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风险承担的重要界定

1．已有文献对乐观内涵的阐述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乐观这一概念都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学者们一直都未能清楚阐述乐观的内涵，更无法达成认识上的一致。近几十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大量文献对乐观本质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逐渐达成一致。

从现有文献来看，大部分文献都认为，Tiger（1979）最先对乐观进行了界定，提出乐观是个体期望事件给自己带来利益或愉悦感时所伴随的心境和态度。此后，一些文献提出，乐观是个体对未来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价值的主观判定（Leif＆Anne，2000），还有些文献指出乐观是对未来好结果的总体期望⁽²⁾（Scheier，1986），Alan（2004）则认同了Seligman从归因理论出发对乐观的定义：乐观是个体对成功或失败进行归因时，表现出的将坏事件归因于外部不稳定的具体原因，而将好事件归因于内部稳定的普遍原因的具有稳定倾向的解释风格。段海军和霍涌泉（2011）将乐观定义进行了分类，将乐观分为基于人格取向的乐观主义及基于解释风格取向的乐观主义，该文献认为Scheier（1986）对乐观的定义就是人格取向的乐观主义，即气质性乐观。对于气质性乐观的解释有四种模型：认为乐观和悲观是一个刻度尺的两个极端的单维模型（Scheier，1986）；认为气质性乐观是由积极的乐观和消极的悲观两个亚特质所组成的双因素模型（Marshall，1992）；综合单因素及双因素的等级模型（Roysamb＆Strype，2002）；包含与个体有直接关系好结果的预期的个人乐观、与个体没有直接关系好结果的预期的社会乐观及与个体先前行为经验无关的自我效能乐观三个方面的三因素模型（Schweizer，2001）。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乐观是一种积极的人格特征，是一种对未来发生事件的正向预期倾向（陈瑞和陈红，2006）。如果个体对事物抱有乐观，则他对未来发生的事件会有正向的预期，这种态度可以泛化到个体认知及行为的方方面面（谢晓非，2001）。因此，管理者乐观就是企业管理者对未来正面结果或者状态的预期。

2．对乐观内涵的进一步探讨

由于乐观是个体对未来发生事件的正向预期，要进一步探讨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内涵，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预期的内涵。

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中，预期即预先期待的意思。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经济学，都认为预期对主体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人们的行为都是以预期为前提的。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冯特创立心理学以来，心理学就沿着以研究“意识”本身（如情感等）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及以研究“意动”（即意识的功用）的机能主义心理学两条脉络发展，但无论是哪条脉络，心理学研究都最终与人的行为相联系。20世纪60年代后，主流心理学从以“潜意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精神分析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Freud，1895）及以“刺激—反应”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行为分析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Waston，1913）发展成为当前作为心理学主流的认知心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Miller，1956）。该学派在糅合各个心理学派的观点的基础上对心理与行为的关系进行了解释，认为人们会根据他们所认为的环境刺激而采取行动，即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预期而采取行动，而预期作为认知的结果，其形成过程也就是心理认知形成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涵盖了心理学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这一观点集心理学各主要流派的观点为一体，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主流观点。

在心理学的领域，预期与行为的关系往往是研究的终点，从本质上讲，预期是一种心理现象，对预期与行为关系本身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个心理学的命题，研究成果最终会形成一个心理学的结论，或者说成为研究的终点；而在经济学的领域，预期往往是研究的起点，或者说，往往是研究的基石，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行为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预期这一命题是连接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一个关键点（王君柏，2012）。

经济学的发展中很早就融入了预期这一概念，如Marshall（1890）提出的均衡利息论，Wicksell（1898）提出的累积过程论，Fisher（1896）提出的利率期限结构预期假说，Frisch＆Tinbergen（1930）提出的蛛网理论，Myrdal（1933）提出的“事前”与“事后”分析概念等早早地就包含了预期的概念，而Keynes（1936）更是将预期作为主导思想运用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此后，随着Keynes理论被不断地发展与修正，预期概念在经济理论上也得到不断发展，如Hicks（1939）提出的不确定预期与预期弹性理论等。20世纪60年代，为解释Keynes理论无法解释的“滞胀”问题，预期的功能被再次强化，出现了基于货币中性与货币非中性、自然率、理性预期三大假说的理性预期学派。通过对以上理论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预期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是理论构建的假设与起点，经济学总是在一定预期假设的基础上研究主体行为，或者说预期对主体行为有直接的影响⁽³⁾。学者们对预期的定义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结论，如申海波（2000）提出，预期是经济主体的基本行为方式，本质上是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的预测；江世银（2008）在其著作《预期理论史考察》（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中提出，预期是经济行为主体在做出行动决策之前，对未来经济形势与重要经济变量变化趋势的主观判断和估计，他认为预期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普遍影响着人类行为。江世银（2012）进一步指出，从形成过程来看，预期是客观条件与主观心理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仅预期自身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已形成的预期也会通过影响各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反作用于经济环境。

