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作家丁玲、陈学昭等代表性作品及其影响

（一）共产党员作家

包括丁玲、陈学昭、关露、葛琴、草明、白朗、安娥和杨刚等。她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积极追求者和实践者，大都经历了从个性主义反抗到自觉革命实践的思想发展历程。她们所恪守的是以革命为本位的女性主义实践观，认定投身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是妇女摆脱男性法权统治、获得社会主体地位和实现理想人格塑造的根本途径；注重在革命实践中实行革命化女性理想人格的自我塑造是她们的目标。从她们艰难曲折的成长历史中可以看到，对党、人民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忠诚和由此而来的无私无畏、甘于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正是她们热切憧憬和追求的人格境界，也是她们从政治或爱情失败与挫折中不断胜出、毅然前行的力量源泉。

丁玲是这类作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她不仅创作成就最高、社会影响最大，而且接受革命思想影响最早，投身革命实践和经受斗争考验的时间最长。她的实践体现着女性主义与革命相结合的时代方向，可分为开端、发展和深化三个相连续的阶段：

1．实践开端阶段（1923—1930年）

这时丁玲还是一个在黑暗中以飞蛾扑火的精神寻求光明、与绝望抗争的个性主义者。但她在寻求和抗争中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来自革命者的影响。首先是来自女革命家向警予的影响。向警予是丁玲母亲的同学和挚友，也是丁玲童年时期的匡护者。她那无私无畏、同情幼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崇高人格曾对童年丁玲的心灵和性格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对丁玲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则是她的牺牲。她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反动派残酷杀害的，这使正处苦闷彷徨境地的丁玲在认清反革命派本质的同时，从她的英雄行为和伟大精神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其次是来自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的影响。丁玲和她的挚友王剑虹从上海平民女校回到南京自修文学时，结识了正在上海大学主持社会学系的瞿秋白，并在他的劝导下重回上海，到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瞿秋白已是学识渊博、阅历丰富、视野高远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那酷爱文学、崇尚审美的气质和疾恶如仇、匡护善良的“韦陀精神”，对丁玲人生道路选择和人格自我塑造都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他是最早鼓励和引导丁玲走向革命实践的导师。

再次是来自胡也频和冯雪峰的影响。1924年暑假后，丁玲为寻求自身发展道路从上海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三年是丁玲人生历程中极其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她不仅实现了“爬文坛”的梦，成为蜚声文坛的青年女作家，而且获得了她理想的爱情，在她的感情世界里先后嵌入胡也频和冯雪峰两个永远抹不掉的诗人的名字。她对他们的爱虽不能都结晶为白头偕老的夫妻，但却都升华为矢志不移、终生恪守的革命信仰。这正是丁玲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投入左翼文艺运动的感情上的原因。

总之，开端阶段是丁玲在革命思想影响下，开始由个性主义反抗向革命实践转换的时期，其转换的标志便是1930年5月她和胡也频同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以及其在创作思想上的明显转变。

2．实践发展阶段（1931—1936年）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左联”及其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进行残酷“围剿”的白色恐怖时期，也是青年革命者丁玲经受革命斗争残酷考验的时期。在这五年间，涉世未深、年仅27岁的丁玲竟同革命一起受难，连续经受了三次严峻考验。

（1）胡也频牺牲。1931年1月17日，刚刚做了父亲的胡也频在参加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被捕，2月7日夜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惨遭杀害。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虽使丁玲目睹和经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残忍和悲痛，但爱情和信仰的力量却使她毅然走出悲痛，踏着死者血迹奋然前行。胡也频是在准备奔赴苏区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前被杀害的，而丁玲也要求组织派她到胡也频想要去的地方。她说：“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让我到江西去，到苏区去，到原来胡也频打算去的地方去。”（见《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回忆潘汉年同志》，均收入《丁玲文集》第5卷）

（2）肩重任于危难之时。由于“左联”领导工作的需要，丁玲去苏区的要求并没有获得批准，而中央决定要她在革命危难之时肩负“左联”领导工作的重任：除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外，还先后担任“左联”组织部长、工农文学会负责人和“左联”党团书记。这对年轻而尚无斗争和领导经验的丁玲，无疑是严峻考验。但她凭着对党和革命信仰的忠诚，殚精竭虑，充分利用自己与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和茅盾等革命师友的关系，在他们帮助指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发展和深化左翼文学运动的任务。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有二：一是以《北斗》为阵地和园地，团结和培养以左翼为核心包括新老进步作家的阵容广大的作家队伍，并且特别注意女性主义文学及其创作队伍的培植与发展。《北斗》除发表冰心、陈衡哲、凌淑华、白薇和林徽因等老一代女作家的新作外，还发表和介绍葛琴、杨之华等青年女作家的处女作。同时还以组织之力，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参加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途径，培养女性主义文学创作骨干，如葛琴、草明、关露等女性革命作家就是这时成长起来的。二是以创作主题的转换实践女性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时代方向，使女性主义文学从边缘时代进入主流时代，成为以人民革命实践为题材，反映时代精神、讴歌推动历史前进的方生力量的主流文学。体现这个转换的是《水》（中篇小说）、《母亲》（长篇小说）和《田家冲》（短篇小说）等作品。

