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性道德观的平等价值

（二）平等的新性道德观

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所倡导的以平等价值观念为内涵的新性道德观念，是在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性道德观念的批判中逐步形成的。因此，从作者所撰写的以性道德批判为内容的文章和创作中便可以看到她对新性道德内涵的阐释。她认为：新旧性道德观念的对立，实质上是基于男性法权的男性中心的旧性道德观念与源于民主主义思想的男女平等的新性道德观念的对立，以两性平等的性道德观念批判男性法权在性道德领域的统治，逐步建立男女平等的新性道德观念，确立妇女在性道德领域的主体地位，是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最深层内容。她把基于个性自由、人格独立和权利平等的纯真爱情视为界定新旧性道德的标准，并以此对如下不道德的性爱观念及其性爱行为作了批判：

1．游戏恋爱

以游戏态度对待恋爱是“五四”时期性爱自由的消极产物。作者认为这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权衡婚姻观念在婚恋自由时代的体现，其实质是居法权地位的男性“以性欲伪充恋爱”，借恋爱自由之名，用游戏态度和欺骗性伎俩达到所谓性欲自由和占有异性的目的，因此这种没有爱情的恋爱和没有爱情的婚姻一样，都是不道德的。她把这类恋爱称为少女爱情的“陷阱”和“无知男女堕落之阶”，在作品中深刻揭露了它给妇女所造成的普遍的精神悲剧，即爱情理想的幻灭和人生观念的扭曲，表现在人生态度上便是：由积极追求人生到消极游戏人生。

她小说中的女性，如《沦落》（《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4号）中的松文，《兰田的忏悔录》（《小说月报》1927年第17卷1号）中的兰田，《时代的牺牲者》（收入小说集《曼丽》，1928年1月初版）中的秀贞，《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12号）中的亚侠，《丽石的日记》（《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6号）中的丽石等，都是游戏恋爱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同样承受着从积极追求人生到消极游戏人生的精神悲剧所带来的极度心灵痛苦：人生和爱情理想幻灭的痛苦。

松文是高等女师的学生。她怀着报恩的纯洁动机与幼时的救命恩人亲近，却不幸陷入游戏恋爱的陷阱：十年前在海边救过她的海军军官已是有妇之夫，却先利用她报恩的情感占有了她，而后又以男性法权剥夺了她与男友恋爱的自由。他说：“我热烈的情感，能像温柔的绸带缠着你，使你如醉般的睡在我的臂上，但你若背过脸去，和另一个少年送你的眼波，我也能使这温柔的绸带，变成猛鸷或毒蛇，将你如困羊般送了命。……我活的时候，我绝不能使曾经和我接近的人，更和别人演一样的剧。……我救你的命，我并不曾想你报答，但你既很慷慨的愿意以身报我，那就不能由你的意了。”（《沦落》）这赤裸裸的男权宣言，虽使天真的松文认识到游戏恋爱的本质，为受骗而悔恨，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丧失追求美好爱情的信念。她把这种诚实的追求寄托在另一位少年身上，并且向他坦诚地说出自己与那军官曾经发生过性关系。不幸这坦诚所换取的却是少年的鄙视和遗弃。因为在男女贞操不平等的时代，失掉贞操的女性同时也就丧失了与男子平等恋爱的权利。报恩是人性的追求，恋爱是幸福的追求，而初涉人世的松文在这两次人生追求中所获得的，却是一个为新旧道德都不能容的不道德的罪名——性爱领域的“害群之马”。惨痛的失败把她推入理想幻灭的痛苦深渊。

兰田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者。但她刚刚挣脱父母包办婚姻，逃出家庭开始行使自由恋爱权利时，却又陷入游戏恋爱的陷阱，正是“出了火坑又沉入水坑”。兰田逃婚的原因是她发现父母包办的未婚夫“是已经有三个如夫人”的阔少爷，但不料逃婚后和她热恋着的新派青年何仁，却同样是个“东食西宿”的新公子。他在和兰田订婚后又背着她与另一美女子结了婚，而在他宣示和那女子结婚的头两天还住在兰田家里，并哭着向兰田发誓表示他的忠贞。然而，这两位受害的女性（兰田和何仁的新婚夫人）终于识破他的骗术，并由此而醒悟。她们醒悟后敞开心灵的忏悔，是被男性法权推入恋爱和婚姻陷阱的妇女所发出的灵魂痛苦的绝叫，以深痛的体验剥落了游戏恋爱虚伪的面纱：

