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致弟袁香亭家书-中华名人家书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袁枚不但诗文精彩，他的书信也写得极有特色，其书信大都收录在《小仓山房诗文集》中，这是他写给弟弟袁香亭的一封信，是《小仓山房诗文集》中的精彩之作。[1]阿通：袁枚的儿子。可以想象，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最高理想就是科举中第，而袁枚的这一思想和当时的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事实证明袁枚的思想是科学的。

阿通^[1]年十七矣，饱食暖衣，读书懒惰。欲其知考试之难，故命考上元^[2]以老苦之，非望其入学也。如果入学，便入江宁籍贯。祖宗邱墓之乡，一旦捐弃，揆之齐太公五世葬周之义，于我心有戚戚^[3]焉。两儿俱不与金陵人联姻，正为此也。不料此地诸生，竟以冒籍控官。我不以为怨，而以为德。何也？以其实获我心故也。不料弟与纾亭大为不平，引成例千言，赴诉于县。我以为真客气也。

夫才不才者本也，考不考者末也。儿果才，则试金陵可，试武林可，即不试亦可。儿果不才，则试金陵不可，试武林不可，必不试废业而后可。为父兄者，不教以读书学文，而徒与他人争闲气，何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哉！“知子莫若父”，阿通文理粗浮，与“秀才”二字相离尚远。若以为此地文风不如杭州，容易入学，此之谓“不与齐楚争强，而甘与江黄竞霸”，何其薄待儿孙，诒谋之可鄙哉！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非贪爵禄荣耀也。李鹤峰中丞之女叶夫人慰儿落第诗云：“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科名始读书？”^[4]大哉言乎！闺阁中有此见解，今之士大夫都应羞死。要知此理不明，虽得科名作高官，必至误国，误民，并误其身而后已。无基而厚墉，虽高必颠，非所以爱之，实所以害之也。然而人所处之境，亦复不同，有不得不求科名者，如我与弟是也。家无立锥，不得科名，则此身衣食无着。陶渊明云：“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5]。”非得已也。有可以不求科名者，如阿通、阿长是也。我弟兄遭逢盛世，清俸之余，薄有田产，儿辈可以度日，倘能安分守己，无险情赘行，如马少游所云“骑款段马，作乡党之善人”，是即吾家之佳子弟，老夫死亦瞑目矣，尚何敢妄有希冀哉！

不特此也。我阅历人世七十年，尝见天下多冤枉事。有刚悍之才，不为丈夫而偏作妇人者；有柔懦之性，不为女子而偏作丈夫者；有其才不过工匠、农夫，而枉作士大夫者。有其才可以为士大夫，而屈作工匠、村农者。偶然遭际，遂戕贼杞柳以为桮椿，殊可浩叹！《中庸》有言“率性之谓道”，再言“修道之谓教”，盖言性之所无，虽教亦无益也。孔、孟深明此理，故孔教伯鱼不过学诗学礼，义方之训，轻描淡写，流水行云，绝无督责。倘使当时不趋庭，不独立，或伯鱼谬对以诗礼之已学，或貌应父命，退而不学诗，不学礼，夫子竞听其言而信其行耶？不视其所以察其所安耶？何严于他人，而宽于儿子耶？至孟子则云：“父子之间不责善”，且以责善为不祥。似乎孟子之子尚不如伯鱼，故不屑教诲，致伤和气，被公孙丑一问，不得不权词相答。而至今卒不知孟子之子为何人，岂非圣贤不甚望子之明效大验哉？善乎北齐颜之推曰：“子孙者不过天地间一苍生耳，与我何与，而世人过于珍惜爱护之。”此真达人之见，不可不知。

有门下士，因阿通不考为我泱泱者；又有为我再三画策^[6]者。余笑而应之曰：“许由能让天下，而其家人犹爱惜其皮冠；鹪鹩愁凤凰无处栖宿，为谋一瓦缝以居之。诸公爱我，何以异兹？韩、柳、欧、苏，谁个靠儿孙俎豆^[7]者？箕畴五篇，儿孙不与焉。”附及之以解弟与纾亭之惑。

袁枚（1716-1797），今浙江杭州人，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代表诗人、散文家之一，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乾隆四年，袁枚考中进士，曾担任溧水、江宁等县知县，在任颇有政绩，深受百姓爱戴。袁枚生性疏淡洒脱，不喜做官，四十岁时因厌倦仕途生涯告老还乡，在江宁小仓山下修建随园，醉心学问，文名四播。袁枚一生致力文学，才学横溢的他所作诗文都非常流行，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其作品《随园诗话》更是奠定了袁枚在“性灵派”领袖的地位。

袁枚不但诗文精彩，他的书信也写得极有特色，其书信大都收录在《小仓山房诗文集》中，这是他写给弟弟袁香亭的一封信，是《小仓山房诗文集》中的精彩之作。其中信中谈到儿子参加童生考试的事情及自己的一些想法。

[1]　阿通：袁枚的儿子。

[2]　上元：即南京上元县。(www.chuimin.cn)

[3]　戚戚：忧惧、忧伤的样子。

[4]　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清朝著名诗人蒋士铨，科举落第后母亲见他情绪低沉，就劝慰儿子。当时风俗为生下儿子，就用桑树枝弯成的弓，向东南西北四方射出四支用蓬草编成的箭，取其“男儿志在四方”之意。于是蒋母说“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意思是说“我当年生了你，绝不是为了求得功名才叫你去读书的。”

[5]　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意思是想做个文官，来挣些补贴家用的钱。

[6]　画策：出主意，想办法。

[7]　俎豆：祭祀和崇奉。

我国现代出版家张元济先生认为：“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袁枚在这封信中，用亲切而又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深刻的洞察力论述了读书、做学问的终极目标--不是考科举、立功名，而是人精神和本能的需要。可以想象，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最高理想就是科举中第，而袁枚的这一思想和当时的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事实证明袁枚的思想是科学的。他的这种创新理念，不但表现了袁枚异于常人的见识和长远的眼光，也为后人读书学习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思路。

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或许袁枚的很多思想包括信中的某些观点并不完全被现代人所接受，但他针对父母一意为子孙谋求出路、谋前途，反对偏爱、庇护儿女的现象提出的批评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教育意义的。信中提到“知子莫若父”，也就是说为人父母者只有全面了解子女的情况和才能，才能正确地引导他们读书学习，教育他们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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