（3）被秘密绑架和软禁。丁玲在“左联”出色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恐惧和注意，1933年5月14日她便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绑架，从而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软禁生活。丁玲被绑架和软禁，是中国30年代政治思想斗争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重大事件。围绕这事件所展开的斗争实质上是“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而作为事件轴心人物的丁玲则在经受种种非常磨难与考验后，终于实现了革命化女性主义理想人格的自我塑造。因此对于丁玲来说，这三年多的非常性斗争具有女性主义实践和革命实践的双重意义，是女性主义实践和革命实践在更深层面上的结合：人格理想内涵的结合。从丁玲人格发展历史看，这个结合实际上是作为女性主义理想人格内涵的女性主体意识（自立自尊自强）在革命实践中升华为革命信仰的过程；这过程从她参加革命实践时已经开始，但经这三年多的非常磨难与考验后才得以最后完成。其完成的标志是以革命为本位的生死观、爱情观和女性主义实践观的形成。

第一，革命的生死观。丁玲被绑架和幽禁一度成为“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焦点，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方面，在反“围剿”斗争的旗帜下，《申报》（1933年6月21日）发表了蔡元培领衔38位著名人士署名的《请释丁玲联名电》，左翼文学家及进步文化界组成“营救丁潘委员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当丁玲“被秘密杀害”的消息盛传时，左联又发起悼念丁玲的活动：《文学杂志》（北方“左联”机关刊物）出版悼念丁玲专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和现代书局分别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和短篇小说集《夜会》，鲁迅也写下《悼丁玲》诗，抒发在“如磐夜气压重楼”的白色恐怖中，遽然失去这位左翼文坛最优秀女作家所产生的深沉的悲哀。

另一方面，反革命“围剿”则以丁玲为突破点，运用非常手段更加疯狂地进行。他们在派出一些高级特务和叛徒运用心理战术企图诱骗丁玲“自首”的同时，还在报刊上以谣言惑众：说丁玲被绑架后不但“自首”了，而且和抓捕她的特务马绍武同居……士可杀不可辱！当青年丁玲看到报刊上（《大公报》、《社会新闻》和《商报》等）此类文字后，正在绝望中抗争的灵魂遭到崩溃性打击。一切期望和幻想都已消失，只有一种意念指使了她的行动：“用鲜血来洗刷泼在我身上的污水，用死向人民和亲人宣布：‘丁玲，是清白的，是忠于自己的信仰的！’”但她上吊自缢后却被冯达救活。“不知生，焉知死。”自杀未死的丁玲，最大的变化是在生与死的体验和反省中，使自己的生死价值观真正升华为以革命为本位的生死观，即深切感悟到为革命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才是革命者人格的理想境界；而她为洗刷污水证明自己人格清白所自设的“死刑”，虽不失为勇毅之举，但其动机中仍包含着重视个人荣辱的个人主义意识，其后果将意味着一个正为革命和人民承受苦难而与绝望抗争的战士，因不堪人格诬陷而放弃斗争和责任。

后来她回忆这段感悟时说：

我真就这样死了，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寡母吗？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和他留下来唯一的幼儿吗？对得起一切对我友好，对我怀有希望的同志和战友吗？我丁玲在敌人的魔掌中就这样认输了吗？我决不甘心。这时我对一切充满着仇恨，无法解除的仇恨。我苦苦思索：我究竟该怎样才能脱离这魔掌与苦海，才能有一丝希望？我怎样冲破黑暗，在黑暗中找到一条缝隙，从这条缝隙中能重见天日，那怕只是一缕阳光？

（《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刊于《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1期）

革命生死观的确立，使青年丁玲的人格升华到无私无畏的境界，这是她此后屡屡从常人难以承受的屈辱和苦难中胜出的人格力量。

第二，革命的爱情观。丁玲和同时代知识女性一样，是在个性主义爱情观念影响下开始女性主义实践的，对理想爱情的执意追求贯穿于她的整个实践过程中。由个性主义向革命群体主义的转换并非是她爱情理想追求的终结，而是其爱情价值观念在革命实践中的发展与转换：由个人本位的爱情价值观向革命本位的爱情价值观的发展与转换。其转换标志是爱情对革命信仰的皈依，它完美地体现在这个时期丁玲与冯雪峰由爱情和信仰结晶而成的感情世界里。