“本来男子们可以不讲贞操的，同时也可以狡兔三窟式的讲恋爱。这是社会上予他们的特权，他们乐得东食西宿。然而我若不是因爱情同时不能容第三者的信念，我也不至于逃婚——甚至于受旧社会的排斥，——然而自何仁欺弄了我，不谅人的人类有几个有真曲直的，于是我便成了新旧所不容的堕落人了。”（兰田）“姊姊，我们同作了牺牲品了呵！况且我更不如姊姊，男子的心是如此的不可靠！在我们没有结婚以前，他一面欺骗姊姊，同时他也欺骗我，那时我若果知道他与姊姊的关系，我的头可断，必不甘心受他的愚弄，终至作他的牺牲品……现在我觉悟了。爱情真是混世的魔王，不知多多少少的男女作了它的牺牲品，所以我今冒昧来见姊姊，一方面求你容我忏悔——因我的孟浪害了姊姊而且自害，一方面忏悔误信不纯正的爱情，作了兽欲的牺牲……”（何仁的新夫人）

丽石是游戏恋爱的间接受害者。她虽没有直接陷入恋爱的陷阱，但却从无数女性的恋爱悲剧教训中得出“恋爱是女子悲剧之因”的结论。为避免重蹈覆辙，她恪守独身主义和同性恋。她说：“忆起佛经所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我不自造恶因，安得生此恶果？从此以后，谨慎造因罢！情感的漩涡里，只是愁苦和忌恨罢了，何如澄澈此心，求慰于不变的‘真如’呢……”然而她的选择不但为世俗所不容，而且戕害了身心，使她由人生的积极追求者变为游戏人生的厌世主义者，终至因“心病”而死。她临死时在日记里写下终生最大的悔恨：“我不恨别的，只恨上帝造人，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分什么男和女，因此不知把这个安静的世界，搅乱到什么地步？……我早已将人生的趣味，估了价啦，得不偿失，上帝呵！只求你早些接引！”

作者正是通过上述女性的恋爱悲剧及其觉醒后的忏悔与反思，对游戏恋爱的不道德性作出深刻剖析与批判：一方面揭示了游戏恋爱的不道德性就在于它的虚伪性和不平等性；一方面则肯定了个性自由、人格独立和权利平等才是新性道德的内涵。

2．不平等的贞操观念

在封建社会的性道德中，对女性人格命运和身心健康残害最烈而又根深蒂固的莫过于“贞操”和“节烈”的道德规范与戒律。因此，通过对于贞操观和节烈观及其所致妇女悲剧的批判，唤起全社会特别是女性社会的新性道德觉悟，是“五四”时代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重要内容。若说鲁迅的专论《我之节烈观》（1918年8月《新青年》第5卷第2号）和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分别刊于1923年《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和1924年《创造》季刊第2卷第4期），是较早以人道主义立场和神圣社会责任感，对上述道德进行深刻批判的男性作家的代表作，那么庐隐则是首先从女性视角以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和深切体验，对上述道德进行批判的现代女性作家。

她认为以贞操和节烈为代表的种种片面的性道德，从根本上说都是男女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反映，在“经济权操在女子之手”的母系时代，“两性间的关系，没有什么限制”，“雌雄淘汰的实权，握在女子手中，男性无论什么女性，都肯交合，而女性则除了适于自己趣味性的男子之外，一概不许接近”；而到了经济权握在男性手中的父系时代，“女子遂由喜马拉雅高峰而跌到九幽十八层地狱里了”，于是“什么贞操啦，三从四德啦，七出啦，种种片面的道德说也发生了”（《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刊于1924年《民铎》第5卷第1号）。随着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知识女性经济地位的逐步提高，“贞妇”“烈女”虽越来越少，但贞操观念却仍然根深蒂固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成为不平等性道德延续的意识上的原因。因此她的批判重点不再是鲁迅批判过的极端性的“节烈观”，而是普遍性的“贞操观”。其批判包括如下两个要点：

