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英雄型性格的魅力

（三）“精爽英豪”型性格阐释

这类性格的内涵是自然人性的本真和刚强。作者认为崇尚刚强是人性的本真，由于男性法权道德的扭曲，才使多数女性丧失了这一天性，但在特殊环境里仍有这类性格的遗存，三四十年代被誉为“河套穆桂英”的女英雄“二老财”，便属这类性格。她是河套民族英雄王同春的独女，没有名字，“二老财”是河套人民和她的部下封赠给她的。作者在塞北考察时无意发现了她，不仅为她本真刚强的性格深深感动，而且产生了强烈共鸣，在散文《二老财》中深情地描绘了她的形象：

一个蓝衣皮帽，佩枪跃马，顾盼如神，指挥风生的女人。……

她天真，她坦白，她任性，她没有沾染上半点矫揉忸怩之气。她像“野地里的百合花”……不，她不是一朵花，就是本地风光，她像一根长在河套腴田里的麦穗。一阵河水涌来，淹没了这一片土地，河水又渐渐的退去，在细沙烂泥之中，西北万里无云的晴空之下，有一粒天然的种子，不借着人力，欣欣的在这处女地上，萌芽怒茁，她结着丰盛的谷实。

散文以简约的文字介绍了“二老财”富有传奇性的经历：“骑着无鞍马，打着快枪，追随着父亲，约束着工人，过了她的童年”；“到了二十多岁”便出嫁了，但不久丈夫死去，父亲因“和人家争夺械斗”而下狱，从此她担当起管理王家一切的重任，“打手，工人，田庐，牲畜”都归她一人分配管理，“她的身边，常有三四十个携枪带刀的侍从，部下有不受命的，立被处决”；“她号令明，恩光威力，布满了河套一带，人民对她，和对她父亲一样，又惊慑，又爱戴”——“就在这时二老财得了她的尊号：她父亲王同春是大财主，大老财；她是二财主，二老财”。

冰心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贤妻良母型，二老财这类本真刚强者并不多见。但这却是她从幼年时期就倾慕的理想人格。她说：“因着幼年环境的关系，我的性质很‘野’，对于同性的人，也总是偏爱‘精爽英豪’一路。小时看《红楼梦》，觉得一切人物，都使我腻烦，其中差强人意的，只有一个尤三姐，所谓之‘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者……野史，有云‘郭汾阳爱女晨妆，执栉捧巾，尽是偏裨牙将。’使我觉得以她的家世，她的时代，可纪者必不止‘晨妆’而已。可惜以后翻了些史书，这郭公爱女，竟无可稽考，不禁惘然！”又说：“二十年来，野性消磨都尽，连幻想中同性的人物，也都变样了。‘女人’，这抽象的名词，到我心上来时，总被一丛乱扑的火星围绕着，这一星星是：衣，饰，脂，粉，娇，弱；充其量是：美丽，聪明，有才藻，善言辞……无论我的幻拟引到多远，像二老财这样的人格，竟不曾在我的想象中出现过。”（《二老财》）

可见，女性人格的内涵，在作者观念中有一个转换过程，转换原因则是男性中心道德对作者童年性格的扭曲。但这扭曲虽使她“野性消磨都尽”，却没有摧毁她的主体意识，因此，她所崇尚的野性美仍然活在童年的梦里，潜藏在她的性格中，成为她揪心的回忆：“她依旧是喜欢看那整齐的步伐，听那悲壮的军笳。但与其说她是喜欢看，喜欢听，不如说她是怕看，怕听罢。横刀跃马，和执笔沉思的她，原都是一个人，然而时代将这些事隔开了……童年！只是一个深刻的梦么？”（《梦》，刊于《小说月报》1923年4月第14卷4号）

《关于女人》是作者人格观念的形象阐释。其中所写的14个女性，个性、职业各不相同，但从人格内涵看，大都分别属于上述三种性格类型。所不同的是作者突出了人物性格中的时代性特征，这便是女性主体意识与民族意识在救亡实践中的融合。