丁玲与冯雪峰的爱情始于1927年二人在北京期间。那时大革命失败的阴影正笼罩着中国大地，丁玲处于苦闷彷徨之中，胡也频的朋友便引荐冯雪峰教丁玲学日语。他在讲述俄罗斯十月革命后勃起的革命文学时，以诗人超群的才华和为革命信仰而奋斗的崇高人格，深深撼动了丁玲的心灵世界，从而由对革命信仰及其人格美的皈依而产生了崇高的爱情。这是丁玲爱情观转换的开端。她在回忆中曾坦诚而深情地讲述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我从未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是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胡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这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

（尼姆·威尔士：《续西行漫记·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1939年4月上海复社中文版，转引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丁玲研究在国外》）

此后历史证明，这所谓“柏拉图式”爱情的实质是爱的升华，是心灵对信仰的皈依；它使生命的自然爱欲在信仰净化下提升为对崇高人格美的无限追求，并且在追求中不断生发出战胜险恶和苦难的精神力量。

丁玲与冯雪峰的感情世界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化和发展的，从胡也频牺牲至丁玲被软禁的6年间，严酷的斗争，生死的际遇，使他们爱的情感迸发出灿烂的火花，也使丁玲的革命爱情观得以确立。她在此期间撰写并发表的爱情诗《给我爱的》（刊于1931年《北斗》创刊号）和书信体散文《不算情书》（刊于1933年9月1日《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便是她革命爱情观的情感化诠释。这是作者爱的心灵最炽烈最坦诚的表白，痴情中饱含着鲜明而坚定的理念：爱对信仰的皈依。在散文里爱因信仰而净化为人间最为纯正无私的感情，炽烈而永恒，执着而坦诚：

我知道有许多人背地里把我作谈话的资料……他们一定总以为我丁玲是一个浪漫的人……好用感情的人，是一个把男女关系看做有趣和随便的人；然而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用梦幻做过安慰，梦幻也使我的血沸腾……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这个男人是你……

（《不算情书》）

在诗中爱的对象因信仰而升华为革命者理想的人格美和信仰的化身：

你是平静，／你是真诚，／你是勤恳，／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你的心。／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你的心，／所有的时间和心神，你都分配在一个目标里的各种事上了。／所以你从不管我的眼睛，或是我的心，／因为你是不会介意着这个的。／我们不是诗人，／我们不会讲到月亮，也不讲夜莺，／还和那些所谓爱情；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心。

（《给我爱的》）

可见，上述两部作品不仅是作者爱情心灵的表白，也是她爱情观的形象化阐释，即在作者看来爱情对信仰的皈依是革命爱情观的本质内涵，其外在表现是由爱情与信仰结晶而成的两种崇高美的境界：纯正无私的情感境界和作为信仰化身的理想人格境界。情感境界的崇高是作品给人最直观的审美感受，《不算情书》便因此被称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史上“一篇轰动文坛的文章”。香港著名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所著《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2月初版）中说：

她在收获期的散文作品不多，但她留下了一篇轰动文坛的文章，那便是1933年春天在《文学》月刊上发表的《不算情书》。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表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洁热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随着她遍历那哀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这已不是文字，是疯狂的一团火。这是任何人都有过，都可能有的感情，可是只有丁玲把它用文学表达出来。

（《中国新文学史》中卷第21章：“散文的泥淖与花朵”）

至于理想人格境界的内涵则体现在《给我爱的》这首诗的形象里，这正是对冯雪峰人格中崇高精神品格的诗化。作者晚年所撰写的《悼雪峰》（1979年4月写于北京，收入短篇集《作家的怀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初版）对冯雪峰的人格境界作出更精辟更具体的阐述，可视为对《给我爱的》此诗形象所作出的补充诠释。她说：

我同雪峰相识近五十年。五十年来，我们来往可数。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雪峰的为人，总是长期刻在我的脑中。我对他的言行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在延安曾有人问我：你最怀念什么人？我回答：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雪峰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并永远使我怀念的是他的兴致盎然的一些谈话，在我们短暂相聚时的那些谈话。在1931年、1932年的时候，他最乐于谈的便是鲁迅先生以及他和鲁迅先生的往来。……我从他这里得到的印象是，鲁迅先生是一位极其天真纯朴、幽默而极富情趣的斗士。……这些谈话使我更加热爱鲁迅先生，同时觉得雪峰是一个完全为党工作而毫无私心的人。……鲁迅在雪峰的精神世界里是一尊庄严的生之向往的塑像。他们的关系远远超过了一般同志、师生的关系。

