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甲午战争的舆论宣传

2023-12-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战地报道以战况进展、日军英勇杀敌的文章为主，同时也有不少清军怯懦无能及中国风土人情的内容。《东京朝日新闻》立刻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宣称号称“东洋首席”的北洋舰队大败，意味着中国的“海军战斗力已经灭亡”。礼物要锵锵的头。可以认为，甲午战争中新闻报道、文学作品、流行歌曲和漫画等各种形式的舆论宣传，对于日本国民的中国认识产生了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影响，蔑视型的中国观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战争是血与火的厮杀，同时也是思想意志的较量。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强化新闻管制，通过报刊杂志、文学作品、歌曲漫画等形式，歌颂前线作战的日军所向披靡，同时极力丑化中国形象，向民众灌输敌视、蔑视中国的思想，以及必将战胜中国的信心。

报纸和杂志是当时最重要的大众传媒工具。据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像师从军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的军人记者。66家报社中，绝大部分是驻京报社，地方报社的派遣人数受限，一般是1至2人。报社、杂志社派遣记者最多的是《朝日新闻》和国民协会控制的《中央新闻》，其次是德富苏峰、陆羯南分别掌控的《国民新闻》和《日本》。

战地报道以战况进展、日军英勇杀敌的文章为主，同时也有不少清军怯懦无能及中国风土人情的内容。例如：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突袭，海军在丰岛海战中击沉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陆军占领成欢、牙山。从军记者山本忠辅如是描述了成欢、牙山之战中清军一触即溃的丑态：清将聂（士成）仅次于清军副将叶志超，是李（鸿章）总督旗下的名将，欧美人无不知其姓名者，在征讨马贼过程中屡立奇功。然……聂之狼狈真是徒有虚名……当我军围攻聂营发起猛攻时，聂迅即弃营而逃，还脱掉军服，连大将寸刻不能离手的文书包也弃之不管……清兵逃跑时，军服靴帽扔得到处都是，钻进农家，抢走朝鲜人衣服，改装而逃。……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一战……岂料到牙山一看，他们竟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七斗一袋）军粮逃跑了。……呜呼，凭此等羸弱之兵还欲在弱肉强食之世界夸耀独立，妄想将朝鲜作为属邦与我国一争高下，实在是愚昧之极，令人忍俊不禁。

山本忠辅：《成欢激战实录》，《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8月9日。

9月15、16日，日军进攻平壤得手。17日，日本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舰队。《东京朝日新闻》立刻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宣称号称“东洋首席”的北洋舰队大败，意味着中国的“海军战斗力已经灭亡”。

《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9月22日。

1895年1月20至2月上旬，威海卫保卫战以北洋舰队的投降告终。日本各大报纸均以头条新闻刊发消息。《团团珍闻》用“北洋舰体之柩”的漫画形式描绘了北洋舰队的投降仪式。

战争期间，各大报纸还以“从军记”的形式，报道战地军人的日记、家信和随感文章。战时《国民新闻》发行量大增的原因之一，就是开辟了《爱弟通信》等有关专栏，从而扩大了读者的受众面。

1895年6月19日，《中央新闻》刊登从军记者水荫写的《迅雷急雨：军夫的幽灵》文章，写的是出征军人的家庭“琐事”。赚钱都是战地的事。人夫有福话。我是名叫结成善助的男人。老婆叫松，孩子叫仙吉，三岁尚不通理。爸爸还不回来吗？礼物要锵锵（对中国人的蔑称：笔者）的头。比这还想要的是，金银的陀螺、珊瑚的面具。

这段记述说明了什么呢？一个不懂事的孩童要中国的人头玩具作礼物，可见当时对中国的蔑视和仇视性宣传已经到了何等地步！这种情况在战争文学中也有所表现，泉镜花的《凯旋祭》中就有“生首灯笼”的情节。(www.chuimin.cn)

有人要求把中国死尸的耳朵割下来带回日本建成新耳塚以作纪念，把中国战俘带到日本作为秽多（奴隶）从事工业苦役；还有人要求把中国人的“豚尾”（指辫子）割下带回日本制成纪念品，或者出口卖给西洋妇女。

中国和朝鲜的“不洁”也是这一时期新闻报导的话题之一。某从军记者在《少年世界》杂志上撰文，说自己与福本日南在大连进过“支那人的澡堂”，结果“充满臭气，无法滞留，夺门而出”。

骑兵西村松二郎在给友人冈部亮吉的信（1895年3月25日）中描述的牛庄是：以前支那人垂流下来的粪尿隐居在冰雪之中，现在粪尿露出表面，不可不谓其肮脏。最过分的是，就算是支那人上等人家的大门口也流淌着粪尿，不会在别处设置便所。虽然知道这是一个野蛮国，但也大出意料。

在这些人看来，中国如此，朝鲜更差，二等军曹片冈家在家信中说：“朝鲜的房子在我国是绝对看不到的，极其荒蛮”，“就如我国的小猪窝一样”。“屋子之间流着下水，甚至流着尿、粪，奇臭无比，让人难以忍受”，走在路上也是臭气熏天，他们将垃圾丢到道路中间，即便是闹市，也比不上日本的马房。

《致片冈作左卫门九月十七日片冈力藏书翰》，片冈晴生所藏。石川县中甘田村出身的滨野广洪兵少尉在家信中写道：元山“虽然约有四万户人家，但房屋都与小猪窝一样”，“很多人家都是在地面上铺上席子，其肮脏程度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近藤描述的从元山向平壤进军路上所看到的情景是：“很多死牛死马，臭气熏天，民户也极其肮脏，难以宿营”，许多士兵得了传染病。

且不说这些记述中有多少夸张、渲染的成分，即便基本“属实”，那也是因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的，而绝非“本来如此”。战争使生灵涂炭，社会生活秩序完全破坏，人的生命尚且无法保证，何谈“清洁”？战时的新闻工作者、出征军人只是鄙视中、朝肮脏，却几乎无人想过谁是“不洁”的制造者。

当时的流行文学作品、歌曲和漫画，在蔑视和丑化中国方面也不甘人后，例如，讽刺文学作家骨皮道人（1862—1913）发表的《锵锵征伐流行歌》、《日清开战滑稽剑舞》、《打退清兵之歌》等作品，竭尽轻蔑、挖苦中国之语；讽刺画家小林清亲（1847—1915）则与骨皮道人合作，发表图文并茂的《百撰百笑》，其笔下刻画的中国人形象是厚颜无耻，内心怯懦而又虚张声势，结果在日军所向披靡的攻势下，愚蠢的“中国猪”只好拜倒求饶。

可以认为，甲午战争中新闻报道、文学作品、流行歌曲和漫画等各种形式的舆论宣传，对于日本国民的中国认识产生了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影响，蔑视型的中国观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甲午战争的舆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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