《我的同班》中的L女士，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兼事业型女性。她在大学时代是学生心悦诚服的师姐和领袖，具有“和男人一样的思路”，自尊，自立，自强。她漂亮又干练，“说话作事，敏捷了当”，“态度坦白，判断公允，没有一般女同学的羞怯和隐藏”。她对女同学也不偏袒，认为：“偏袒女生，就是重男轻女；女子也是人，为什么要让人家特别容让呢？”毕业后她成为著名产科大夫，不甘心沉溺在沦陷的都市里，而勇敢地带领同事，到大后方从军，这时她在作者眼中已是一个巍然屹立的民族英雄的形象：“换上军装，灰白的头发也已经剪短了。她正在和她的环境，快乐的，不断的奋斗，在蛮烟瘴雨里，她的敏捷矫健的双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华民族的孩童。她不但接引他们出世，还指导他们的父母，在有限的食物里，找出无限的滋养料。她正在造就无数的将来的民族斗士！”

《我的学生》中的S女士是贤妻良母型性格。她是驻澳外交官的女儿，“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在北平”。丈夫是她大学的同学，研究地质学的专家。抗战爆发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温馨小家庭的主妇。是战争破坏了她的幸福，使她不得不负载着家庭和生活重累辗转于云南山区。但她总是以乐观主义精神来战胜艰难困苦，以无限爱心在窘境中为丈夫和孩子营造一个美丽欢爱的家庭环境。“真好玩”三个字就是她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别的女人觉得痛苦冤抑的工作，她以“真好玩”的精神，举重若轻地应付了过去。她操劳不息，努力不懈，终于营造了一个“美丽的家”，在家里不仅有“安详静默的丈夫”和“聪明活泼的孩子”，而且房子、家具和鸡棚、羊圈、蜂房、厕所等都是自己亲手建造的。然而，她却为抢救同事的太太，献血后死去，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她早已得了结核症，病因是“失血太多，操劳过度，营养不足”。这是一个伟大女性，在她的性格中体现了母性、妻性和民族精神的融合。

《我的奶娘》中的奶娘和《张嫂》中的张嫂，都是主体意识和民族意识很强的劳动妇女。她们虽不是二老财似的英雄，但性格中却蕴涵着同样的本真和刚强，奶娘尤为典型。奶娘原有一个以种地和兼营杂货店为生的小康之家，但日本人强占了她的土地和杂货店，并逼死她的丈夫；婆婆又嫌她生的是女孩，无法为死去的儿子报仇，就迁怒于她，经常咒骂她。于是，她便怀抱复仇目的赌气出来当奶娘，“想奶一个大人家的少爷，将来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这是国难时代中华民族的母亲，她那本真刚强的性格深刻着中华母亲共同的苦难和悲愤，在她母性中融合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作者以万分钦敬而深沉的心情，对这“善良的灵魂”表达了哀思，说：“能执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都是你的儿子！”

上述人物性格，不仅形象地阐释了作者女性人格观念的内涵，而且证明投身于社会实践是女性人格建设的必然途径。因为正是救亡时代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铸就和展现了她们人格的理想境界，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正如作者所说：“假如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提高了军人、司机、乃至一般工人的地位，则我以为提得最高的，还是我们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妇女。”（《关于女人·我最尊敬体贴她们》）作者的女性社会改造观念便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形成的。

作者认为女性社会改造观念的确立，是女性主体意识自觉的一个标志，也是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重要内容。她早在五四运动初期，就撰文系统论述她的女性社会改造观，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参加社会改造是妇女解放的必然途径和归宿，而其前提和基础则是由现代女学生群体所构成的社会改造队伍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她在《“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一文中，以女学生群体对社会改造的态度及其社会效应为尺度，把初期妇女运动分为三个时期。说前两个时期是宣传时期，止于“女子参政”、“男女开放”等名词介绍，目标、思想和行为“都是完全的模仿欧美女学生的‘模范表式’”，而第三个时期才是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建设时期。她认为这发展轨迹深刻反映了妇女解放的两个必然性：一是群体觉悟从认知效仿到自觉了悟的必然性，二是改造过程从舆论宣传到具体实践的必然性。她呼吁第三时期的女学生，必须认识和把握这必然规律，自觉而勇敢地肩负起社会改造事业的伟大艰巨的历史使命，要知道她们所担负的“是二万万女子万世千秋的大幸福”，“这幸福可以被她们捧上九霄”，“也或者被她们推落地下”，“这是艰苦卓绝的事业”，“很有希望的事业”，这事业的意义是连威廉大帝和拿破仑的功业也不能匹比的。她说：“闭居小村的威廉帝，放流荒岛的拿破仑，他们的失望，他们的打击，他们的深悲极恸，还不及我们的万分之一。因为他们所图谋的是数十百年一己的功业，我们所图谋的是永远无穷数千万人的幸福。他们的失败只关系自己。我们的失败，是关系众生。”