又说：

在雪峰精神上的另一尊塑像便是毛主席。我在湖南念中学的时候，就听人说毛润之是一个奇人。我的同学杨开慧、许文煊等都同我谈到过他。后来在上海大学，又从一些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施存统等口中听到过他。但我真正听到关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的业绩是在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时从雪峰口中听到的。那时我们离别了好几年，各自经历了不同的遭遇，但他最迫不及待，津津乐道的便是同我谈毛主席，谈毛主席如何正确伟大，如何同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作斗争，挽救了革命，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他谈毛主席的思想、为人，谈他的风格、他的诗文。他在我本来就坚定不移要求去陕北的决心中增添了许多幻想的美丽的花朵。雪峰啊！你是那么热爱这两位巨人，你是那么兢兢业业，一生为这两位巨人而勤奋工作。(www.chuimin.cn)

显然，雪峰在作者心中是一座精神丰碑，他皈依革命信仰，虔诚地敬仰思想巨人的崇高人格和精神，并在其感召下毕生“勤奋工作”，他自己也就因此而成为作者所信服、挚爱和敬仰的信仰的化身。

第三，革命的女性主义实践观。丁玲在被软禁的三年中得到宋庆龄和史沫特莱为代表的中国及世界妇女界进步人士和女性主义者由衷的关怀、支持和救助。这不仅深深感动了她，而且使她感受到个体生命与女性群体在斗争中相融合而产生的强大物质和精神力量，进而感悟到在男性法权与专制政治结合严密、旧势力极其强大的中国社会，女性主义理想只有通过变革社会的革命实践才能实现，在革命与反革命两种政治力量生死搏斗的时代，女性主义实践只能是与革命相结合的政治斗争实践。把女性主义实践的内涵由自发的个人反抗斗争上升为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女性社会群体的政治斗争，正是丁玲这个时期女性主义实践的特征和革命女性主义实践观形成的标志。从她的实践和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构成其革命女性主义实践观的如下理念：

其一，与革命政治斗争相结合是女性主义实践的时代方向。这个方向已为那个时代平民知识女性的实践道路所证实，而丁玲的实践道路则因其意识的高度自觉而尤具典型性。丁玲在这个时期所完成的从个性主义向革命群体主义的意识转变，在实践上表现为实践道路的转换：从个性主义反抗转向革命政治斗争实践，而在观念上的集中反映则是她革命女性主义实践观的形成。这些都自觉而鲜明地体现在她1930年后的小说（如《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田家冲》、《母亲》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二部》等）创作中。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通过平民知识女性对实践道路的选择，表现和弘扬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实践选择意识和价值观，这便是革命政治斗争意识和革命女性主义实践观。

其二，政治斗争可以造就“伟大的女性”。她认为宋庆龄堪称这类伟大女性的杰出代表者。她是革命女性和一切被压迫妇女的匡护者和无私无畏的救助者。丁玲被绑架后她便以她的独特身份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与鲁迅、蔡元培等发起抗议和救助活动；当囹圄中的丁玲难以承受谣言造成的人格屈辱时，她又请冯雪峰转交丁玲350元钱，以表信任和安慰。她的伟大人格深深撼动和感染了正为革命受难的丁玲，给她以勇气和力量，使她终生难以忘怀。她在回忆中说：

她是一位伟大的爱国的先行者，是我一向尊敬的伟大女性。她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等在我被绑架后从事的抗议运动和营救活动，在我被囚禁中，曾多么增加我对敌人斗争的勇气，给了我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们为我，为一切革命者所做出的支持和牺牲，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现在面对着这三百五十元钱，我的心感到灼热，感到温暖。三年多来，敌人对我制造了许多无耻下流的谣言，用软刀子杀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谣言的影响，也曾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这时孙夫人赠我的三百五十元所代表的对我政治上的信任，却比泰山还重，是千万两黄金难买的无价之宝，怎能不引起我由衷的感激之情呢？

又说：

我马上就要去西北了，那里是充满希望的革命圣地，我将用自己的行动，回答孙夫人以及一切对我怀着信任，抱有希望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我把这三百五十元全部都寄给了在湖南乡下的老母和我的一双儿女。我现在安心等待，我将无所牵挂地奔向苏区，参加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献身。

