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鸿的姊姊：城市少女的法权悲剧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作者以女性主义启蒙者深广的忧愤，展现了城市少女怡萱在男性法权及其家族制度残害下致死的悲剧，向社会法权提出血写的控诉。《庄鸿的姊姊》虽也是关注女子教育问题的小说，但悲剧主人公庄鸿的姊姊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性格内涵。

三、妇女问题小说

妇女问题小说实是家庭问题小说的延伸，即从家庭角度揭露男性法权统治对妇女造成的悲剧，发出关注妇女命运和维护女性权利的呐喊。代表作品有《最后的安息》（《晨报》1920年3月11—13日）、《是谁断送了你》（《晨报》1920年9月12日）、《庄鸿的姊姊》（《晨报》1920年1月6—7日）、《六一姊》（《小说月报》1924年6月第15卷6号）、《冬儿姑娘》（《文学季刊》1934年创刊号）和《秋风秋雨愁煞人》（《晨报》1919年10月30—11月3日）等。

《最后的安息》是以人道主义情怀关注童养媳命运的问题小说。作品不是一般地批判童养媳制度，而是通过出身于不同家庭的两个少女（出生于农村落后家庭环境的童养媳翠儿和出生于城市现代文明家庭的惠姑）命运的鲜明对比，深刻揭示中国农村少女沦为童养媳、身心遭受残酷戕害的思想和文化根源。翠儿14岁时因家庭贫困而沦为童养媳，婆婆的残酷虐待，使她长期在“只有悲苦恐怖”和“鞭笞冻饿”的黑暗中挣扎，已“不明白世界上还有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快乐”，是暑期到乡下消暑的惠姑以爱心和教育唤起她对文明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但她的觉醒却招致婆婆加倍的虐待，以致被殴打致死。

作者通过翠儿的悲剧企图表现如下观点：童养媳是买卖婚姻的产物，对童养媳肆无忌惮地虐待和戕害反映了私有制农村社会与家庭的愚昧、野蛮和偏私，而其思想文化根源则是家庭主妇都没有受过教育，自身处于迷信、愚昧之中。翠儿的婆婆之所以虐待翠儿是因为认定“她命硬，把公公克死了”，而翠儿之所以沦为童养媳也同样因为家庭贫困剥夺了她受教育的权利。因而，要消除翠儿似的悲剧就必须从教育入手致力于现代家庭建设，因为家庭主妇良好的教育文化素养和对子女教育的关注，是现代理想家庭的重要标志。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作品还特别描述惠姑的家庭与父母来作对比。与翠儿相比，惠姑的家庭是幸福和谐、充满温馨与爱的现代文明家庭，而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条件，显然是父母及其子女因良好教育而具有的现代文化道德素养。惠姑的父母不但处事明达，富有爱心和同情心，而且深谙子女受教育的意义，视教育子女为天职，认为“乡下人没有受过教育，自然就会生出像翠儿婆婆那种顽固残忍的妇人，也就有像翠儿那样可怜无告的女子”。他们所以任凭女儿“每天出去”与翠儿交朋友，目的就是让她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女子受教育的根本意义。

《是谁断送了你》是从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和恋爱自由的权利两个角度关注妇女问题的小说。作者以女性主义启蒙者深广的忧愤，展现了城市少女怡萱在男性法权及其家族制度残害下致死的悲剧，向社会法权提出血写的控诉。怡萱是家庭中两房唯一的女儿，父亲是男性中心道德的顽固卫道者，是开明的叔叔为她争得上学堂的权利，但因男生一封约会的信，怡萱便遭父亲严厉训斥和制裁，最后精神失常，失了性命。卫道的父亲是怡萱悲剧的制造者。他视具有新性道德的女学生为“道德堕落”，不让女儿进学堂的原因是怕她“学那些浮嚣的女学生们，高谈‘自由’、‘解放’，以致道德堕落，名誉扫地”。他保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成见，认为女孩“只要会写信，会算账，就足够了”，“不必到外头去念书”，所以当他发现约会信后，便感到预见终于被证实，于是恼羞成怒，断然剥夺了女儿上学的权利。

一封来自男生的表示朦胧性爱的信，从人性角度看本是极其自然平常的事，却在女性家庭中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堵绝了女儿求学之门，而且断送了她的性命。这反映了新旧文化相互撞击交替时代，向往新文化、渴望自由解放的女性所处的两难窘境：一方面不甘继续做旧道德的奴隶而希望获得爱情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一方面却无力摆脱家庭束缚和传统道德观念与社会习惯势力的支配。她们必然要成为新旧文化交战的牺牲品，其悲剧包含着双重矛盾内涵：父与子的家庭制度间的矛盾和男与女的两性道德间的矛盾。这双重矛盾的本质内涵则是私有制下的男性法权。怡萱的悲剧便以此具有了典型意义。《庄鸿的姊姊》中的姊姊和《秋风秋雨愁煞人》中的英云，便都是怡萱式的具有相同悲剧意义的少女形象。

