假中》的志清，《自杀日记》中的伊萨，《小火轮上》中的小学教员节，《一九三○年春上海（一）》中的美琳，《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在医院中》中的陆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黑妮等。作者曾对这个性格系列的内在联系作出说明，她说：

我的作品中的人物，是渐渐在改变的。像莎菲这样的人物，看得出慢慢在被淘汰。因为社会在改变，我的思想有改变。我渐渐看到比较更可爱的人了。……但这种类型的人物，从我后来的作品中，还是找得到他们的痕迹，像《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女主角，她是农村的女孩子，不是知识分子，她的成分变了，她比莎菲乐观，开朗，但是精神里的东西，还是有和莎菲相同的地方。……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完全是新的人……但还是写了一个黑妮。

（《生活、思想与人物》）

可见，在作者看来，这些性格“和莎菲相同的地方”不是属于人物个性的外在特征，而是体现在不同个性中的“精神里的东西”，即具有普遍性的人格内涵：在沉重的压抑下同环境抗争的坚忍与倔强。

在莎菲型性格系列中与莎菲具有相同时代特征的是梦珂、志清、伊萨、小学教员节等，她们都是与莎菲生活在同样时代环境里的平民知识女性，以其不同的个性和际遇展现了女性主义实践开端时期个性主义叛逆女性的时代风貌。

梦珂以无畏的反抗捍卫女性尊严，以狷傲蔑视社会法权，在自立路上像过了河的“卒子”义无反顾，以超人的隐忍力承载着物质的和精神的沉重负荷与打击，于无路处求生，在绝望中抗争：这些正集中表现了莎菲性格中坚忍与倔强的品质。但更为切近的是其性格的时代内涵：个性主义的社会叛逆者。作者曾从这一侧面将梦珂与莎菲作过比较，说梦珂也是莎菲型叛逆女性，“但她没有那么集中，对旧社会的不满不如莎菲那么强烈”，“她也不安于庸俗，她最后甩脱了那些人，但以后到哪里去也还是不可知”（《答〈开卷〉记者问》）。

志清是《暑假中》里小学教员群体的代表。她们都是五四运动后从女子师范毕业又从事女校教师职业的现代平民知识女性，走的是梦珂那样“自立”的路，执着于事业而放弃爱情与家庭幸福，实行独身主义。但她们的追求和恪守终于在艰难实践中幻灭和动摇，从而一度陷入悔恨、孤独和灵肉冲突的心灵痛苦中。她们的隐忍力和坚忍倔强的性格正是通过对上述精神负荷与心灵痛苦的承受力表现的。志清的性格最具典型性。为事业的梦想，她曾信奉独身主义，但实践的结果却陷入无爱的孤独和失去青春爱情的悔恨与痛苦。事实使她认识到，“独身主义”是虚伪和痛苦的代名词，那些“宣过誓，愿为这名词而牺牲的新旧同学们”，最终都无一真正实行起来：她们有的“让父母嫁到一些不能让自己满意的庄稼人，生意人”，或“任朋友主宰命运，随便介绍给一个人以了结这件大事”；有的则在“拥护这面旗帜”的名义下实行同性恋。

现实与理想的尖锐矛盾，使她陷入精神困境而又“想不出一条方法来自己拯救自己”，于是她终日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痛苦反思：一方面在悔恨中“神往那逝去了的可爱的青春”，“梦幻般想那只能梦想的事”，一方面则对婚姻生活甚至婚嫁后的痛苦产生了神往之情。因此，当她收到朋友诉说做媳妇的痛苦且“恭维她能始终抱独身主义”的信时，竟把信撕了。小说这样描述她的心理矛盾：“这名词——独身主义——是她曾勉强用来自慰并振作过自己的，但现在她用不着振作了！她觉得那种矫作很可笑，甚至她羡慕那朋友所说的痛苦！”

