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898年9月发生戊戌政变,清政府的百日维新夭折。于是日本的舆论风向逆转,戊戌变法“过激论”成为主流。1898年11月10日,刚从中国考察回国的伊藤博文接受宪政党的邀请,在山县首相、桂太郎陆相等内阁重臣参加的会谈中表明了对戊戌变法“过激”的看法。戊戌政变后,日本的“日清提携”论等急速退潮,亚洲主义者开始调整对华策略,甚至转而主张与列强“协调”共同管理中国。......
2023-12-03
辛亥革命初,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避免列强的干涉,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口号,将革命的首要目标明确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也宣布,承认以往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因此,以英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采取“中立”政策。
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对起义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向缺乏总体的把握,在对华政策上内部意见不一。陆军省倾向认为起义是“叛乱”,主张趁机出兵,占据中国领土;参谋本部和海军省认为形势尚不明朗,主张继续观察。结果,举棋不定的政府只能与列强保持协调,暂时采取了“中立”政策。10月24日,西园寺内阁通过了《对清政策》文件,认为“清国事态极不稳定,今后发展难以预测”,决定把“占据对清优势地位”和“长久保持满洲现状”作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等待有利时机,“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文件还决定“在清国关内培植势力,并设法使其他各国承认帝国在该国的优势地位”。“在满洲问题上,与俄国采取协同步调,以维护我国权益”;“对英国要始终贯彻同盟条约精神,对法国及其他与清国本土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则要探讨协调的途径,同时讲求方策,尽最大可能把美国也拉入我伙伴之中,以期逐步实现我国的目的。”
文件中没有说明对革命军的具体政策,表明西园寺内阁仍倾向于支持清王朝,对清政府扑灭辛亥革命抱有希望。
随着中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的统治,英美等列强很快认识到大清帝国大势已去,并纷纷寻找新的代理人。日本驻华公使在给外务大臣的电报中也表明:“据本职浅见,人心所向和东亚大势业已不可阻挡,民意完全背离满清朝廷已确凿无疑,现今朝廷已完全丧失昔日统治四百余州的威信与实力,不论采取何种怀柔妥协手段,恐已无法平定目前时局。”
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局面,清政府请出下野的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英美对袁世凯持支持态度,日本则非常讨厌袁世凯上台。袁世凯与日本结怨深久,早在领兵驻朝鲜的甲午战争之前就与日本针锋相对,甲午战争后执掌北洋军政期间与日本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随着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东北步伐的加快,袁采取了靠近英美牵制日本的“以夷制夷”的政策,策划引进英美资本修建与“满铁”并行的铁路,为日本修建安奉铁路设障,抑制了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因此成为日本的眼中钉。1911年10月,袁世凯奉命北上进京掌清朝军政大权时,日本大陆浪人川岛浪速与日本驻华军官曾密谋刺杀袁世凯,阻止其北上。
11月1日袁世凯就任清内阁总理大臣后,日本曾试图改善与袁的关系,但袁在南北停战、废黜摄政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只与英国商议,日本被晾在了一边。其后,袁独揽大权,施展了纵横捭阖的权术,北逼清廷,南御革命,并在“共和立宪”上与南方革命党达成妥协,于1912年2月15日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起初,日本的一些人对中国实行“共和制”甚为反感,寺内正毅表示:“清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影响极大,实为可惧。”
德富苏峰喧嚣“黑死病是有形之病,共和制却是无形之病”,担忧中国“建立共和制政体与日本帝国之国是的皇权主义发生冲突”,建议政府对中国的政体变更进行干涉。(www.chuimin.cn)
但是,老练的政治家山县有朋等对中国采取什么政治体制却不甚在意,山县认为,“不论中国成为共和或帝制,都无须过问”。
只要日本的在华权益能够得到保护和扩大,与袁世凯携手也未尝不可。
为了改变袁对日本的不好印象,日本政府决意在承认袁政府的问题上争取主动。1913年2月21日,日本政府向俄、英、美等列强发出了关于承认袁政府的备忘录。3月23日,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之条件细目》(草案),要求其继承1842年《南京条约》以来与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以换取列强对新政府的承认。由于列强在承认新政府的时机上意见不一,日本等主张的“共同承认”方案一再拖延。5月和9月,美国和英国先后宣布承认袁政府。10月6日,袁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日,日、英、德等列强只得承认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为合法政权。
日本虽然在承认袁世凯新政府的问题上最终慢了一步,但还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立足未稳的袁世凯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正式就职后即宣布:“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合约,必应恪守”,同时满足了日本提出的在中国东北的筑路权要求,于10月5日与日本政府交换了《满蒙五路借款修筑预约办法大纲》。
