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隋唐时期的遣使船贸易，与此前传统意义上的朝贡贸易有所区别，政府间“官方贸易”的性质开始凸显。......
2023-12-03
元明时期中日关系的恩怨：《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摘要】：1368年元明鼎革，时日本发生南北朝分裂，政治统治失控，倭寇屡犯中国东南沿海。成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上述史实表明，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第一，国家关系多变，局面错综复杂。
1026年，铁木真建蒙古汗国后，先后灭掉了西辽、西夏、金、吐蕃和大理诸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大元。1278年元灭南宋后继续扩张，其版图横跨欧亚大陆。
1259年朝鲜降元后，忽必烈欲“先礼后兵”，迫日本就范。从1266年起，屡遣赵良弼等使臣往日，要求日本“通好”归顺。但日本朝廷态度强硬，拒见来使。不可一世的忽必烈怒不可遏，于1274年任命元帅忻都统蒙、汉、高丽军3万余人征讨日本。同年10月，元军开始在对马、壹岐、博多等地登陆作战，因遭遇暴风雨，致船毁人亡，兵马折损近半。
首次征日失败后，忽必烈仍心存幻想，1275年2月再遣礼部侍郎杜世忠为使赴日说降，而北条时宗掌权的镰仓幕府已铁下与元对抗的决心，结果杜世忠一行30余人皆被斩首。1281年，忽必烈遣忻都率蒙古、高丽人组成东路军4万，范文虎率刚刚降顺的南宋江南军10万，第二次征讨日本。两军在博多等地登陆后，鏖战数月，进展迟缓。8月1日台风再次袭来，元军损失十之三四后无功而返。此后，元朝彻底打消征服日本的念头，元日间终无国家往来。
元日两国虽然处于敌对状态，但在元朝较为宽松的对外经贸、文化政策下，中日民间交往并未中断。不过，与北宋的宋商承揽中日贸易、南宋的中日互市不同，元代中日贸易发生的一大变化是日本商人来华交易，而元商入日贸易的现象鲜见。在元日文化交流方面，日僧来元者较多，而元代高僧一山一宁赴日传播禅宗，在京都主持南禅寺并受封为国师，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368年元明鼎革，时日本发生南北朝分裂，政治统治失控，倭寇屡犯中国东南沿海。为此，明太祖朱元璋四次遣使赴日，分别与南朝的怀良亲王和北朝的足利氏交涉，严正要求日方采取措施，节制倭寇扰边，然而无甚效果。1381年，左丞相胡惟庸“谋逆”、“通倭”罪名。
成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后著祖训，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
1393年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并建立室町幕府后，主动与明朝联系，欣然接受了明惠帝“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册封，后又遣使朝贺明新帝朱棣登基，达成中日政府间勘合贸易协定。对足利义满轻名分、重实利的做法，当时的日本朝野就颇有微词，日本的后世史家则更有酷评，但室町幕府的中央豪族在与明朝的不等价朝贡贸易中大获其利是不争的事实。勘合贸易在足利义持继任将军时一度中断，但后任将军再开并一直持续到1547年。
室町幕府后期，日本又发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内乱，国内统治的失控殃及对外关系的正常进行，导致倭寇在朝鲜及中国东南六省活动猖獗，明朝为平息倭患大伤脑筋。
16世纪末丰臣秀吉武力统一日本后，野心膨胀，先是要求朝鲜、琉球、吕宋、佛郎机、高山国（台湾）等称臣纳贡，继而于1592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声称征服朝鲜后占领中国，其狂妄计划是：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献都城（北京）附近十国（州）于皇室；予诸公卿采邑及其属下众人十倍于日本所有之土地；子丰臣秀次任大唐国（明）关白，领都城附近之百国（州）；日本国关白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喜田秀家之二人中择一担当；高丽国由歧阜府宰相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统治。
1592年4月，日军在朝鲜釜山附近登陆，两个月内攻占了京城、开城和平壤。7月，应朝鲜国王恳求，明朝援兵陆续抵朝参战。1593年初，中朝联军收复平壤至开城失地。此后战事胶着，中日双方各派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为代表举行和谈。时丰臣秀吉以战胜者自居，向明使提出七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迎娶大明皇帝之女为日本后妃；两国官船商船可有往来；大明日本通好不可有变；大明割分八道，以四道并国城交与朝鲜国王；朝鲜王子并一两员大臣为日本人质。(www.chuimin.cn)
沈惟敬深知明廷绝难接受上述无理条件，遂对明廷隐瞒了日本的要求，还谎称丰臣秀吉“愿顺天命”，伪造了丰臣秀吉的“降表”。明廷信以为真，1595年正月，明神宗下诏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
据黄遵宪《日本国志》载，丰臣秀吉见到明朝皇帝的诏谕后勃然大怒：召人读册文，至“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色变，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裂之，骂曰：“吾掌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且吾而为王，若王室何”？即夜命驱明使，并告朝鲜使曰：“若归告而君，我将再遣兵屠而国也。”遂下令西南四道，发兵十四万人，以明年二月再会于名古屋。
1597年1月，丰臣秀吉发兵14万再犯朝鲜，与中朝联军展开惨烈厮杀。1598年8月16日，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始陆续撤出朝鲜半岛。
上述史实表明，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国家关系多变，局面错综复杂。既有日本统治者时隔900年后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中国皇帝册封，以及“勘合贸易”下的中日通好合作，又有元朝征日及日本侵朝引发的两场战争，形成了正反两面的鲜明对照。合作带来了和平，战争断送了邦交，留下了“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惨痛教训。
第二，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的武力扩张，再次引发了中日间大规模武力对抗，然而与唐日白江口之战后日本的心悦诚服不同，这场“自倭乱朝鲜七载，伤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的可谓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的战争，为近代日本埋下了挑战中华、向大陆扩张的思想祸根。
第三，中日民间交往长期处于非理想状态，元代日商的单边交易取代了中日互市，而元末明初及明后期旷日持久的“倭患”，无疑恶化了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明史》以这段文字结束“日本传”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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