第二，女性要取得社会改造事业的成功，必须通过修养的功夫提高自身素质。

她认为妇女运动的前两个时期，所以产生厌恶女学生的社会心理，其主观原因便是女学生自身素养较差，表现为空谈、放纵和浮嚣，因此，要完成改造事业，就要得社会的信仰，而要得社会的信仰，“就不能没有我们自己修养的工夫”。为帮助她们加强自身修养，她提出如下要求：

（1）生活素养。一是要以服饰体现人格的庄重：“因为社会要凭着服饰断定我们的人格，因此我们对于交际上的服饰，不能不有节制。就是衣裙的颜色要用‘稳重的’、‘雅素的’，样式要用‘平常的’、‘简单的’。至于首饰……以不用或少用为好。”二是要以高尚趣味营养心灵和人格：“‘剧场’、‘游艺园’这等地方，都含着有‘喧嚣华靡’、‘光怪陆离’的意味，最能刺激我们的神经，扰乱我们的思想。……要以‘学术演讲会’、‘音乐会’、‘古物陈列所’和‘隔绝尘世的园林’这种的地方去替换这‘剧场’、‘游艺园’。因为这一类的地方，是‘正当的’、‘趣味的’、‘高尚的’，能以清洁疏散我们的脑筋，活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学问知识有‘课本’以外的增益辅助”。三是善于结交有素养的朋友。因为“‘朋友’也有左右我们‘意志’、‘思想’的能力”。

（2）思想文化素养。要养成三种好习惯：一是读书的习惯。读书要有选择，要“将各种有价值的‘新闻’、‘杂志’，放在接近的地方……随手翻阅”，“更要时时注意到世界的‘新潮流’、‘新知识’、‘新发明’、‘世界和国家的大事’和‘欧亚近代女子教育的趋势’、‘我国妇女界今日的必需’”。二是欣赏和研究“天然之美”的习惯。天然之美“华妙庄严”，最合于女子的心理，欣赏时会“生出一种拔俗出尘的‘感想’和‘理解’”，用文字写出来便是“没有一毫刻划造作极其可爱的‘天籁’、‘人籁’”；这种高尚欣赏习惯，不但能练成“随时随地注意研究宇宙万物的惯性”，而且能以引导“思想”、“文字”，“渐渐趋到活泼神妙的境界里去”。三是了解和接近社会的习惯。应当以适当形式接触和了解社会，校内的“恳亲会”、“毕业会”、“音乐会”是最好的形式，“因为这是‘秩序的’、‘精神的’，也是‘庄严优美的感情’”。

第三，社会改造要坚持“通俗的”、“积极的”、“普通的”实践方略，从根本上做起。

这一方略是针对前两个时期妇女运动“好高骛远”、“不适国情”的偏颇而提出的。作者认为这种偏颇已使新女性及其言论失信于民，所以纠正方法就不能单靠言论，而应以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及其切实成效，取信于民。她说：“要避开那些‘好高骛远’、‘不适国情’的言论。因为这种的言论，社会已经从‘第一时期女学生’的口中，听得厌烦了，并且也觉得没有价值了。不但不能改换社会的眼光，反要惹社会的轻藐讥笑。因此我们要挑那‘实用的’、‘稳健的’如‘家庭卫生’、‘人生常识’、‘妇女职业’这种的题目，去开导那些未得着知识的社会妇女。不但可以收实效，并且也是积极的治本办法。”

依据这一方略，“普及教育”、“改良家庭”便成为女性最适宜的社会改造事业。为此，作者特别强调女学生要努力于“家事实习”、“儿童心理”和“妇女职业”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说：“我们建设事业的‘目的’，要‘通俗的’、‘积极的’、‘普通的’从根本上作起，如‘普及教育’、‘改良家庭’等等。因此我们要常常注意到‘家事实习’、‘儿童心理’、‘妇女职业’等等。因为事前若没有预备，当事便莫知所措，我们所学习的也就等于虚文不能运用了。其余的职业如‘美术’、‘音乐’等等也不是不可学习。不过以中国的现势看起来，我们不得不从那最需要的着手进行了。”