（《魍魉世界·三十——起飞》）

显然，激发丁玲的决不仅是作为国母宋庆龄的救助和信任，而更是作为女性主义理想人格实践者和完美体现者的宋庆龄伟大人格及其实践的感召力。因为在她看来，宋庆龄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始终代表女性主义实践方向，在革命时代风云中坚贞不屈、与时俱进，自觉实现革命女性主义理想人格塑造的伟大女性；她不但以崇高而完美的人格在亿万中国妇女心灵中树立起一尊神圣的精神偶像，而且以自己成功的人格实践证明：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实践是培育伟大女性的途径。上述认识已成为丁玲革命女性主义实践观的重要理念，表现在其晚年诗作《诗人应该歌颂您——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写于1981年5月16日，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丁玲文集》第3卷）中。作者在诗中既颂扬了宋庆龄人格的斗争美，说：“您的力量，可以摧毁魔窟”、“力敌千军”，“声音虽是吴侬细语，但锋利如剑，响彻环宇”；还特别强调其人格形成的途径是革命斗争实践，说：“您刚刚走出校门，就站在中国伟大的先驱者的身边，您是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了，您继承他的事业，保护他的旗帜，战斗不歇。开国以来……您随着人民的战鼓，走进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其三，只有在革命政治斗争旗帜下，女性主义者才能真正联合起来，形成推进社会前进和相互同情救助的革命力量。这是丁玲在三年受难中深切感悟的结晶。丁玲被绑架后，在妇女界引起的反应是女性主义者发自深心的同志般的同情和救助。使她难以忘怀的除宋庆龄和冰心（她随丈夫赴日本路过南京时到苜蓿园看望过丁玲）外，还有方令孺、王会悟、谭惕吾、蒋毅仁、郑育之和张天翼的外甥女等女士。

方令孺是现代女诗人、散文家和文学教授。1897年出生于安徽桐城县一个古老的封建家庭里，祖父方宗诚是著名的宋学家，父亲方存之曾两次东渡日本，是富有爱国热忱的旧知识分子。少年方令孺虽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女子要自强的进步意识，但性格软弱的父亲却无力匡护她摆脱封建包办婚姻枷锁，从而使她陷入无爱的家庭和婚姻生活的痛苦中无以自拔。女性主义理性启蒙唤起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和为实现理想人生价值而斗争的勇气，于是她便以出国留学为途径摆脱封建家庭统治而获得经济和人格的独立。

1930年方令孺留学归国后先在青岛大学任文学教授（她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的是中外文学艺术专业），并开始发表诗与散文；两年后她积郁成疾（患严重甲状腺亢进），只得回到南京婆家养病。这时她与丈夫陈平甫已分居多年，但在陈家阻挠下始终未能与他正式离婚，而陈却另收别室住在上海，她则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南京的娃娃桥（恰与丁玲住处在同一条街上）。1934年10月，她怀着对自己心仪已久却陷入囹圄的女作家的真诚同情，贸然去看望和安慰丁玲。丁玲开始曾对她怀有警惕，但她的真情却屡次打动了丁玲的心，从而与其结成终生友谊。丁玲后来在回忆中对这位在她处于绝望和孤寂时给以感情支持的朋友，表现了深深的怀念，并以无比崇敬的心情赞颂她“诚实大方”的人格和“非常美丽”的灵魂。她说：

十月底的一天，方令孺女士作为不速之客忽然降临了。她那时不到四十岁，长得很好看。……她谦虚地自我介绍道：“我叫方令孺，是特别来看你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我想你在这里一定太寂寞，我能为你分点忧愁吗？有什么事我能帮助你吗？”……我不免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她，心里在想，是否又是国民党派来的？……她看见我很冷淡，便不多说；只对我的母亲表示一点尊敬，说了几句恭维话，又对我的子女称赞了几句。然后便文静地告辞了。……此后，她每过一个月，或两个月便来我这里一次。她从不同我谈政治，也不问我的生活情况，只是点点滴滴同我谈她的心曲，如读书后的感想……后来她便谈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爱情。谈这些她也不动感情，只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讲一部写得非常细腻动人的小说。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国的老老少少的妇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别是像她这样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的知识分子。后来我也到她的家里去。……她家里非常安静，很少客来。我慢慢认识到，我和她来往，是无害的，便逐渐放宽了心。后来，一九三六年我和党取得联系，就曾把她的家做为党与我联系的地点。

女性人格美的感应和心灵情感的共鸣与沟通，凝成她们永恒的友情。在丁玲的心目中，方令孺永远都是她真诚的同情者和精神上的支持者。抗战初期，丁玲在延安，曾经向她要过一部《昭明文选》（是为毛主席要的），她知道是为谁要的，就特地买了寄给丁玲；建国后，丁玲在北京，她到北京时总是去看丁玲，还在丁玲家住过，她仪态依旧，总是很文静地对丁玲谈一点她新的感受；1957年后，丁玲被错划为右派，连续遭受批判、劳改和囚禁达22年，她仍然是受难丁玲的最诚挚的同情者。丁玲说：