还应指出,在剧烈动荡的辛亥革命初期,日本在密切注视中国政局变化并调整对策的同时,从未停止对华侵略及渗透的行动。继1910年7月4日日俄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及其《密约》之后,1912年7月8日,日俄又在彼得堡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背着中国私下划定了双方在中国内蒙古东、西部的势力范围,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主权。我国学者指出:“日本政府通过签订第三次日俄密约,将其‘利益线’着实地推进到了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
此外,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参谋本部还指使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勾结蒙古王公贵族,策划发起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公然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
有关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 总论的文章
然而,1898年9月发生戊戌政变,清政府的百日维新夭折。于是日本的舆论风向逆转,戊戌变法“过激论”成为主流。1898年11月10日,刚从中国考察回国的伊藤博文接受宪政党的邀请,在山县首相、桂太郎陆相等内阁重臣参加的会谈中表明了对戊戌变法“过激”的看法。戊戌政变后,日本的“日清提携”论等急速退潮,亚洲主义者开始调整对华策略,甚至转而主张与列强“协调”共同管理中国。......
2023-12-03
然而,军部及对华强硬派认为“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暗地里积极插手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援助了张作霖,以确保日本在“满蒙”权益“不受侵害”。28日,田中内阁决定以保护侨民为名向青岛派兵。6月27日至7月7日,在森恪的极力推动下,田中义一首相兼外相主持召开了有在华公使、领事及关东军长官等要员参加的“东方会议”,集中讨论中国政局、日本在华经济权益、山东撤兵和中国的排日、抵制日货等问题。......
2023-12-03
列强为保护商业人民及办理交涉事宜,于中国设置公使领事,其交涉事件,及中国状况,均有详细报告传递本国。关系重要者反不列入,如日本要求福建不得割让他国,为其势力范围,总署许而从之,往来照会,竟未见于中日交涉史料。私人选辑之史料,以蒋廷黻之《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为重要,书由《中国外交史料选录》改进而成,内容以新材料之公布,与前书颇有异同。......
2023-08-21
在1924—1927年、1929—1931年的宪政会、民政党执政期间,外相一职一直由币原喜重郎担任,此间日本实行的对外政策俗称“币原外交”。它以维护和扩大日本国家的利益为目的,以华盛顿体制及与列强的协调为“维权”的前提保障,以经济主义为原则,在对华政策上实施“不干涉内政主义”。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内及军部意见不一,但外务省根据币原的指示,决定采取不干涉方针。在币原看来,以“不干涉”来维护日本在华权益才是上上之策。......
2023-12-03
于是,甲午战争结束至20世纪初,列强之间为控制和瓜分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中国则成为等待列强瓜分宰割的对象。1898年4月,法国逼迫清政府租借广州湾,翌年11月16日正式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租期99年。与列强“合作”、“共同分割”中国的论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并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外交指针的。进入6月以后,各国公使馆的对外联系中断。......
2023-12-03
有人认为,福泽作为鼓吹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启蒙思想家,“在唤醒日本国民砸碎旧的封津制度枷锁和向欧美资本主义学习方面确实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作为“告别恶友”论者,“对中国、朝鲜等邻近国家由同情、蔑视转向鼓吹侵略,无形中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泽认为,昔日的中国是“礼仪之邦”,而今面目全非;昔日的“华夏国体”,而今业已灭亡。......
2023-12-03
该会标榜中日提携,“保全支那”。1898年6月,进步党元老铃木重远在进步党党报上撰文,明确提倡中日提携下的“保全中国论”。然而,在这一期党报上,岛田三郎的“保全中国论”腔调却完全不同。......
2023-12-03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有不少大陆浪人同情和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显然,辨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大陆浪人的立场和作用无疑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但这四类人中,宫崎滔天、平冈浩太郎等也是大陆浪人,犬养毅和尾崎行雄等政、军界要人则与浪人关系密切。这可以从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和北一辉的对华认知与行为动机中窥之一斑。......
2023-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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