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离开后的发展-精现神代历女程性的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梦珂从姑母家毅然出走，与此前从学校出走一样，都是基于自立、自尊、自强的主体意识，为捍卫女性人格尊严而对男性法权的抗争。

（一）“娜拉走后怎样？”

——梦珂道路诠释

《梦珂》（创作于1927年秋，刊于1927年12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号）是丁玲的处女作。其主人公梦珂，是新一代娜拉式女性，在其性格、际遇和人生道路的描写中不仅倾注了作者丰厚的自我体验与心灵郁积，而且隐含着深刻的女性主义实践动机：通过梦珂道路，对“娜拉走后怎样？”这历史的叩问，作出回答。

梦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带着强烈个性主义意识、女性主体意识和追求人生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勇敢走向社会的新一代知识女性。新的环境赋予她与前辈不同的新的性格内涵：她不再是封建父权时代父与子矛盾中旧家庭的叛逆者和牺牲者，而是现代男性法权社会妇与夫矛盾中男性法权的反抗者和牺牲者。她具有鲜明而自觉的新性道德意识，并且这种意识已在实践中形成她对自立、自强、自尊人格的热烈追求和刚强坚忍的斗争性格。

在小说开始时她是以女性人格捍卫者出现的。她勇敢地站出来救助了被男教员欺侮的女模特儿，却因此受到来自欺侮者的舆论报复和诬蔑，她也由这一事件的刺激而毅然离开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美术学校。但她的离开并非害怕那男教员的报复，而是因为事情发生后，人们“那无用，那冷淡，那事后的奋勇”所表现的社会群体意识，“深深的伤了她的心”，而这群体意识正是男性法权观念和男性中心道德观念的反映。显然，她离开学校的行动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女性主义意识对男性社会法权的自觉抗争。

梦珂离开学校后面临新的人生选择。当时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是回到酉阳老家，遵照父亲的意愿与那个她不爱的男人结婚生子，消沉一生；二是留在上海继续走“自立”的路。前者与自己的追求相悖，她否定了；后者则没有经济力量支持（她手中只有20元钱）。于是，她只好选择暂且投靠上海的姑妈，后再图生计的路。从追求“自立”的女性人格捍卫者，落到寄人篱下的地步，虽使她产生了身世的伤感，但追求“自立”的理想、信念和同社会抗争的锐气并没有因此而消泯。

她幻想未来，“竟体悟出自己的个性，认定：‘无拘无束的流浪，便是我所需要的生命。’”“有时她羡慕那些巴黎咖啡店的侍女”，“有时又把自己幻想成一个英雄，一个伟人，一个革命家”。她对爱情、婚姻和家庭抱有纯洁而真诚的信念与浪漫的憧憬，认为新式恋爱是“两情相悦”，彼此相爱的情感应以共同事业与理想为基础。但她上述理想及人生自我设计，很快便被严酷的事实所粉碎。这严酷的事实，便是她从表嫂的婚姻和自己的恋爱中发现了男性法权社会两性关系的本质。

大表嫂原是聪慧早熟、命运多舛的川西姑娘，少女时代就曾遭遇过因家庭不幸而被“鲁莽的粗汉蹂躏了的事”，与大表哥结婚后虽已做了孩子的母亲，但婚姻不幸的痛苦却深埋在她的心灵里，并且随着痛苦的反思日益加深。她会填词，梦珂正是“从她那几本旧稿中得知了她的许多温柔、蕴藉的心性，以及她的慕才，她的希望，和她的失意”。她把梦珂引为知己，大胆坦诚地向她吐露了压抑在心中的郁积，以痛切体验向男性法权社会婚姻的本质提出质疑和控诉，认为这类婚姻不管是旧式的或新式的都难以改变其买卖关系的本质，对于被社会法权支配的妇女来讲，区别只在于旧式婚姻是父母出卖自己，而新式婚姻则是自己出卖自己，其社会角色的本质正与公开卖淫的妓女等同。她说：“嫁人也等于卖淫，只不过是贱价而又整个的……”又说：“我也是二十多岁的人，并且还有丽丽，自然应当安安分分的过下去，可是有时，我竟如此幻想，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弄得更坏些，更不可收拾些，现在，一个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羡慕！”梦珂听了这些从来未听过的，如此大胆、浪漫的表白，竟从一个平日最谦和、温雅、小心的表嫂口中吐出，不禁大骇！这既表现了一颗纯洁善良的心灵对弱者的强烈共鸣与同情，更显示出一个女性主义实践者面对爱情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和反差，在思想深处所发生的震撼和困惑。这是她反思的起点，也是她在此后恋爱中，能以敏锐清醒的姿态脱出情网陷阱并毅然抗争的原因。