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一次批判我的大会上，我望见她了。我为她很不安了一阵。我深切了解她，她一定为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可是这时她无法对我表示同情，也无法安慰我，分担我的忧愁了。二十二年后，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打听到她已经逝世，我不免凄然欲泣。我常想念她的一生，她的为人，想到她曾为我分担苦痛。她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有非常美丽灵魂的人，是一个好人，我一定要写她，将来有时间，我一定要任情呼唤你，方令孺同志！

（《魍魉世界·十九——方令孺的友情》）

王会悟是早期共产党人李达的妻子，丁玲的挚友。她青年时期就热心于革命和妇女运动：曾在上海办过妇女刊物；李达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移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便是王会悟联系布置的；1922年共产党创办上海平民女校，李达主持平民学校工作，丁玲便是王会悟介绍到该校读书的。丁玲与李达的革命师生情意，使丁玲与王会悟的友情更加深厚而持久。

1928年以后，丁玲在上海，与他们夫妇过从甚密，当丁玲遭遇危难时，总是得到他们的关怀和救助。1931年胡也频被捕遇害，丁玲曾避居在他们家里；1933年丁玲被绑架后，王会悟从上海写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丁玲的母亲，说丁玲平安无事，有许多人在营救她，担心其母亲不相信而难过，写信时换用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名字，她还受“左联”委托拟以沈从文的名义，把丁玲的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要人（但因故未能成功）；1936年丁玲到北京寻找党组织，第一个帮助者就是王会悟，她不但请丁玲住在她家里，而且帮她与在中国大学任教的曹靖华先生取得见面机会，并由曹介绍通过鲁迅找到了在上海的党组织。这次在王会悟帮助下与曹靖华先生的会见，打开了陷入囹圄中的丁玲的希望之门，在她政治生命史上写下难忘的一页。

丁玲与王会悟的友情是政治斗争实践的结晶，终生不泯。1979年经过22年政治磨难的丁玲，刚刚复出便去看望久别的挚友王会悟，并在1月1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挚友垂老相逢时悲喜交集的情景：“上午去看王会悟，满头白发，左眼已瞎，记忆尚可，见到我去看她，兴奋极了，一个人不住嘴的讲，语无伦次。我倒休息了，光听她。很可怜她。本来要回来的，却被她几次挽留，无法，吃了一顿饭。”（丁玲日记《从山西到北京》，刊于《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

谭惕吾是丁玲1924年初到北京时结识的朋友，那时她叫谭慕愚，是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丁玲曾回忆那时她们之间友情的纯真和谭惕吾在思想感情上对自己坦诚而热心的帮助，说：“我的感情很激动，为了剑虹的爱情，为了剑虹的死，为了我失去了剑虹，为了我同剑虹的友谊，我对秋白不免有许多怨气。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诉了谭惕吾，她用冷静的态度回答我，告诉我这不值得难受，她要我把这一切都抛向东洋大海，抛向昆仑山的那边。她讲得很有道理，她对世情真透彻，我听了她的，但我却连她也一同疏远了。”然而她对丁玲的友情却没有因世事隔绝而淡漠。当她知道丁玲被绑架时，便立即去看望丁玲。这次虽是以国民党员的面貌来看望的（她当年是国民党员），但她却仍然保持着1924年对丁玲的爱护与关心。友情与同情使她不顾个人安危，告诉丁玲她从政界得到的消息，说她曾四处打听消息，听说国民党对丁玲是不会宽容的，曾想杀人灭口，只是因为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没有敢动手。当时丁玲正按党的布置，想借一个编辑刊物的工作公开到上海去，为此，谭惕吾曾找过南京的朋友顾颉刚帮忙，后丁玲由党组织安排秘密逃往上海，在离开南京前夕，为安全和方便就住在谭惕吾家里。

丁玲于1936年从南京潜回上海的组织工作是在冯雪峰领导下进行的。其中包括两次秘密接应丁玲的极为险要的工作，而先后承担这工作的是同情和崇敬丁玲的两个青年女性：张天翼的外甥女和郑育之。张天翼的外甥女是张天翼安排掩护和带领丁玲秘密到上海与冯雪峰接头的人，她给丁玲留下了勇毅而机敏的印象。丁玲回忆说：