上述社会改造观念，在后来写作的散文中得到进一步阐释，特别是在40年代创作的人物特写里得以充分体现。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经过“五四”理性启蒙的知识女性，在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已融入社会实践的主流，以艰苦卓绝的业绩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她们已不再是“沿海口岸，摩登城市，养尊处优的妇女”，而是和国难中普通人民同甘共苦的劳动者，在艰难困苦的内地从事于“通俗的”、“积极的”、“普通的”社会改造，“荆钗布裙栉风沐雨的工作”。在这里，以女性主体意识为特征的社会改造观念的真理性不仅得以实证，而且其内涵在实践中得以丰富和发展。

冰心是“最最属于自己”的作家。早在“五四”新文学倡导时期，她就提出文学要表现自己的主张，说：“‘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这其中有作者自己的遗传和环境，自己的地位和经验，自己对于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丝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总而言之，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文艺丛谈》，刊于1921年4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这主张体现在她的创作中，便形成她“真”的鲜明艺术个性。这“真”的个性特征体现在她所有的作品里，在散文中尤其突出。她的散文所达到的令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就是“真”——“真”到“文如其人”。

从散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个性中的思想内涵是女性主义，而性格外在特征则是“自然”、“真情”、“沉思”：“自然”，不仅表现为她喜爱自然美和恬淡“返乎自然”的习惯，而且体现为她以“真”为美的审美价值观；“真情”，不仅表现为她对童心的喜爱，而且体现为她注重心灵情感真切体验，以“真”为善的情感价值观；“沉思”，不仅表现为她对哲学的爱好和善于深思的习惯，而且体现为对人类和宇宙终极关怀的哲人情怀。若说女性主义是散文阐释的内容，那么“自然”、“真情”、“沉思”的性格气质则是阐释的中介，它使阐释个性化。这阐释的个性化表现为如下文体特征：

（1）语言的哲理性。这些哲理性语言都是作者思想、情感、审美深刻体验的结晶，像一串串灿烂的珍珠，散布在每篇散文中。它是自然美的阐释，触发心灵对自然的皈依；她是发自生命本真的心灵絮语，唤起童心复归；它是人生箴言，启迪灵魂了悟。简约凝练是这哲理性语言独特的美，它既保有中国文言词语精练、音韵和谐和语意蕴涵丰厚的长处，又融合了西语语法科学、概念明确和逻辑严密的优点，体现了“中文西文化”和“白话文言化”的语文观念。(www.chuimin.cn)

（2）材料的自然化。自然景物、宇宙万象及由此生发的“自然之美感”，成为作者惯用的、最得心应手的材料，在散文中几乎随处可见。这些材料的运用，把散文语境拓展到宇宙本体的无限之中，形成旷达自如、情深意远的文体风格，不仅使散文的哲学阐释变得富有诗情画意，而且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和思维空间，宇宙无限意识往往由此油然而生。

（3）情感刻画的深刻性。散文中没有激烈的煽情描写，而随处可以看到深到人性本真的情感刻画。这情感刻画的深刻之处，是把母爱、童心等一切美好情感都升华抽象为美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和宇宙的本质，从而使灵魂因之净化、心灵为之皈依。正是这对情感美的皈依之情，显示了散文情感的深刻性和独到之处。

这些特征所融合而成的文体风格是质朴而高雅。胡适曾赞赏这创新风格对“五四”白话文体建设的意义，说：“（当时）大多数的白话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种适合于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风格，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作品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和优雅，既清新，又直截。”又说：“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传统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她写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朴实无华又优美高雅。”（冰心：《回忆中的胡适先生》，刊于《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作者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散文，虽仍保持着上述文体风格，但时代主题已不再是女性主义的启蒙，而是女性主义的伟大实践，所以对女性世界的关照也由观念的阐释转为实践的回顾。这些回顾性散文可分为如下三类：