聪慧漂亮的梦珂在姑母家里很快成为表哥晓淞和澹明的追求对象。在令人感到真心周到的殷勤与献媚中，她终于真诚而热烈地接受了晓淞的爱。但不久便发现他瞒着她和家人在外面与章太太私通，对于她的“爱情”全是虚假的玩弄女性的诱饵。使她更为震撼的是事发后她所听到的晓淞与澹明为玩弄女性而勾心斗角相互欺诈的那段对话。这使她认识到：把性欲装饰上“爱情”，以游戏态度肆意玩弄和占有女性，是那个大家庭中男性的共同意识，表嫂的痛苦正来于此。于是她美好而纯洁的爱情信念动摇了，幻灭了。人格受辱后的反思，把她难以承载的痛苦升华为同社会法权抗争的行动：娜拉似的从姑母家出走了。(www.chuimin.cn)

梦珂从姑母家毅然出走，与此前从学校出走一样，都是基于自立、自尊、自强的主体意识，为捍卫女性人格尊严而对男性法权的抗争。但一个涉世尚浅而又毫无经济支持和社会背景的20岁的平民女性，走“自立”之路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残酷的现实再次把她逼上生存狭路，逼她在如下三条道路中作出抉择：一是回酉阳老家，但路费无着；二是向姑母借钱继续上学，而“一种负气的自尊”制止了她；三是凭姿色才情去当“电影明星”。在无奈中她选择了这最后的路。这是“自立”的路，也是走向堕落的路。

梦珂无奈的痛苦的抉择和抉择后更加无奈的痛苦，具有深刻的悲剧性启示，这便是通过一个矢志于追求自立、自尊、自强而又奋力恪守和捍卫妇女人格尊严的平民知识女性，终于在抗争中被男性法权社会驱于堕落之境的事实，昭告人们：娜拉式的个性主义反抗已无法改变平民妇女的命运，而走出个性主义误区，探索和寻求新的解放之路正是开端时期女性主义实践的内容。那时的作者虽还不能明确指出路在哪里，但却以对梦珂生存道路选择的热切关注和深切剖析，表现出急切求索的意向：

她本是为了不愿再见那些虚伪的人儿才离开那所住屋，但她便走上光明的大道了吗！她是直向地狱的深渊坠去。她简直疯狂般的毫不想到将来，在自己生涯中造下如许的不幸。但这能怪她吗？……要她去替人民服务，办学校，兴工厂，她哪有这样大的才力。再去进学校念书，她还不够厌倦在那些教师、同学们中的周旋吗？还不够痛心那敷衍的所谓的朋友关系？未必能牺牲自己去做那病院看护，整天同病人伤者去温存，她哪来这种能耐呵！难道为了自己喜欢小孩去做一个保姆，但敢不敢去尝试那下人的待遇，同一些油脸的厨子，狡笑的听差，偷东西的仆妇们在一块……当然，她是应该回去的，不过，她一看到那仅仅剩下的二三十元便发恨，“呵！为什么我要回去！我还能忍耐到回去吗！……”结果，她决定了，她是有幻想的。她不知道这是把自己弄到更不堪收拾的地方去了。

1923年，鲁迅在对女学生的一次演讲中曾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并做了如下推测性回答：“从事理上推测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两年后，鲁迅在小说《伤逝》中所写的子君之路便是“回去”的路，而丁玲所写的梦珂之路则正是鲁迅所说的“堕落”的路。这两条道路虽都包含着个性主义反抗者屈辱和失败的悲剧性，但从女性主义实践角度看，却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子君之路是“五四”启蒙时代家庭叛逆者反抗家族权力统治的路，反抗者的目标和自觉意识往往只是争取个性和恋爱的自由，而不是经济的自立，因此，其反抗的结果往往是因不能和无力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而重新回到父权统治的家庭。梦珂之路则是五四运动以后女性主义实践开端时期社会叛逆者反抗男性法权的路，反抗者的目标和自觉意识是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而义无反顾地走经济自立的路，因此，其反抗的结果往往是：在“隐忍”中求“自立”，在“自立”中发展“隐忍力”以图生存，而不是像子君那样在“隐忍”中死去。小说结尾关于梦珂选择了明星职业走进摄制场后的一段心理描写正揭示了她在“自立”中发展“隐忍力”以求生存的心态：

本来，仅仅因了伤心，就够她拒绝这逼迫的要求了，可是她却应诺，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竟这样的去委屈自己，等于卖身卖灵魂似的。……

她忍着，一直忍到走出圆月剧社的大门。在车上，才放声——但又怕人听见的咽咽的极其伤心的痛哭起来。

以后，依样是隐忍的，继续到这纯肉感的社会里去，那奇怪的情景，见惯了，慢慢的可以不怕，可以从容，使她的隐忍力更加强烈，更加伟大，能使她忍受非常无礼的侮辱了。

娜拉离开后的发展-精现神代历女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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