志清心理矛盾的根源是事业发展的艰难，这是那时平民知识女性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她本可升大学继续深造后求得事业上更大发展，但年龄已大，学业久已放下，又怕读书之苦和时间之长，于是就以“经营财产”填补心灵空白。这说明事业的艰难及其所造成的心灵痛苦，并没有使她丧失和削弱为生存和自立而负载前行的信念和意志，而是在艰难困苦中与绝望抗争，于抗争中发展适应环境的“隐忍力”。这所显示的便是莎菲型性格的品质。

伊萨是以生命向社会和命运抗争的莎菲型女性，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她由社会所造成的心灵悲剧。她有美好的人生理想和自立、自尊、自强的人格追求，但孤独地生活在上海，爱情的苦恼、生活的窘迫和人事的虚伪，把她天真而矜持的心灵世界彻底摧毁。她感到人生之痛苦和生命之无意义，于是就写《自杀日记》准备投海自杀。

她的自杀是实现理想的强烈欲望与严酷现实发生尖锐矛盾的结果：首先是爱情的失败——理想中的爱人“怀哥”五年来一直活在她心里，而在身边刻意追求她的“小章”却是她不爱的男性，敷衍的恋爱只是一种精神折磨。其次是生活的窘迫——虽有自立能力，在人才济济、竞争激烈的上海，也难以摆脱生计艰难的窘境。当房东催交房租时，她只得把《自杀日记》手稿交房东去换钱。再次是难以排解的孤独与忧郁。感情痛苦和物质贫困把她推进无爱的孤独和无助的忧郁之中而不能自拔。伊萨毕竟没有自杀，《自杀日记》是她与绝望抗争的檄文，它像《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样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发出的“叛逆的绝叫”。莎菲型性格的坚忍倔强及其个性主义时代内涵，在此毕露无遗。

小学教员节是个性主义职业女性。她走上社会后和许多青年职业女性一样面对来自男权社会的两种挑战：一是由就业竞争失败所造成的职业危机，二是因男性中心道德而发生的爱情危机。这两种危机竟然同时在她身上发生了。首先，她的恋爱因陷入男性欺骗的陷阱而失败。她的恋人昆山是有妇之夫，他和那些惯于恋爱游戏的绅士一样，以恋爱自由之名行多妻主义之实。他与节热恋长达一年之久并答应与小脚原配夫人离婚，但与原配离婚后却又跟另一女子结婚，并要求节继续保持对他的爱情。欺骗与羞辱激起节向绅士式恋爱抗争的决心和勇气，她决定摆脱困扰，以专心教学来排遣无爱的孤独与痛苦。其次，她在同事告密下被学校以恋爱请假过多为由而辞退。她的同事都是现代文明边缘世界里男性法权意识的代表者，他们告发节因恋爱而请假的直接动机是除掉竞争对手，而隐藏的社会动机则是维护事业和性爱中的男性中心意识。恋爱受骗，教职被辞，这双重打击几乎使她身心崩溃：不仅把她推向无以生计的困境，而且使她更加看透爱情、友情的本质和世人的真相，认识到：“人这个东西是冷酷的东西。”从而陷入心灵难以承载的孤独。但这并没有动摇她走自立之路的信念与意志，她终于登上火轮默然奔向她所熟悉的谋生之地：“无论她怎样怀疑那一切人情和友谊，她还是不能不去那较熟悉的地方。”孤独者的艰难与抗争，这个性主义者的行为特征，也正是莎菲型性格内在品质的表现。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莎菲型性格是五四运动后女性主义实践过程的产物。其性格特征是坚忍与倔强，其性格内涵包括人格内涵和时代内涵两个方面。前者体现着现代女性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向内表现为对自立、自尊、自强人格理想的执着追求与恪守，向外则表现为对男性法权自觉地、决绝地抗争。这人格内涵作为男性中心社会法权的对立物与法权社会同存亡，是贯穿于整个女性主义实践过程中具有永恒性的性格内涵。后者体现着时代精神的演进过程，以鲜明的时代哲学显示性格的时代特征和性格系列形成的阶段性。在女性主义艰难实践的时代，具有标志性的时代哲学便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和以社会群体为本位的集体主义及阶级斗争哲学。上述莎菲型性格便以具有个性主义的时代内涵显示了其性格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