一类是悼念和纪念伟大女性的文章。《一代伟大的女性——记邓颖超大姐》、《一代崇高的女性——纪念吴贻芳先生》（收入《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悼丁玲》（《文艺报》1986年第11期）、《我记忆中的沈兹九大姐》和《悼念林巧稚大夫》（《人民日报》1983年5月19日）等，堪称这类文章的代表。这些文章从现代女性主义角度，对以邓颖超为代表的一代伟大女性在政治、文化、科学和妇女运动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及崇高人格作出评价，说她们“是最理解、最关怀、最同情一切人、是把爱和同情撒遍了人间的一代伟大女性”，“崇高的人格与影响”，将永远是妇女学习的楷模。这些伟大女性大都是作者的同代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批女性主义先觉者和实践者，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所提出的女性主体意识和理想人格等理念，正是通过她们的实践才真正变为现实。所以对她们的赞颂，也就是对中国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历史实践的赞颂和肯定。

第二类是评介和弘扬女性文学作家的文章。这方面的文章颇多，可以《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和《入世才人粲若花》两篇为例。

前者是她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硕士学位论文（汉文译稿（陈恕译）收入90年代出版的《冰心文集》第五卷，第一次在国内发表）。在这篇研究性文章中，作者以散文笔法从女性文学角度满怀崇敬地介绍了中国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和创作，极为可贵的是以批判男性中心道德观念的鲜明立场，阐明了这位女词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独特意义。她说：

对一位女诗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具有四千年历史的诗歌王国，中国就好像布满闪烁星星的仲夏的夜空，一颗孤单的星是很难分辨出来的。……东方的文学家们十分厌恶赞美一位妇女文学家！他们即使赞扬，也要带着一种宽容和讥讽的语言。我们的女词人，李清照是第一个，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以她无比的诗的天才得到她同代人，甚至后代人的喜爱。她使他们心悦诚服地自认不如，给她戴上宇宙绝代的才智的化身的桂冠。她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不但像一颗在四千年诗歌史天空上明亮的星星，而且也是以词著称的宋代的一颗明星。

又说：

易安的词仍具有中国艺术的崇高内涵。她的感情总是甜蜜和微妙，平静而自由。她词的整个气氛充满着高度的认真和审慎，这反映了她性格的高贵，情操的高雅，思想的深度。她具一个词人，一个女词人所有的好品质。正如布朗宁女士所说，“她是真正的天才，真正的女诗人。”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中间也很难找到另一个能和她媲美。

另外，从作者对李清照审美倾向和文体个性的倾注与精辟分析中，可以感到这位宋代女词人在她心灵中所产生的深切共鸣及对其创作的影响。作者认为李清照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是感情的高尚和细腻，善于描写分离的悲伤，以及对自然敏锐而深邃的观察力，而这些也恰恰作为文学精华传承在作者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这篇文章应视为女性文学的历史探源，它揭示了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创造主体（作家）及其文体与历史的内在联系。

后者是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而写的评介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散文，发表于1987年8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以古人诗句“入世才人粲若花”为题热诚地赞颂了群星灿烂百花竞艳的现代女性文坛的美好春天。以史为序从朋友角度系统介绍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80年代她所交往和心仪的女作家，不仅历史地肯定了她们在女性主义文学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而且对女性主义文学今后的发展提出期望：

我认为中国女作家的“才”，并不在男作家之下，她们也是淋漓尽致地写出对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的独到的感想和见解。遗憾的是她们的作品大多数没有译成外国文字，应该让中国的女作家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更为可贵的是，文章在展现女性作家群体的同时，为我们构建了中国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框架，把从五四运动至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史按作家群体划分为四个时期。她用花的颜色形容这四个时期的递进关系，说：“‘五四’时代，算是现代女作家的早春吧，山桃先开，颜色还是淡红的，以后就是深黄的迎春，浓紫的丁香，接下去春色愈浓，可以说是万紫千红、百花齐放了。”

冰心恰恰是贯穿这四个时期的轴心作家。她不仅熟悉每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名字，而且与她们中大多数保持着亲密友谊和交往，在创作上是同辈作家的诤友，后辈作家的导师。她满怀深情写下的与她直接交往的和没有见过而心仪已久的女性作家的名字及其印象，将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珍贵史料。她说：“从‘五四’以来，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我所认识或知道的女作家，如同齐放的百花，争妍斗艳：梅、兰、荷、菊、月季、牡丹、合欢，含笑……从我的心幕上掠过一幅接着一幅的人面和文字，十分生动，十分鲜明。这些花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芬芳，各有各的风韵、风度和风骨！”这些女性作家所形成的四个群体分别成为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四个时期的标志。这篇散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对女性作家群体的赞颂，而且在于对女性主义文学历史实践的总结。它以女性作家队伍不断发展前进的事实，展示了中国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的成果和从弱小走向主流的历史必然趋势。