通过以上文献，本书认为，由于预期作为一个复杂的、不断进化的心理认知过程的结果，很难进行直接考察，但由于预期对主体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往往可以通过主体决策来判断主体的最终预期。综上所述，本书进一步指出，管理者乐观是企业管理者对未来正面结果或者状态的预期，并通过相关决策反映。

3．乐观偏差与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关系

大量文献都指出，人们普遍倾向于积极看待未来，认为自己经历积极事件的可能性高于平均水平（Tiger，1979；Weinstein，1980；Markus＆Nurius，1986；Newby＆Ross，2003；Robinson＆Ryff，1999；Schacter＆Addis，2007；Sharot et al．，2007）。但实际上，根据统计学原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人经历积极事件的可能性不可能高于平均水平。这说明个体的乐观判断往往是有偏差的，也就是所谓的乐观偏差现象（Weinstein，1980）。陈瑞君（2013）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指出乐观偏差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并对个体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乐观偏差能使得个体保持相对高水平的自尊、减少焦虑，同时能激发个体更大的成就动机和坚持性去获得成功（Klein＆Cynthia，2002；Coelho，2009）；从消极方面来看，乐观偏差会导致人们偏好于风险行为或降低人们釆取有效措施来控制风险的动力（Seaward＆Kemp，2000；Hablemitoglu＆Yildirim，2008；Coelho，2009）。

Heaton（2002）、Campbell et al．（2011）、花贵如（2011）将管理者的这种乐观偏差定义为管理者乐观主义。由此可见，所谓管理者乐观主义，即是指由于乐观偏差的普遍存在，导致管理者在评估外部事件对自身的影响时，容易得出“优于平均”的结果的一种倾向。管理者乐观主义本质上是管理者预期所具有的普遍正向偏差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直觉上讲，由于银行的特殊性，不仅银行管理者的乐观主义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其他企业管理者的乐观主义也可能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所研究的管理者乐观主义，特指银行管理者的乐观主义，而并未考虑其他企业管理者的乐观主义⁽⁴⁾。

4．管理者乐观主义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区别

许多文献将过度自信与乐观主义两个概念混淆，为厘清本书的逻辑，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本书认为，过度自信最初定义的过窄与自信内涵的过宽，导致后期学者对过度自信内涵的过度扩展，是导致大量文献将乐观主义与过度自信概念混淆的主要原因。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过度自信是与校准及概率判断研究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被广泛运用于相关心理学研究中。所谓校准，是指主观概率与客观概率的吻合程度（Slovic et al．，1977；Klayman et al．，1999；Koehler＆Harvey，2004），过度自信作为一种校准偏离，原本用于反映人们设置了过窄的置信区间或错误估计概率，导致人们判定自己结论正确的主观概率超过了客观概率的情况，即过度自信是指个体对自己信息精确度的高估。这一定义不仅在心理学得到广泛认可，在金融领域也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Kahneman et al．，1979；Kyle＆wang，1997；Goel＆Thakor，2008；Gervais et al．，2011）。一些文献还对过度自信与乐观偏差的关系进行论述，指出人们的自信常常是不准确的，或者说人们经常是过度自信的（Kahneman et al．，1982；Blanton et al．，2001），而过度自信的个体更容易在风险判断时产生乐观偏差。