（1）揭示不平等性是贞操观念不道德性的内涵。

她将中国和日本两种不同的贞操观念加以比较，认为不平等性正是中国贞操观念的不道德性所在。在旅日散文《樱花树头》（《妇女杂志》1931年第17卷5号）中她借朋友之口说：“日本女人的性的解放在世界上可算首屈一指了，并且和她们发生关系之后，只要不生小孩，你便可以一点责任不负的走开，而那个女孩依然可以光明正大的嫁人。其实呢，讲到贞操应男女两方面共同遵守才公平。如像我们中国人，专责备女人的贞操而男人眠花宿柳养情妇都不足为怪，倘使那个女孩失去处女的贞洁便终身要为人所轻视，再休想抬头，这种残酷的不平等的习惯当然应当打破。不过像日本女人那样毫没有处女神圣的情感和尊严，也是太可怕的。”可见她批判贞操观的目的不是提倡“毫没有处女神圣的情感和尊严”的性解放，而是通过对其“不平等”道德内涵的批判和剖析，进行性道德的启蒙教育，为建设平等的真正维护“处女神圣的情感和尊严”的新性道德作理论准备。为此，她在作品中总是把对不平等贞操观的揭露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结合起来，一方面描写片面的贞操观念给女性造成的恋爱悲剧，一方面表现受害女性平等意识的觉醒。她小说中的女性大都是这类觉醒的受害者。从这类女性的悲剧中可以看到，“失身”是少女坠入爱情悲剧的第一个“陷阱”，而驱少女于陷阱的魔杖则是男性法权维护下的“多妻主义”；多妻主义与贞操主义相辅相成，是片面性道德的孪生兄弟，鲜明地体现着旧性道德不平等的本质。因此，她的批判是对贞操主义与多妻主义的双重批判，而其基本形式则是对多妻主义者与纯真少女性爱过程的剖析。多妻主义者的恋爱是作者在小说中描写最多的恋爱形式，它的实质是有钱或有权的有妇之夫以自由恋爱之名行一夫多妻之实。这官僚绅士式恋爱的不道德性就在于它以牺牲“处女神圣的情感和尊严”甚至贞操为代价，达到多妻主义和性肆虐的目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商务印书馆1934年2月初版）描写的便是多妻主义者伍念秋的恋爱给少女张沁珠造成的悲剧。作者以受害者沁珠觉醒后在日记里的如下反思揭示了多妻主义不道德的实质：

伍念秋，他真是官僚式的恋爱者。可惜这情形我了解的太迟！假使我早些明白，我的心就不至于为他所伤损。——像他那样的人才真是拿女子耍耍玩的。可恨天独给他那种容易得女子欢心的容貌和言辞。我——幼小的我，就被他囚禁永生了。……我可以说这是他的罪孽罢！但同时我也得感谢他。因为不受这一次的教训，我依然是个不懂世故的少女。……由伍那里我学得人类的自私，因此我不轻易把心，这颗已经受过巨创的心，给了任何一人。尤其是有了妻子的男子。这种男子对于爱更难靠得住。他们是骑着马找马的。如果找到比原来的那一人好，他就不妨拼命的追逐。如果实在追逐不到时，他们竟可以厚着脸皮仍旧回到他妻子的面前去。最可恨，他们是拿女子当一件货物，将女子比作一盏灯，竟公然宣言说有了电灯就不要洋油灯了。——究竟女子也应当有她的人格。她们究竟不是一盏灯一匹马之类呵！

多妻主义者恋爱的结果往往是以剥夺和侵害天真少女的贞操或处女神圣的情感和尊严而导致妇女的如下悲剧：被占有者成为包二奶式的情妇，把性欲装饰上爱情卖钱；一时被骗失身者则因丧失平等恋爱权利而终生受辱；而那些新性道德的觉醒者则因恪守处女神圣的情感和尊严而使心灵永远陷入矛盾痛苦中无以自拔，终至既误了事业又失掉了生活的幸福。作者认为第三种受害者的悲剧是那个新旧道德交叉时代所必然产生的觉醒者的精神悲剧，它说明在代表方生力量的新性道德刚刚兴起而属于将死力量的旧性道德势力尚存的时代，仍然是新性道德觉醒者用生命和鲜血对社会进行启蒙的悲剧时代。(www.chuimin.cn)

张沁珠便是这类悲剧人物的典型，她自强自尊，坚贞不移地追求纯洁的爱情，信守着处女神圣的情感和尊严，但初恋就陷入欺骗的陷阱。初恋的失败伤害了她处女神圣的情感和尊严，从而对爱情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以理智的畏惧和厌倦代替了感情的热烈追求。所以当第二个男性闯进她的情感世界时，她总拒之于“冰雪友谊”。然而这情感的拒斥却使她永远陷入智与情的激烈矛盾中，“矛盾而生，矛盾而死”。这矛盾的心理记录在她的日记中：

