蔑视型中国观的固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成果公布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于是，甲午战争结束至20世纪初，列强之间为控制和瓜分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中国则成为等待列强瓜分宰割的对象。1898年4月，法国逼迫清政府租借广州湾，翌年11月16日正式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租期99年。与列强“合作”、“共同分割”中国的论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并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外交指针的。进入6月以后，各国公使馆的对外联系中断。

甲午战争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战前，尽管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并割地赔款，但在中法战争、中俄伊犁领土争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重大内政外交事件的处理上，也有一定的不俗表现，因而仍被西方人认为是“沉睡的雄狮”，是世界东方无出其右的大国。然而，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完胜、中国惨败，清朝的虚弱本质再次暴露在世人面前，西方人的中国观和日本观由此发生逆转，英国人称“日本是东洋的英国”，法国人称“日本是东洋的法国”，德国人称“日本是东洋的德国”，“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德、法三国自恃“干涉”有“功”，争相要求清政府给予“回报”，而它们得到每一份“回报”，又成为英、美、日等要求“利益均沾”的借口。于是，甲午战争结束至20世纪初，列强之间为控制和瓜分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日本》，1895年11月24日。中国则成为等待列强瓜分宰割的对象。

1895—1898年间，清朝为支付对日赔款，不得不以厘金、盐厘、关税等收入为抵偿，向英法德俄等国的财团进行政治性借款，列强则以此为契机，纷纷攫取中国的铁路修筑权与采矿权。法国于1896—1899年获取了在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的采矿权，英国于1898—1899年获取了在山西、河南、直隶、四川等省的采矿权，德国包揽了在山东的采矿权，俄国获取了中东铁路和南满支线的铁道修筑权及沿线采矿权。比利时银行团于1898年6月获得了芦汉铁路修筑权，英国和德国于1899年5月获得了津镇铁路修筑权，美国于1898年4月获得了粤汉铁路修筑权。在1898年3月至6月不到百天的时间里，德俄英法四国就获得了在旅大、威海卫、胶州、九龙、广州湾等五处重要港口城市建立租借地的权利。

与此同时，性质上仅次于领土“割让”的“领土租借”也在被迫进行。1897年冬，德国以在山东巨野教案中有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派遣远东舰队驶入胶州湾并占领沿岸各地，清政府被迫于1898年3月6日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和湾内各岛“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1898年3月27日，俄国效仿德国，迫使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5月7日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旅顺、大连及附近水面，租期25年。英国也不甘落后，在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第二天，驻华公使窦讷乐即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威海卫。7月1日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以俄国租借旅顺相同的条件，满足了英国租借威海卫的要求。1898年6月9日，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上的“新界”和附近海湾，租期99年。1898年4月，法国逼迫清政府租借广州湾，翌年11月16日正式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租期99年。

对日本来说，列强掀起的新一轮瓜分中国狂潮，似乎印证了其在甲午战争后做出的中国必将“亡国”的预测，同时也为自己在这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落后于列强感到焦虑。与列强“合作”、“共同分割”中国的论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并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外交指针的。

19世纪末，由于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加深，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得不到保证，以山东、直隶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兴起了反清灭洋的义和拳运动，清朝不断派兵镇压而不能禁。1898年后，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并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列强，打击对象是在华外国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和教徒，各地不断发生冲击教会和外国传教士被杀事件。1900年1月，慈禧太后采纳端郡王刚毅“拳民忠贞，神术可用”的上奏，下诏承认义和团，政策上变“剿”为“抚”，于是义和团声势日大，华北各地的外国教会屡遭攻击，列强驻华使馆也受到了威胁。进入6月以后，各国公使馆的对外联系中断。于是英美德日俄等列强以救援驻华公使馆为名组成八国联军对华开战，6月18日攻陷大沽炮台，7月14日攻占天津，8月14日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等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向八国列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并保证彻底剿灭义和团。

对中国说来，《辛丑条约》的签订，再次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正式形成。对日本来说，首次加入列强侵华的统一行动，不仅获得了一份赃款，而且改变了身份，被正式承认“脱亚入欧”并接纳为世界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对此，政友会的下述评论如实地袒露了统治阶层如释重负的愉悦心情：今天，日本帝国在建国三千年的历史当中处于全新的境界。日本已非日本之日本，亦非东洋之日本，而正处于成为世界之日本的转换期。日本要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成为世界强权，与白皙人种登上同一舞台。……甲午战争之前，欧美人中就连中流人士都以为“日本是支那之属国”。甲午战争后，日本首次得以将其身价宣告于世界，但尚未能成为世界强权而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而此次义和团运动，日本登上大陆舞台，首次可以在此大显身手，昂首阔步，与其他所谓团十郎、菊五郎等世界主角英吉利、俄国、德意志、法兰西、美利坚同演一出戏，并在每一出戏中都证明了我国只有超出其他主角而无劣之者。日本得以成为世界之强权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绝非偶然。……总之，日本今日之要，在于加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愈益巩固、提高我国之地位。