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与过度自信最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自信的内涵却非常广泛。心理学上讲，自信是指个体对自己的个性心理及社会角色的积极评价，表明了个体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自己有能力、重要和有价值。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过度自信的内涵逐渐向自信的内涵靠拢，进而被赋予更多的内涵，主要包括个体过高估计自身能力（Miller et al．，1975；Roger et al．，1994）与控制能力（Langer，1975；Taylor＆Brown，1988）等。一些文献从情感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过度自信源于自我归因偏差，即人们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身技能与能力，而将失败归因于运气及其他不可控因素（Bem，1965；Odean，1998；Larwood＆Whittaker，1977）。而这一归因与导致乐观偏差的“将坏事件归因于外部不稳定的具体原因，而将好事件归因为内部稳定的普遍原因的具有稳定倾向的解释风格”就极为相似，只是Alan（2004）对乐观的归因更为抽象一些而已。

当过度自信的内涵被Larrick（2007）等学者进一步扩展，其所代表的个体对信息精确度、自身能力及控制能力方面的过高估计被认为是优于平均水平之时，过度自信这一个概念就与乐观偏差概念有了非常显著的交叉，因为乐观偏差反映的就是个体认为自身经历积极事件的可能性高于平均水平，认为自己优于平均是乐观偏差的核心特征。过度自信原本强调的个体对信息精确度、自身能力及控制能力方面的过高估计，并非一定是“优于平均”的，而只是高于其实际水平而已。因此，本书认为，Larrick（2007）等学者对过度自信内涵的扩展其实已经与过度自信的原本内涵脱节，将“优于平均”纳入过度自信的范畴，其实是过度自信概念被过度扩展后的结果。(www.chuimin.cn)

当过度自信的概念被过度扩展后，一些文献将乐观偏差纳入到过度自信的范畴中，认为乐观偏差是过度自信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观点，如David et al．（2012）等。实际上，从过度自信内涵的发展来看，这一个概念更多的是偏重于强调个体信息的精确度，即使是在能力、重要和有价值的评估方面，也应该更多的是在强调高于自己的实际水平，而非优于平均。实际上，这一信息或判断可能认为个体“优于平均”，也可能认为个体“劣于平均”，这与乐观偏差所强调的“优于平均”还是有显著差异的。

在未认识到过度自信与乐观主义的差异情况下，不少文献将过度自信与乐观偏差完全等价。比如，Malmendier＆Tate（2005，2008）的研究是经济学中探讨管理者过度自信最为经典的文献之一，然而该文献中所定义的过度自信却是基于“优于平均水平”这一概念的⁽⁵⁾。本书认为，由于Malmendier＆Tate的逻辑是基于“优于平均水平”这一概念的，其研究的主题使用与乐观偏差紧密联系的管理者乐观主义这一概念可能更为合适，其他类似文献，如Campbell et al．（2011）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此，Malmendier＆Tate（2005）在文中的备注中也承认，其所研究的过度自信其实某些时候更接近于乐观偏差⁽⁶⁾。这些文献使用过度自信而非乐观主义，并非是想探讨与校准密切相关的过度自信，而是想探讨与优于平均密切相关的乐观主义。这些文献之所以选择使用过度自信这一概念，主要是因为他们想强调个体那些优于平均的判断是由“人们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身技能与能力，而将失败归因于运气及其他不可控因素”的归因导致的。如Malmendier＆Tate（2005）明确指出，只是出于区分个体对未来结果的正向预期是应该归因于个体对自身能力评价偏差还是对所处环境评价偏差，该文献使用了过度自信这一概念，以强调对未来结果的正向预期应该归因于个体对自身能力评价的偏差。但是，实际上，从归因理论来看，乐观主义也表现为将坏事件归因于外部不稳定的具体原因，而将好事件归因为内部稳定的普遍原因，因此Malmendier＆Tate的这一选择值得商榷。而这一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可能是文献对乐观的归因解释过于抽象的缘故⁽⁷⁾。