当他请求我允许他作将来的伴侣时，在那俄顷间，我真不明白是遇见了什么事情！我一颗伤损的心流着血；可是我更须在那旧创痕上加上新的刀伤。这对于我自己是太残酷了，然而我又没有明白叫他绝望的勇气。当然我对于他绝不能说一点爱情都没有，有时我还真心实意的爱恋着他，不过不知为什么，这种的爱情，老像是有多种的色彩，好似是从报恩等等换了出来的，因此有的时候要失掉它伟大的魔力，很清楚的看见爱神的后面，藏着种种的不和谐。——这些不和谐，有一部分当然是因为我太野心，我不愿和一个已经同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的人结合；还有一部分是我处女洁白的心，也已印上了一层浓厚的色彩，这种色彩不是时间所能使它淡褪或消灭的；因此无论以后再加上任何种的色彩，都遮不住第一次的痕迹，换句话说，我是时时回顾着已往，又怎能对眼前深入呢？……我似乎是需要热闹的生活；但我又似乎觉得对于这个需要热闹的可怜更觉伤心。那么安分守己的作一个平凡的女人吧，贤妻良母也是很不错的。无奈我的心，又深感着这种生活是不能片刻忍受的。

……只能怪上帝赋与我的个性太顽强了！我不能作一个只为别人而生活的赘疣；我是尊重“自我”的，那一天要是失掉“自我”，便无异失掉我的生命。

张沁珠的悲剧是时代悲剧，她“矛盾而生，矛盾而死”的青春人生，反映了新旧性道德的激烈冲突。她的死是对贞操主义和多妻主义所构成的旧性道德的控诉。作者在小说的最后以不可抑制的痛惜表示了对她的哀悼和悲叹，说：“沁珠呀，你为了一个幻梦的追逐，而伤损一颗诚挚的心，最后你又因忏悔和矛盾的困境，而摒弃了那另一世界的事业，将生命迅速的结束了，这是千古的遗憾，这是无穷的缺陷吆！”又说：“世界还在漫漫的长夜中呢，谁能打破矛盾的生之网呢？”“矛盾而生，矛盾而死”正是作者对张沁珠及与她命运相同的旧性道德牺牲者悲剧性格内涵的精确概括。像亚侠、丽石和《海滨故人》中的露沙等都是这类的悲剧性格。

一方面对妇女实行贞操主义，一方面对男性实行多妻主义，这便是男性法权下的性道德。依据这种道德，要求女性恪守贞操的男性正是女性贞操的破坏者，因此也是女性悲剧的制造者。鲁迅曾深刻揭露了这一事实，说：“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又说：“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我之节烈观》）

（2）揭示两种性爱贞洁观的对立实是物欲和灵欲的对立。

新旧性道德的对立还表现为两种性爱贞洁观念的对立：基于物欲的以恪守贞操为内涵的贞洁观和基于灵欲的以爱情忠贞为内涵的贞洁观的对立。作者通过性爱过程剖析，揭示了这两种贞洁观的对立，既批判前者的不道德性，又对后者所包含的崇高人性美作出形象阐释和颂扬。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2号）和话剧《牺牲》（《蔷薇周刊纪念增刊》，1928年12月28日出版）便是后一主题的作品。

《一个著作家》是作者的处女作。它通过一对被家庭买卖包办婚姻拆散的情人（少女沁芬和青年“著作家”邵浮尘）殉情的故事，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对以爱情忠贞为内涵的贞洁观作出了阐释。沁芬和浮尘都是具有新性道德意识的知识青年，在中学时代就相知相爱，热烈追求着自由而纯洁的爱情。但在那物欲充塞的权衡婚姻时代，“金钱真是万恶的魔鬼”，竟夺去他们的“生机和幸福”：沁芬被父母嫁给了有钱的丈夫，而清贫的浮尘则从而成为“世界上一个顶孤凄落漠的人”。然而在被分隔的五年里，他们却都恪守着对爱情的忠贞。婚后的豪华并没有使沁芬感到幸福，反而使她对浮尘的思念与日俱增：“她常常的忧愁，紧锁了她的眉峰，独自坐在很静寂的屋里，数那壁上时计摇摆的次数；她有一个黄金的小盒子……她常常开了盒子对着那张照片，和爱情充满的信和诗，有时微微露出笑容，有时很失望的叹气和流泪！”后来她终于被相思折磨得吐血而死。她留给浮尘的遗言是：“我不幸！生命和爱情，被金钱强买去！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一个金盒子也送给你作一个纪念！”而一样信守着初恋神圣的情感和庄严的浮尘，在得知沁芬殉情后，也刺破自己的心脏，用心血和生命祭奠了忠贞不渝的爱情。

