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果月十八日政变的背景在乌迪内和利尔举行的谈判都毫无结果,因为图古特和皮特对巴黎的动向一清二楚。这位士兵公民在果月十八日政变过后几天就不幸去世,忠于共和主义的国民至今仍亲切地怀念着他,认为他是忠勇兼备的青年的象征。此外,在督政府统治期间,由于逃兵甚多,留下的士兵几乎可以说都是志愿兵。但是,他们毕竟不是雇佣军,士兵和将军只是应资产阶级的召唤,才在果月十八日和雾月十八日发动了政变。......
2023-12-02
十三、热月九日事变(1794年7月27日)
法国绝大多数国民反对革命。除了那些从1789年起就对抗第三等级的人,或那些因利害关系、个人好恶、留恋国王和忠于教会而逐渐转到反革命一边的人以外,即使那些原则上忠于革命的人也因渴望恢复兴业自由和谋利自由而对国内混乱感到厌倦和希望和平。人数达百万之众的雅各宾分子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手工业者和店铺主想方设法要躲开最高限价;至于无套裤汉,他们对救国委员会的统治感到失望和不满,责备救国委员会竟然逮捕他们的领袖;工场里怨言颇多,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在国民公会方面,由资产者选出的议员们希望停止经济统制,恢复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他们不能容忍山岳党人利用群众压力架空议会或迫使议会就范:牧月法律发布后,谣传将进行新的清洗,议员们胆战心惊,朝不保夕。山岳党如今已同无套裤汉闹翻,国民公会觉得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当革命处境危急时,各个派别需要以国防大局为重,不得不对自己的野心有所克制。现在,军事胜利解除了各派的顾虑,派别斗争便变得肆无忌惮。在那些长期明哲保身、躲避危险的人中间,有谁不认为自己理应进入救国委员会和摘取革命果实呢?
那些对革命政府切齿痛恨的人首先把矛头指向了罗伯斯庇尔。这也十分自然,因为正是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勇敢地和富有远见地为各委员会的政策进行辩护。推崇最高主宰和发布牧月法律便是最后的证明。由于牧月法律是维护现有领导人当政的一个手段,种种罪名便栽在罗伯斯庇尔的头上,似乎罗伯斯庇尔真的想搞个人独裁。其实,罗伯斯庇尔在救国委员会并不享有任何特权;他是进入救国委员会的最后一名委员,既未推荐其他人担任委员,又不主持该委员会的会议,他必须先取得其他委员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当然,他的声望无疑在上升;他有雄辩的口才;坚持原则,决不调和,从而赢得“铁面无私”的美名;对卖国贼处置严厉,决不手软;性格多疑,以致把反对派与卖国贼相混同。这一切使他甚至在雅各宾俱乐部也受到“独断专行”的指责。
由于不再有独立的报刊和选举,所有的决策都由国民公会作出,而国民公会则按月延长各委员会的权力。但是,在没有政党组织的情况下,国民公会的每名议员都感到孤立和为自己担心。谁敢以专横的罪名去赶走和取缔各委员会呢?在派往外地执行使命后回来的国民公会代表中,不少人对各委员会怀有怨恨;那些被召回的主持恐怖镇压的人更认为自身也面临威胁,他们到处活动,拼命拉拢其他议员,其中最突出的有塔里安和富歇。塔里安因其情妇卡瓦鲁斯不久前被捕需要他营救,人们往往认为他是热月九日事变的策动者;而事变的真正策动者还是富歇,他的活动更要聪明得多。当然,单靠他们二人,事变也不会成功。平原派并不喜欢主持恐怖镇压的那批议员,因为其中不少人品德低下,不值得受他人的尊敬。随后的事实将证明这一点。他们的行动之所以成功,这是因为各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充当了他们的同谋:分裂使各委员会把自己葬送,而使国民公会重新获得了主宰一切的大权。
公安委员会对救国委员会心怀嫉妒,在牧月法律发布后,双方的冲突更加尖锐。中央集权的倾向对独掌财政委员会和国库大权的康蓬也是个威胁。仇恨又一次集中到罗伯斯庇尔身上。毫无疑问,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确实想到,组织一个清一色的中央政权将能促进革命政府的团结,并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公安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仍有埃贝尔主义的倾向;反对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和推行对最高主宰的信仰使他们感到愤慨。他们对罗伯斯庇尔的个人作风也感到不满,而这种个人作风又偏偏使罗伯斯庇尔在革命小资产阶级中深得人心,因为小资产阶级把罗伯斯庇尔看作是他们的化身。虽有才能而无财产的罗伯斯庇尔住在圣奥诺兰街一位名叫杜普莱的木匠家里,过着俭朴的生活。民主派的这位创始人同下层百姓亲切相处,但注重外表修饰,讨厌无套裤汉那种衣着不整,大吵大嚷和标新立异的作风。