从乐观偏差角度来看，根据相关文献，影响乐观偏差的因素主要有事件特征（Price et al．，2002；Harris et al．，2008；Hablemitoglu＆Yildirim，2008；Krizan＆Windschitl，2009）、个体特征（Chambers et al．，2003；Lench＆Ditto，2008）、比较对象的类型（Shepperd et al．，2002；Liviatan et al．，2008；Harris＆Hahn，2011）、文化因素（Rose et al．，2008；Gaertner et al．，2008）。其中个体特征就包括个体的人格因素，如自信等，且过度自信的个体在进行风险判断时更容易产生乐观偏差（Coelho，2009；Camerer＆Lovallo，1999；陈瑞君，2012）。由此可见，管理者过度自信是个体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导致管理者乐观偏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可见，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管理者乐观主义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对立关系，管理者过度自信主要指个体对自身能力和知识的过度信任，高估判断的精度与正确性，这是一种个体特质，不容易改变，而管理者乐观主义是指个体在估测未来时的无条件正向偏误，它不仅是管理者的个体特质，也是时变的（Nofsinger，2005；Hackbarth，2009）；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统一关系。从归因上看，管理者乐观主义与过度自信都源于类似的解释风格。随着过度自信内涵的不断扩展，这两个概念之间才有了明显的交叉。因此，本书认为，当个体高估判断的精度与正确性时，我们应该更多地认为个体存在过度自信；而当个体认为自己优于平均时，我们应该更多地认为个体存在乐观主义。

1．银行风险承担的定义

作为当前学术界的新热点，现有相关文献尚未对银行风险承担给出一个统一规范的定义。一些文献将银行风险承担定义为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的行为，包含从事风险业务的动机、决策和执行。如李燕平（2008）指出，银行风险承担是对银行风险业务经营的总称，包括承担风险的意愿和结果两个方面，前者是指银行主观上希望或愿意接受风险的动机，称为风险承担激励，后者是银行最终实施的风险决策，称为风险承担行为。一些文献则认为，银行风险承担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反映的是银行承担风险的主观意愿。如刘懿（2010）指出，从表面上看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选择属于主观意识范畴，是银行经营参与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主体包括股东、债权人、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银行风险选择行为有着不同的偏好，这些偏好有些是相互兼容，而有些是相互对立，这些偏好的力量会作用于银行风险行为的选择，而这些力量相互均衡的结果就是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最终表现。还有一些文献从银行风险承担与银行风险两个概念的差异性角度对银行风险承担进行定义，例如，曹艳华和王庆金（2011）认为，银行风险承担是银行主动的冒险行为，银行风险承担与银行风险的区别在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会带来银行风险的增加，但反之并不成立；再如，栾天虹（2013）认为，银行风险承担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行为中所选择和承担的风险。

本书认为，要准确对银行风险承担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有必要了解这一概念的来源。根据Black＆Scholes（1973）模型，银行股权的价值是以银行资产为标的的，以其债务的本息作为执行价格的欧式看涨期权，由于期权价值与标的资产价值的波动性正相关，因此银行风险与银行股权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银行是以风险为经营对象的，而代理问题的存在（Jensen＆Meckling，1976），使得银行股东与作为银行实际管理执行者的银行管理者，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存在着矛盾与冲突。Merton（1977）从信息不对称和银行股东有限责任角度对银行风险承担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银行股东与银行债权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股东拥有比债权人更多的信息，由于股东责任有限，银行股东有通过加大银行资产的波动性来提高自身或有要求权的内在冲动，即银行有将资产配置到风险更大的组合中去的偏好，并据此提出了银行风险承担（Bank Risk - Taking）问题。此后大量文献从多个角度对银行风险承担问题进行了探讨，基本都认为银行风险承担问题探讨的是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及相应决策。如Bhattaeharya＆Thakor（1993）的研究就指出，因为银行是高杠杆的企业，并且大多数的存款负债都存在保险，因此，当存款人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减少对银行监督时，管理层有激励增加风险；此外，银行的特许权价值越大，银行越趋于避免从事高风险活动，因为当银行破产时，银行所有者无法转让其拥有的特许权，因此，银行特许权价值越高，银行越趋向于采取低风险的经营策略，即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通过全面回顾Merton（1977）、Marcus（1984）、Herring＆Vankudre（1987）、Keeley（1990）、Hellmann et al．（2000）、Joseph et al．（2001）、Gonzalez（2005）对银行风险承担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银行风险承担命题所讨论的其实是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及其相应风险决策。由此可见，刘懿（2010）、曹艳华（2011）、栾天虹（2013）的相关定义都有其可取之处。综上所述，本书认为，银行风险承担是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及在此意愿基础上所进行的风险决策的统一。如果银行只有承担某种风险水平的意愿而没有相应的风险决策，就不能算作银行风险承担，银行风险承担必须是银行风险承担意愿与相应风险决策的统一。银行风险承担所决定的风险决策，最终通过让银行资产体现为一个具备一定风险特征的资产组合。实际上，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难以进行考查，我们只能通过银行相应的风险决策分析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因此，银行风险承担实际上就是指银行风险决策所表现出的银行所愿意承担风险的程度。