《庄鸿的姊姊》虽也是关注女子教育问题的小说，但悲剧主人公庄鸿的姊姊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性格内涵。她是情感丰富、志向高远、性格坚强的女性，六岁时就失去父母，带着弟弟寄养在祖母和叔叔家里。她不但与弟弟一同进了学校，而且才智志向都在弟弟之上。不幸的是面对突来的家庭经济危机，叔叔和祖母作出为了弟弟前程让她辍学的决定，理由是男孩“将来可以做官，自然必须念书”，而女孩将来不能做官，上学也就无用。辍学后的姊姊因残酷打击而身心憔悴，但却把希望寄托于弟弟身上，她说：“我虽然不能得学问，将来也不能有什么希望，却盼望你能努力前途，克偿素志……”她以病弱劳累之身废寝忘食地帮助弟弟学习功课，不仅是关爱，也是基于郁愤的牺牲。她的死是美的毁灭——是男性法权下青春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和希望的破灭。(www.chuimin.cn)

《秋风秋雨愁煞人》中淑平及其挚友英云的悲剧也具有同样意义。她们一个积极奋进而死于疾病，一个聪慧超群而毁于婚嫁，都经受了理想与希望幻灭的悲哀，其中英云的悲剧性格尤具典型意义。英云是女性主义意识初步觉醒的知识女性，怀有理想，超群旷世，因婚后陷入封建家庭囹圄而丧失自由追求理想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但她没有以此失去实现女性理想的希望，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志同道合的同性挚友身上。

在冰心的妇女问题小说中还有为妇女生存权利而呐喊的作品，如《六一姊》和《冬儿姑娘》。这类作品所描写的是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出身于劳动家庭的少女，生存的艰难铸成她们早熟的性格，或练达，或强悍，都以匡护者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和家庭中。《六一姊》通过“我”的回忆歌颂了乳母的女儿六一姊的“嘉言懿行”和“练达”、“勤俭”的美好性格，在她早熟的性格中包含着匡护幼弱者的伟大母性爱。《冬儿姑娘》写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的冬儿姑娘与母亲相依为命，靠着爱的支撑与艰难的社会环境搏斗而终于赢得生存的故事。

若说六一姊以练达赖以生存，那么冬儿姑娘则以强悍庇护了单身母亲家庭的生活地位。她的强悍是适应生存的产物：四岁时父亲出走，命运把她幼小的生命推进社会最底层，“四五岁的时候，就满街上和人抓子儿，押摊，耍钱，输了就打人，骂人，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她对母亲却充满爱与同情，当母亲为丈夫出走悲伤时，她总是以匡护者的姿态加以劝慰，说：“我爸爸撇下咱们娘儿俩走了，你还想他呢？你就靠着我得了。我卖鸡子，卖柿子，卖萝卜，养活着你，咱们娘儿俩厮守着，不比有他的时候还强么？”她言必行，行必果，为了养母亲，什么都不怕，竟敢在张宗昌兵营里做小买卖，以超人的胆识，应酬自如，几度化险为夷。她最不能容忍趁她不在家时欺负和蒙骗她母亲的人，总以其强悍折服他们出来认错。母亲担心她“厉害名儿太出远了”会影响终身大事，她却不以为然，而认为“孝敬母亲”才是她择偶的首要标准。

爱是冬儿姑娘人格与行为的基础，它一方面成为母女相依为命向环境抗争的情感与精神支柱，一方面又凝聚升华为强悍的人格美。在冰心的问题小说中，知识少女多具淑静美的性格，而六一姊和冬儿姑娘则以其练达、强悍与之形成对比，这不仅拓展了女性人格美的领域，而且昭示着女性人格建设的方向，在作者三四十年代的女性人物特写中，作为主体形象的正是这类练达、强悍的性格。

男性法权统治的结果，使女性社会群体在丧失社会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失掉了主体意识。因此，所谓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也就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冰心的问题小说便是中国现代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是女性主义启蒙时代先觉的女性启蒙者所发出的第一次呐喊。这些小说虽分为哲学问题、家庭问题和妇女问题三个不同主题，但贯穿其中的核心内涵则是女性主体意识的阐释与张扬，其思想价值不在于提出种种社会问题，而在于提出和阐释问题的女性主义观念与立场。贯穿在哲学问题阐释中的母性宇宙观念，体现在家庭问题阐释中的家庭主妇是社会与家庭建设者的观念，以及在对妇女命运关注中所表现的女权观念，正集中显示了作者女性主义观念与立场的统一性和一贯性。

女性主体意识是冰心小说女性人物性格的鲜明特征。这些人物命运不同、个性各异，但以自立、自尊、自强为其行为特征的女性主体意识却是其共同的人格内涵。它具体体现为如下四种人格：（1）家庭匡护者的母性人格（如亚茜、瑛、施女士）；（2）执着于事业的职业型人格（如爱娜、秋心）；（3）牺牲于男性法权下而心志不泯的悲剧人格（如庄鸿的姊姊、英云、翠儿）；（4）在生活困境中为生存而争斗的强人人格（如冬儿姑娘）。

庄鸿的姊姊：城市少女的法权悲剧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