假如救国委员会本身尚能保持团结,它或许会占有优势:平原派不会追随公安委员会或搞恐怖镇压的那一伙人。可是,救国委员会也发生了分裂,多数委员也反对罗伯斯庇尔,忠于他的只剩下库通和圣茹斯特二人。比约反对罗伯斯庇尔是因为后者迟迟不肯抛弃丹东;科洛·德布瓦曾与富歇在里昂同舟共济,他反对罗伯斯庇尔并不令人奇怪。比约和科洛二人同公安委员会进行了串联。至于救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马恩的普里厄、让蓬·圣安德烈正在外地巡视,与事无关。惯于见风使舵的巴雷尔拖到最后才表明态度。余下的兰代、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三人,同巴雷尔一样,都属于为拯救革命而投靠山岳派的那部分平原派,他们仍抱住资产阶级的保守思想不放,始终认为经济统制只是临时的应急措施,共和二年民主政治的社会政策至少应予修改,他们对风月法令肯定非常反感。兰代对热月九日事变始终冷眼旁观,科多尔的普里厄仅起帮手的作用,真正发难的人是卡诺。发难的原因除了社会观点的分歧外,无疑还有在极端个人主义刺激下产生的个人恩怨。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虽然能干正直,却未免太独断专行。卡诺对他们寸步不让地批评他提出的各项计划尤其感到恼火。他们被工作搞得疲惫不堪,在危险面前又精神高度紧张,往往难以控制自己。罗伯斯庇尔随着身体的衰弱,便好发脾气,轻易不肯饶人。他在私下表现得和蔼可亲,但在公开场合却显得冷淡隔膜,从不微露笑容。争吵便接连不断地发生。
当时有个名叫卡特琳娜·苔奥的老年妇女,自称是“上帝之母”,广收门徒。瓦蒂埃于牧月末借题发挥,耻笑最高主宰及其教主。罗伯斯庇尔反对立案开审,经过大吵一场后,取得了胜利;此后不久,他便不再出席救国委员会的会议。在整个穑月,他始终一言不发,长时间的沉默只能便于敌人进行宣传和加强配合。到了热月初,反对派曾试图填平相互间的沟壑;圣茹斯特和库通也有这种意向,但罗伯斯庇尔却认为反对派没有诚意,要求国民公会作出最后裁决。热月八日(7月26日),罗伯斯庇尔要求实现“政府的团结”,同时又揭露有人反对他。议会投票同意将他的演说印发各市镇当局。当议会要他说出对方的姓名时,罗伯斯庇尔却予以拒绝;这一软弱表现导致了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因为人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罗伯斯庇尔想取得任意处置权。平原派开始不听号令了,业已通过的决定被推迟执行。可是,当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进行反扑时,平原派是否会像以往那样屈膝投降呢?为了避免自己受害,反对派决心先下手为强。他们估计公社或许会号召巴黎各区拿起武器,巧妙地制订了应变的策略,因而让同谋的议员扮演主角。当国民公会于热月九日(7月27日)正午开会时,他们阻止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二人发言。在乱哄哄的一片嘈杂声中,各委员会一致决定撤销昂里奥国民卫队司令的职务,下令逮捕革命法庭庭长迪马。接着,一名隐秘的丹东分子提议对罗伯斯庇尔兄弟二人、圣茹斯特和库通起诉论罪,这个提议获得了各委员会的赞同,勒巴斯挺身而出,自愿同以上四人一起受审。到下午三时,事变的全过程已告结束。(www.chuimin.cn)
公社宣布随时准备起义。昂里奥到处活动,企图解救他的朋友,却愚蠢地反而被人抓获。国民卫队仅有两名区队指挥响应了他发出的号召。因此,国民公会的权威仍占了上风,而罗伯斯庇尔分子这时才意识到镇压埃贝尔分子和分散革命力量造成了多大的危害。然而,在七时左右,约有三千群众带着三十多门大炮来到格雷夫广场集合。这支人多势众的武装力量群龙无首。在科菲纳尔的率领下,人们前往国民公会援救昂里奥,但因犯人已被关进监狱,便中途折回,没有去解散国民公会。深感后怕的国民公会于是宣布,对在押犯人和起义分子将依法严惩不贷。巴黎各区和各雅各宾俱乐部惊惶失措,议而不决。群众虽然救出了被捕的议员,而且后者也于晚九时至凌晨一时陆续来封了市政厅,但他们当中无人站出来领导起义。他们并不否认起义的必要性,大概他们认为起义也不是出路。他们历来声称自己以国民代表的名义执掌政权,而面临的矛盾使他们无所作为,听天由命。在放任自流的情况下,无套裤汉陆续离去,到凌晨一时,广场已空无一人。国民公会的武装力量恰在那时赶到。富裕居民区的国民卫队提供了一支分队,由旧军官巴拉斯指挥,后者作为热月党人的救星从此官运亨通。据米希勒说,格拉维利埃区由于不忘雅克·鲁的旧情,同时也派来了一队人。勒巴斯在绝望中自杀;罗伯斯庇尔对自己开了一枪,仅伤及下颚。国民公会的部队未用一枪一弹就进入了市政厅,把留在那里的人统统逮捕。接着,在整个巴黎开始对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的支持者进行大搜捕。
热月十日晚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迪马同其他十八人一起在革命广场的断头台引颈受刑。第二天,又有七十一人被杀,这是革命期间处决的最大一批犯人。第三天,又有十二人被执行死刑。三名逃犯在事后被抓获处决,从而结束了这场屠杀。
在整个法国,曾主持过恐怖镇压的人都被吓了一跳:罗伯斯庇尔居然步埃贝尔和丹东之后尘成了共和国的叛逆!他们大部分都对此难以置信。但绝大多数国民都认为这是对革命政府的致命打击,因而感到满意:他们确实没有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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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皮洛士系伊皮罗斯的国王。公元前278年曾战胜罗马人,但损失惨重,耗尽全部力量。“皮洛士式的胜利”意为得不偿失的胜利。——译者
(2) 杜歇老爹为埃贝尔的别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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