2．银行风险承担与银行风险的区别

Knight（1921）在其著作《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通过比对不确定性与风险，对风险的概念做了经典定义，并认为平均数是期望值，而风险就是方差。Jorion（2007）认为，所谓风险，是指当资产、股票价格和盈利情况出现非预期结果时的不确定性。从银行风险承担角度来看，银行风险可以分为银行出于盈利的目的愿意承担的风险及银行意料之外所承担的风险两种。比如，银行为加大贷款规模，降低银行贷款标准，由此导致的风险就是银行愿意承担的风险；再如，1971年固定汇率体系崩溃引发的汇率波动、1973年石油问题引发的CPI与利率波动、1987年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引发的波动、1994年美联储调控对债券市场的冲击、1987年日本股市崩溃引发的波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问题、1998年俄国债务违约危机、2001年“9·11”恐怖袭击等，这些突发事件所导致的银行风险就是银行意料之外所承担的风险。而银行风险承担所分析的是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与相应决策。由此可见，银行风险承担与银行风险这两个概念是对立统一的。首先，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银行风险承担命题所研究的是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及相关决策，该命题关注的重点是风险损失出现前银行的风险态度；而银行风险所研究的是不确定性对银行的影响，该命题关注的重点是银行资产可能或已经遭受的损失，或者说不确定性对银行资产安全的影响。从反映指标角度来看，能反映银行风险承担的指标应该是与银行的风险决策直接挂钩，而反映银行风险的指标应该是与银行资产所面临的波动性直接挂钩。其次，当然，这两个概念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对银行风险水平的高低有着重要影响，但是银行风险水平的高低却不一定能反映银行风险承担的水平。

3．银行风险承担的分类

由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相关文献对沿着哪条脉络研究银行风险承担至今并未形成统一认识。长期以来，由于贷款业务对商业银行的特殊意义以及人们对银行风险的微观认识不足，大量文献都是通过考察贷款风险来分析银行风险承担的。相关经典文献，如Fisher（1933）、Minsky（1954）、Diamond（1983），建立了从贷款风险角度通过“过度信贷”考察银行风险的分析模式，这一分析模式至今被很多学者采用，如Viral＆Hassan（2012）等。根据此思路，大量文献在实证分析中运用与贷款风险相关的指标，如“资产中不良贷款比”或“贷款中贷款损失准备比”等，来考察银行风险承担（Laeven＆Majoni，2003；Jack et al．，2011；张雪兰等，2012等）。

随着银行风险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银行风险的微观认识也不断完善。《巴塞尔协议》将银行风险细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这使得我们有必要从更全面的角度考察银行风险承担问题。实际上，随着银行业务发展的多元化，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贷款业务在银行业务中所占的比重正日益下滑。

由表0—1可见，相对于2006年，2011年我国商业银行盈利中非利息收入的比重已经显著提高，对于上市银行而言，这一比重的均值更高达46.12％。由此可见，继续用贷款风险相关指标来考察银行风险承担很有可能导致片面的结果。

表0—1　我国银行NNI指数统计　％

注：NNI＝Non - Interest Income／Gross Revenues，带*一行为我国上市银行2011年NNI数据统计。
数据来源：BANKSCOPE数据库。

实际上，从资产配置角度考察银行风险问题的观点已经得到大量文献的广泛支持，银行总风险、系统性风险、公司风险等与资产配置相关的指标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Ronald＆Donald，2000；Pathan，2009）。而在银行风险承担研究领域，“风险加权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这一指标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大量文献指出，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反映了所有易受市场条件或信用质量变化影响的资产，该方法的合理性在于组合风险是由资产在不同风险金融工具中的配置比例所决定，该指标可以清晰地反映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Shrieves＆Dahl，1992；Jacques＆Nigro，1997；Aggarwal＆Jacque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