那天下午，信步走出我住的那间茅草屋，一个人在小院里，在屋门口好像无事地散了一会步，然后就急速地悄然奔向车站；在车站，张天翼的外甥女已在那里等我，我会心地跟着她上了一节三等车厢。车厢里人很挤，全是贫苦的市民和农民。我穿着一件蓝布短衫，挤在人群中，一声不响，装出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张天翼的外甥女坐得离我稍远，她像是一个走亲戚的普通少女。我们一同到了上海，我跟着她在车站外边坐上一部云飞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她指挥司机把车开到泥城桥一带一条马路边上，叫司机停车，我跟着她下了车。马路旁边另有一部汽车停在那里。车门打开了，她把我推上车。车子里已经有一个人等在那里。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又向司机说了一句什么，车子开动了。我借助街灯望着那张微微带笑的脸……这不就是张光人，是胡风吗？

（《魍魉世界·二十八——回到上海》）

郑育之是丁玲1936年9月18日第二次秘密从南京逃往上海（然后由地下党派人护送至延安）时到上海车站接应的人。她是丁玲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在中学时就酷爱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描写叛逆知识女性、表现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小说，还听过丁玲关于写作的讲课（题目是《如何作文》）。后来她更为丁玲在丈夫牺牲后毅然踏着荆棘和血迹前行的伟大人格所感动，并以其为榜样投身于左翼文学运动。1932年9月至1933年5月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郑育之已是“左联”党团骨干，任共青团闸北区妇女委员会委员，又是“左联”机要干部，受丁玲直接领导。丁玲被绑架后，她一直在焦虑和悲痛中奋力从事救助工作，当敌人在报刊上大肆以谣言中伤、陷害丁玲时，她却“深信丁玲同志是清白的，对党忠诚的一片赤心”。她知道丁玲在湖南家乡的孤儿寡母生活十分困难，正等待着丁玲寄养家费时，便接受“左联”领导指示，商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文艺编辑负责人赵家璧先生预支《母亲》一书的版税，直接寄给湖南的老人。

蒋毅仁是丁玲母亲的同乡和挚友。她的丈夫是地主，但她在家是受歧视和排挤的，因此长期独住在常德。共同的反抗男性法权的女性主义意识是她和丁玲母亲之间友谊的基础。1936年4月丁玲母亲将丁玲的一对儿女带回湖南常德，艰难地担起家庭苦难和抚育孩子的重担。这时蒋毅仁毅然分担了她的艰难和痛苦：将自己用平日积蓄买来为养老送终做准备的房子让给他们住，他们不但可以不付房租，而且可以把租出去的另外几间的租金，每月挪作家用。为解除丁玲后顾之忧，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丁玲，从而使这位伟大母性的人格永远铭记在她的心里。丁玲后来回忆这位老人说：“母亲告诉我这些，是让我知道，在困难中，在战乱的年月，蒋毅仁对她、对我的子女都有一份很重的情谊。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我把母亲接到北京；毅仁不愿离开故土，我便按月寄十五元生活费给她，直到她离开这个人世。”（《魍魉世界·二十三——春暖待花开》）

总之，上述女性无私无畏的同情和救助，不仅使陷入囹圄中的丁玲获得了战胜敌人和环境的精神力量，而且使她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在革命时代，女性主义实践只能是革命政治斗争实践，女性主义者唯有在政治斗争旗帜下方能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社会群体力量。而且随着政治斗争的国际化，女性主义者的联合也将超越国界而成为国际主义联合，她与史沫特莱、尼姆·威尔士等外国朋友的友谊便是国际主义联合的产物。

尼姆·威尔士是埃德加·斯诺原夫人，1936年斯诺编译介绍中国现代作家的《活的中国》一书时，她在该书附录《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介绍并高度评价了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对胡也频和丁玲等左翼作家先后惨遭国民党杀害和绑架深表愤恨与同情。此后她在《续西行漫记》中又以《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为题较系统地把丁玲介绍给世界读者。史沫特莱更是丁玲所钦佩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杰出女性，所以丁玲从南京逃往延安途中在西安与史沫特莱再次不期而遇时，亲密无间的崇高友情竟使她们无比感动和兴奋地拥抱在一起。她说：“史沫特莱还是从前那样精神抖擞。她是记者。……她的工作和政治贴得紧紧地，她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人，她的政治触角很敏感，而我只感觉到她的革命的热情，她不只是一个政治记者，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她写的《大地的女儿》写得多好啊！”（《魍魉世界·三十一——在西安》）

革命的生死观、爱情观和女性主义实践观的形成，标志着丁玲革命女性主义理想人格塑造在实践上的成功。但这决不是人格理想境界的完成和终结，事实证明，女性主义人格内涵是随时代和革命实践内容而不断发展和深化的，丁玲的上述成功则正是她到延安革命圣地后在新的实践中深化人格理念和创造更高思想精神境界的基础。

