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的观点：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1898年9月发生戊戌政变，清政府的百日维新夭折。于是日本的舆论风向逆转，戊戌变法“过激论”成为主流。1898年11月10日，刚从中国考察回国的伊藤博文接受宪政党的邀请，在山县首相、桂太郎陆相等内阁重臣参加的会谈中表明了对戊戌变法“过激”的看法。戊戌政变后，日本的“日清提携”论等急速退潮，亚洲主义者开始调整对华策略，甚至转而主张与列强“协调”共同管理中国。

甲午战败的刺激和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促使了中国的部分士绅阶层和知识分子的觉醒。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奏《应诏统筹全局折》。6月11日，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实行奖励工商、废除八股文、设置京师大学堂、启用人才等政策，开始了内政上以日本为榜样，外交上“联英联日以拒俄”的戊戌变法。康有为甚至向光绪帝提出了留下来访的伊藤博文为宰相或顾问主持维新的建议。

戊戌变法是中国真正向近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开端，对于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和中日同盟论者来说，是一件牵动了神经、看到了希望的大事件。的确，变法之初，日本各界普遍持欢迎态度。陆羯南主持的《日本》认为，戊戌维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日本应抓住时机诱导清朝进行制度改革。

国权主义者德富苏峰旗下的《国民新闻》认为：“促使支那人一大觉醒确实是我国朝野人士的一大责任”，日本政府要获取清政府的信任，以使中国的所有改革事业都依赖日本。

伊藤博文控制的《东京日日新闻》建议政府对中国的改革“宜尽量支援指点”。甚至连“脱亚论”者福泽谕吉主持的《时事新报》也认为，变法是中国迈入文明之门的举措，而“以日本为师”对中国最为有利。

然而，1898年9月发生戊戌政变，清政府的百日维新夭折。于是日本的舆论风向逆转，戊戌变法“过激论”成为主流。

1898年11月10日，刚从中国考察回国的伊藤博文接受宪政党的邀请，在山县首相、桂太郎陆相等内阁重臣参加的会谈中表明了对戊戌变法“过激”的看法。他说：中国的改革、改良无论如何也是必要的，但是，我并不认可其改革的顺序与阶梯……彼之大国对数千年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进行有效改革，绝不是在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后来为袁世凯子嗣担任家教的有贺长雄也在《外交时报》上撰文，指出变法“过激”，同时分析了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可能途径。他写道：

清国政变以来兹已一月有余，事态渐渐明了。清国皇帝过分急于改革，采纳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杨深仁、杨锐、徐仁铸、林旭、康广仁、徐仁庆等人之奏议，频行急进之政，故招来西太后及保守朝臣之反动。然此乃政府内部之纷争，既不是由支那国民之气势所动而生此变化，亦不是由外国之阴险手段而起。

……九月政变幸而有不必引发外交纷争而稳妥了结之望。然支那革新从今以后必将作为世界之一大问题存在并构成经常影响列国之对远东外交政略之一大要素，如同土耳其革新问题经常影响列国之东欧外交一样。(www.chuimin.cn)

支那革新不仅是为了清国，对于远东之将来亦属必要。支那国民现在虽然缺乏国民团结力，但此种团结力量的要素，即在人种、历史、文字、习惯上的一致性是充分存在的。十分繁盛的社会生活中极易酿生建立在新基础上的国家团结，因此支那绝不是没有革新的希望，问题唯在顺序方法。我国与支那不仅国土相邻，而且人种、历史、文字、习惯相近，加之甲午战争引发了列国干涉的端绪，这种责任使我国具有了诱导其进行安全革新的义务，这是满天下都无异议的。……支那革新有三途。一为中央政府着手而后波及一般国民，二为从地方着手而后波及中央。从地方着手又有两途，一为地方人民首先兴起运动；一为地方官吏发起形成革新趋势。

在有贺看来，由人民发起革新运动的途径是最危险的，因为民间起事会遭到中央政府的镇压而形成战乱，中央政府若不能快速达到目的，就会发生镇压太平军时借助外国势力的情况，而革新势力也会借助外国的援助来抵挡，结果将比不革新的状况更糟。康有为等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虽然好于强者，但是遇到了守旧势力的有力反抗。因此清朝的改革最稳妥的途径是“由地方上有势力的官吏做起并波及影响上下”。

戊戌政变后，日本的“日清提携”论等急速退潮，亚洲主义者开始调整对华策略，甚至转而主张与列强“协调”共同管理中国。1899年4月，东亚同文会成员、宪政本党（原进步党）的领袖之一大石正己发表了如下意见：（1）清朝的命运受到英、俄的支配，中国的分割已成为必然之势；（2）如果英俄协商，在中国南北互相划分势力范围，则中国的瓜分立即就会变为现实；（3）日本为了对抗列强，考虑到“平时相互通商以及在非常时期的支那改革问题”，需要将“九州对岸的江苏省、浙江省以及与台湾接近的福建省”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4）为了将此三省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首先要获得贯穿三省的铁道铺设权及矿山采掘权；（5）改善中国的兵制财政；（6）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宜与欧洲列强提携，协商讨论，以图东洋之大计”。

1899年9月，东亚同文会在其机关报《东亚时论》卷首语中明确否定了“中日同盟论”。

10月，近卫在南京与刘坤一会谈时，回避了刘坤一提出的日清同盟问题。

陆羯南对康、梁提出的建立中日政治联盟的意见也表示了极其轻蔑的态度，他说：东亚同文会主张的不是政策上的日清关系，而是社交上的日清关系。康、梁是不解国家、人民与政府含义的旧知识分子，他们亡命日本以来，动辄要求日本政府为改革派而侠义出兵，或向民间人士强调“唇齿相依”的关系。然而，其理由却只不过是种族相近、文字相同，这种理由对于两国关系来说是极为薄弱的，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难以答应。

可以认为，在“三国干涉还辽”至戊戌变法期间，日本朝野在“还辽”的郁闷中思量着与列强关系的调整，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盘算着自己在华权益的扩大，在戊戌变法中密切观察着中国的动向和前途。不同的外交思想及对华政策主张并起，则表明其战后世界外交战略仍处在形成探索阶段。

日本对中国的观点：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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