若说这篇散文只着重于作家群体的勾画，那么作为补充的则是那些为女性作家所写的书评、序跋和关于她们的回忆。这些文章中包括对国内外女性主义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介和论述，国内的有《悼丁玲》、《“一定要站在前面”——读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1960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张洁小说剧本选·序》（1980年）、《葛翠琳童话集·序》（1981年）、《我注意看安忆的作品》（1985年10月5日《文艺报》）等；国外的有《忆日本的女作家们》（1961年5月20日《世界文学》第5号）、《桦美智子和东京大学学生》（1960年7月2日《北京晚报》）等。这些文章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现代女性立场和女性主义观点审视女性主义文学作家和作品，而在方法上则多运用与男性作家的比较。

例如在评介茹志鹃的文章里，她首先表明的就是“一个女性读者”的鲜明立场，说“在年轻作家队伍里，出了一个茹志鹃，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喜悦和感激是很大的”。她进而以女性主义立场和观点审视茹的创作，指出其可贵之处是：“以一个新中国的新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后的中国妇女”；有女性作家所特有的深刻而细腻的妇女心理描写；擅长于现代女性人格的塑造。她把茹的小说与男性作家的作品加以对比，认为男性小说里的妇女形象虽也能感动人教育人，但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像是蒙在薄薄的一层云纱后面，不是那么眉宇清扬，容光焕发”；而茹志鹃笔下的妇女，则“老老少少，都是那么鲜明，那么可爱”，因为在妇女人格塑造中她不仅“抓住了故事里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而且“也不放过她观察里的每一个动人细腻和深刻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是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

第三类是重新阐述女性主义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作者的观念在实践中的丰富与发展。《论婚姻与家庭》（《婚姻与家庭》1986年第5期）可为此类文章的代表。在文章中作者发展了她启蒙时代的婚姻家庭观，不再单纯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主体性和家庭中母爱的意义，而是强调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以及理想的婚恋与夫妻关系对家庭的意义。她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一个健康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全强盛的国家。……一个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起一个健康的细胞的责任，因为在它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细胞。

又说：

家庭首先是由夫妻两个人组成。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的结晶。……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难”而且有“国忧”，也还有世界大战以及星球大战。但是由健康美满的恋爱和婚姻组成的千千万万的家庭，就能勇敢无畏地面对这一切！

显然，这新的理念中包含着作者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实践者的深切体验。这标志着女性主义理念在实践中的发展。

冰心创作的女性主义文学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内涵，而且表现为那个时代女性作家所独具的视野和心理情感特征。她以童心、母爱、自然为其创作母体，恰恰表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生活领域的局限和由此而形成的心理情感特征。五四运动虽唤起了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使部分妇女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但并未动摇男性中心的社会法权，男性仍是社会实践主体，而女性的生活领域则囿于家庭与学校之中，其精神只能在无形的情感世界和有形的自然世界里驰骋。生活领域的局限虽使她们无法获取主流社会经验，但也避免了来自主流社会的精神污染与人性扭曲，从而保留了一颗纯洁的童心。

童心是冰心观察和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以心灵的纯洁无邪映照出社会人生的虚伪与险恶。在冰心作品中，童心又是一种自然生命形式，以体现人性的本真而成为信仰的基础，母爱的信仰正是在童心这块心灵土壤中建立起来的，作者描写童心的动机不仅是赞美这生命形式的纯真，而且是呼唤信仰的确立和阐明童心对于信仰的意义：童心一旦消失，信仰便因失去基础而泯灭，社会文明与进步也便因此而终止。这动机包含着对社会的殷切关照和深刻批判与反思。生活领域的局限虽使女性作家无法直接正面描写和表现重大社会性题材，但却把她们的创造力和思维方向逼向对心灵情感世界的发掘和对自然世界的思索。冰心便是最善于使自己的思想在情感世界和自然世界里驰骋的作家。她是心灵世界的营造者，构成她心灵境界的是童心的真、自然的美和母爱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