3．实践深化阶段（1937—1947年）

这是丁玲一生中最辉煌的十年，也是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女性主义实践，在实践中实现更高境界女性主义人格自我塑造的时期。女性主义实践的深化首先表现为女性主义实践方向观的深化。这便是确认女性主义实践方向和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实践方向的一致性和同一性；认定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既是时代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实践方向，也是革命知识女性唯一正确的实践方向。经过城市革命政治斗争考验的丁玲，到延安后的革命实践便正是在这一新的实践方向观的指导下开始的。在这十年中，她几乎参加了解放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所有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武装斗争和民主改革运动，始终恪守着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方向，做与工农民众心灵相通、利害攸关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宣传者、组织者和文化启蒙者。其中在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史和她自身人格发展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是参加革命民族战争、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等伟大实践。历史证明，正是这些改变和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伟大实践，造就了丁玲伟大女性的崇高人格，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史和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首先，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深化了丁玲的女性主体意识。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角色转换，实质上是女性主义者丁玲社会地位和角色由社会压迫的抗争者向社会改造的领导者的转换。它反映在观念上便是女性主体意识的深化：由以自立、自尊、自强为其内涵的抗争精神，深化为以我与万众一体的革命群体观念为其内涵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母性主义。这种英雄主义与母性主义相结合的女性主体意识在实践中一方面表现为敢于承担和领导伟大事业的胆略，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以爱心团结同志、匡护民众和感化友军的伟大母性的博爱情怀。

从女性主义角度同情和关注妇女命运，是丁玲一贯的思想和情感倾向。这个倾向在她到延安以前，主要是从一个女性作家角度表现在创作中，到延安后她则不仅是文艺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者，而且已成为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及女性主义实践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而广泛影响的革命女作家，上述倾向同时体现在实际工作和创作中。

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主要是：（1）通过“西战团”组织和动员知识妇女参加伟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2）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揭露男性法权及其男性中心道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和对革命知识女性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体地位的侵害，促进了延安时期女性主体意识和女性主义实践的深化。而在创作上的体现则是形成战时妇女题材小说的两大主题：一是表现侵略战争给劳动妇女带来的深重苦难；二是描写知识女性在战乱和贫困环境中艰难成长的痛苦历程。这两大主题的形成使丁玲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成为真实反映抗战时期妇女命运和表现民族革命战争典型环境中中国妇女典型性格的史诗，也从而使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因丁玲而真正成为抗战主流文学。

其次，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深化了丁玲的女性主义实践主体观。这是丁玲人格和思想实践史上最辉煌的也是最具标志性的一页。作为人格和思想趋向辉煌的标志则是她女性主义实践主体观的转变。即认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使农民成为土地主人的同时，也赋予农村劳动妇女以政治民主权利，因此，土地改革运动也是农村劳动妇女的解放运动，它宣告中国广大农村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实践的开始和由此而来的女性主义实践主体由城市知识妇女向农村劳动妇女的转换。

以农村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实践观的确立，使丁玲真正成为最广大的中国劳动妇女的最忠实的匡护者和代言人。她积极参加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运动，曾在延安“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大会上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又曾当选为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理事和边区模范妇女代表；1948年11月，出席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理事会执行委员。她热心支持为劳动妇女代言的刊物，撰文庆祝《时代妇女》发刊，呼吁为全中国劳动妇女的权利而团结奋斗，说：“《时代妇女》是我们自卫战线上的一支大军。我们要围绕在这支大军周围，为提高我们妇女的文化，为保卫我们既得的利益，为鼓励、声援国民党地区妇女求得解放而团结奋斗！”丁玲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实践主体观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得以深刻体现：作者不仅满怀同情地写出劳动妇女在封建制度和男性法权双重压迫下沦为双重奴隶（“人的奴隶”和“牲畜的奴隶”）的“辛酸”历史和在土改运动中的阶级觉悟与斗争精神，为她们获得政治民主权利而欢呼，而且通过男性法权及男性中心道德在家庭、婚姻问题中的延续，预示伴随民主改革而开始的农村女性主义实践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她坚信参加变革农村社会的民主建设和生产建设实践，在实践中获得主体意识和社会主体地位，仍然是劳动妇女摆脱男性法权统治、获得人格自由健康发展和实现人生价值理想的根本途径，只要她们坚持走在实践斗争中成长的道路，前途就充满光明。

其他共产党员作家的实践道路，虽因具体环境和条件不同而呈现个性差异，但在方向上都是与丁玲相一致的。其中以陈学昭和草明最具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