作者通过这殉情的故事对性爱贞洁观念作出如下诠释：爱情的贞洁是灵魂的贞洁，即两个相知相爱的灵魂超越物欲出离生死的结合。这种爱情贞洁观基于自然生命的灵欲，是爱欲的抽象和美的升华；它把爱情的纯洁情感升华为无限的抽象美，使纯洁的心灵无不皈依，而殉情便是其皈依的形式。这观念是对视女子失身为不洁的片面贞操观念的超越和反动，在爱情忠贞的概念里注入了抽象美和平等互动的内涵。

《牺牲》中的青年军人性坦是新性道德的实践者。当他在热恋中发现所钟爱的恋人同时爱上他的朋友，陷入三角恋爱的尴尬和痛苦时，他不视朋友为情敌而加罚，不因恋人爱情转移而悔恨，而是为恋人和朋友爱情的幸福假出国之名出走。他孑然一身浪迹江湖，恪守着对初恋恋人的忠贞，拒斥其他一切爱情，并由此及彼，把这爱的忠贞转化为对所有纯洁女子的爱和同情，终于为捍卫呵护受害女子的纯洁与尊严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和生命。他实践了对爱情忠贞的信念：“为朋友和他心爱的人牺牲一己的幸福，是人类最高尚最伟大的精神。”从而揭示：爱的精神本质是无私的、利他的，爱情的贞洁实是恋爱精神的静化和升华，其极致是为了爱的牺牲。

以恪守贞操为内涵和以爱情忠贞为内涵的两种贞洁观，都是物欲充塞的权衡婚姻时代的产物。它们的存在反映了物欲与灵欲的对立：前者以牺牲妇女的爱情迎合物欲横行的现实，而后者则是爱情理想对物欲现实的超越。这两种贞洁观的社会实践效果也全然不同：前者以束缚人们的头脑使不平等性道德及其所造成的爱情悲剧得以延续，后者则以新性道德意识促使恋爱精神的提升和健全人格的养成。

作者肯定以爱情忠贞为内涵的贞洁观，并非要提倡爱情至上主义和精神恋爱，而旨在通过爱情和恋爱精神的静化与提纯，把对爱情的忠贞转化为对崇高信仰的忠诚和为所信仰的主义与事业献身的精神。这个动机在作者后期创作的《一个情妇的日记》（1933年1月15日－2月16日《申江日报》副刊《海潮》第18－23号）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日记的主人公美娟是一个具有新性道德觉悟的知识女性。她不顾舆论谴责与讥讽，大胆地爱上了她所仰慕的有妇之夫——革命者仲谦，并甘心做他最忠贞的情妇。但在仲谦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她终于将爱情的忠贞转化为信仰的力量，毅然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战场。她在行前用血写给仲谦的告别信，揭示了她恋爱精神升华的真实过程：

仲谦——

我的信仰者。在冷漠阴沉的人间，你正如冬天的太阳，又如火海里的灯塔，你是深深诱惑了我！从那时起，我虔诚地作你的俘虏。这当然得不到一切人的谅解，可是我仍然什么都不顾忌，闯开了礼教的藩篱，打破人间的成见，来完成我所信仰的爱，这能不算是稀有的奇迹吗？

但是，仲谦，古人说得好，“好梦由来最易醒”，这一段美丽的梦幻，已成了生命史上的一页了！现在我才晓得我还不够伟大，为了个人的幸福而出血，未免太自私太卑陋。所以我不能再隐忍下去，我要找光明的路走，当然你想得出我将往何处去的。……我们彼此被释放了，好自为国家努力吧！

显然，在作者看来，爱情的忠贞是一个随着情感净化而不断升华的美的精神境界。这个精神境界的本质内涵是“爱的信仰”，基本过程是由爱情忠贞向信仰忠诚的转化。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这个转化过程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扩展：由性道德的主体意识扩展到社会改造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