林包明也在政友会机关刊物《政友》上发表《远东策论》一文，其“帝国是远东问题的主人公”一节大谈了日本与列强为伍的诸多益处。文中写道：欧美诸国，富强则富强矣，其发达早于我国，然而对我国并无师长之尊，若比国民文化，则更不比我国先进多少，况如陆海军，则我国可与列强为伍，毫不逊色。殊我国位于远东，于现今局面占有得天独厚之条件，非其他列强可比。今世界耳目齐集于远东，帝国宜借此千载难逢之大好时机，刷新、支配二十世纪之外交。英国已老矣，德、法亦趋于衰老，俄国大为武装欲雄飞远东，美国以商业为后盾窃望日后成就大业。俄、美乃新兴国家，与远东诸国密切相关，而英、德、法尚不可辱，此五强争做远东之新主人实乃快事……然列强不如我国了解清韩，又不若帝国能得二国民心。加之，我国航海派兵之迅速、及时远非其可比，况开拓新殖民地时，常需军队临之。退一步说，毋庸赘言，即便列强可以单独迅速出兵，若得我国相助，则事倍功半。一言以蔽之，经营远东得我助者，其力增长二倍，失我助者其力正好减半。一旦明了此理，列强就应改变对我国之大政方针。然外交有巧拙，此种认识偶被颠倒，古今皆有。故我国借此有利地位，巧妙抢夺先机，方可名实俱为远东主人。

加入列强俱乐部的畅快与蔑视型中国观的固化，是义和团运动后日本社会具有普遍性的思想状态。在同一篇文章中，林包明还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大肆辱骂中朝两国是不知“道节”、“国辱”和“廉耻”之国，声称日本要与中韩划清界限，对中韩实行“权势、利益之实力外交”。文章写道：不祥于清、韩二国之国体人情者，欲相与结盟、生死与共。然彼等两国之一诺，实比娼妇之泪还轻。彼以顺势投降为智，何言道节、国辱？我国万万不可与不知廉耻之国结交，于心却仍暗自得意。况今之外交非精神、情谊之消极外交，而乃所谓权势、利益之实力外交。……不讲铁道、矿山等经济利益之同盟，只是徒具形骸之外交，日本宜以本国权益为基准，与清、韩直接划出两道界线。

1900年6月13日，《国民新闻》对中国的国家资格和独立命运表示了否定性看法，文中称：外兵镇压内乱，必将给清国之前途带来重大影响……清国不能镇压暴徒，表明其没有作为主权国家履行职责的能力；毫无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诚意，则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资格。无论如何，一旦开启了外国干涉内政的先例，就难以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独立。(www.chuimin.cn)

6月29日，陆竭南在《日本》上发表文章，以清政府不镇压义和团反而唆使其对抗列强为由，声言：“已经不能将北京朝廷作为一国之政府加以对待……极端而言，现在的北京朝廷已经丧失了统治臣民的能力，这对于国际和平而言是有害的，列国应该首先断然铲除这一和平的障碍。”

为了打倒清政府的统治，陆竭南建议日本应该援助南方革命派，通过革命推翻清朝。

7月5日，《国民新闻》在分析清朝的统治能力和中国的分裂倾向时，提出了中国“象形蚯体”说，文章写道：山东暴匪蜂起，南支一带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割据一方观望形势，而驻屯于山东济南府、掌握较为新锐精兵的袁世凯也不能小觑。天下纷纷，不知尘埃何时落定……此次骚动，虽只局限于北清一带，但却发挥了分解四百余州的作用。……若北京政府真有组织与统制能力，其威严、命令果能遍及支那四百余州，则无论老帝国如何巨大，处理起来也没有那么费劲。然而今日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的形体，并无一套完整的机关，无论切断何处，都还能留下几分生气。将之分为千百分，就是千百分的个体。若使其保持整体状态，也无非是千百个个体的呆然杂处，中央的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之亦可杀也。如同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若只是蚯蚓之类的小虫子尚可忍受，然今日之支那，是在象身上嫁接了蚯蚓的构造，其处置之麻烦，可想而知。

政界对清政府失去了统治能力的看法也大致相同。政友会的小川平吉认为，中国虽然是“已死的残骸”，但对日本来说还有利用的价值。即：至于支那是否已成尸骸，有识之士早有定论，今无须赘言。……此尸骸若有用于本国之道，则比起具备健全之体格者反而更为有利。俄国实际上就在以此妙用便其外交。此尸骸确实是尸骸，但它尚是具有身体而受其子民亲族尊敬的尸骸，与其妄自唾之、鞭之，对其斩手断足，而招致其子民亲族的怨恨，莫如郑重地埋葬之，以巧妙地获取其遗产。

山县有朋在1900年8月20日提出的《庚子事件善后策》中分析了清政府的状况及其改进方法。文中说：清国动乱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实力、国民没有思国之心，国家丧失了生存的条件。木腐而虫生。此次事变的起因是端郡王刚毅等顽固守旧派相互勾结，争权夺势，与义和团串通以为声援，故起初并无战意，这是明显的事实。鉴此，对于清政府之善后处理，当务之急是改换政府要路大臣，罢黜此等顽固派，代之以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废除西太后之摄政，恢复皇帝之政权。

1901年4月24日，山县就日英同盟问题致信伊藤博文，其中再次端出了的“中国亡国观”：清国纲纪已灭，国本已坏，只不过是在苟延残喘。即使由于列强之间的均势需求而暂得保全，但外有俄国侵逼，内有乱民蜂起，到底难以保全其残骸，清国之瓜分已是必然之命运，非人力可扭转。

总之，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中国已死”的认识已经从统治、知识阶层向整个社会蔓延。对此，吉野作造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有轻侮支那的观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必须预防支那的复仇。……少数有识之士至少在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前，依然没有怀疑中国的实力。直到义和团运动发生、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西逃，支那在整个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发生了全面逆转。

列强一员意识的形成与“中国亡国观”的固化，直接影响了其后的日本外交及对华政策。为了加速对中国和韩国的侵略扩张，实现东洋霸主的梦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无视中国存在的日本统治阶层加速了对俄开战的准备。

蔑视型中国观的固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成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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