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史（下）：恐怖统治及其受害人数

十一、恐怖统治

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指出，革命者的心理状态是面对“贵族阴谋”而出现的惩罚决心和自卫反应的结合：根据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个人性格，两种因素既不可分割，又交替起着主导作用，从而产生出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镇压行动早在1789年7月已经出现，巴黎各区的常设委员会开始满足于进行秘密监视和调查；但在少数情况下，也有过愤怒的群众随便杀人的事。当局即使动员治安部队，也往往不足以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必须认真破获阴谋，迅速而严厉地惩办阴谋分子，以平民愤。历届议会均设置了调查委员会或公安委员会，并把“危害民族”的罪犯解送专门法庭审判：最初的沙特累审判庭、后来的高等法院和最后的1792年8月17日法庭。在这第一阶段，镇压尚未走上正轨。由于资产阶级对威胁个人安全的临时处置感到厌恶，往往危险刚过去，镇压便停顿下来，惩罚也就敷衍了事；但一旦发生地方事件，平民又故态复萌，随意处决犯人。这类不经审判就地处决的事件随着战争和外国入侵而日益增多，并以巴黎的九月大屠杀而达到顶点。吉伦特派不但不加强政府的镇压行动，反而取消了高等法院和8月17日的革命法庭，把政治犯的审判纳入一般法庭的职权范围之内。

1793年的危机再次提出了实行恐怖统治的问题，平民的惩罚决心和自卫反应的结合使革命政府得以产生，并使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和拥护者头脑发热。九月大屠杀差一点把他们自己搞垮；他们决不容许屠杀事件的重演，于是便着手组织恐怖统治。镇压的第二阶段从此开始。最初，于3月21日建立的监视委员会掌握着逮捕嫌疑犯的权力，在9月17日法律通过后，这些组织在公安委员会的怂恿下为所欲为。控告的理由一经提出，由国民公会任命的革命法庭（3月10日成立，9月5日改组）立即就开庭审判。各州刑事法庭也以同样的革命手段对某些罪行进行审判。最后，在内战横行的地区，军事特派员更直接主持审判。总之，审判程序被简化了，陪审团已不再存在，法官代行陪审团的职责，判决后不得上诉。此外，国民公会还规定，对于在逃犯人、叛乱分子、流亡者和被流放的神甫，凡在共和国的国土上抓获，一经验明正身，即可处以极刑。

实际上，政府部分地失去了对镇压的控制。由于时间紧迫，镇压大权被下放给地方当局：地方委员会的成员熟悉当地情况，只有他们才能更好地执行权力。离心倾向在原则上受到国民公会特派代表的遏制。在几个月内，权力主要集中在地区一级。革命委员会在许多市镇或者徒具空名，或者根本不存在。在乡村中，特派代表很难找到可靠和能干的行政机关，往往让县区两级的革命委员会，或者让当地革命者自发成立的救国委员会充当政治警察机构。大权在握的特派代表随心所欲地主持恐怖统治：他们同地方的恐怖分子有时合作，有时对抗。这种变化无常的状况造成了镇压的扩大化，镇压的严厉程度也极不平衡。

当时的所谓嫌疑犯并非指那些可能犯有某种罪行，但对犯罪时的特定环境尚需经过查究对证加以澄清的人，而是指那些由于其思想观点，甚至由于其模糊不清的冷淡态度被认为可能犯罪的人。在普通司法程序下，由于调查十分细致和处理需要时间，很少有武断的危险和搞错的可能，这些危险和可能如今都大大增加了。尤其，如果动辄对嫌疑犯提起公诉，武断的危险就变得更大和更加严重。当询问犯人的历史时，人们把犯人原本无可指责的言行——如赞同八千人和二万人的请愿书——和在法律上符合宪法的言行——如反对8月10日事件或6月2日事件——统统当作嫌疑记录下来，尽管这些所谓的“福扬派”和“联邦主义者”事后再没有任何反对革命的事可被指责，许多人却因此坐牢，甚至被送上断头台。

此外，“贵族阴谋”不再是恐怖统治的唯一对象。在经济危机及其社会后果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藏匿钱财、资金外流、逃避限价以及拒收指券如今都可被指控为“人民公敌”。恐怖统治已成为经济统制的支柱，无套裤汉指望依靠恐怖保障自己的生存。虽然经济犯罪分子并不全都解交特别刑事法庭审判，但他们往往作为嫌疑犯被拘押；如果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外界环境恰好使人认定他们怀有反革命企图，他们就有被砍头的危险。同其他因素相比，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对普及恐怖统治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过去的修士、宣誓忠于宪法的神甫、虔诚的教徒统统被当作危险分子或罪犯对待。恐怖镇压无疑是有效的，许多敌人或者被消灭，或者不敢和不能乱说乱动；但它毕竟打击面过宽，使许多虽然因不同的理由反对革命政府，但准备采取逆来顺受态度或至少不想搞阴谋活动或武装暴动的人备受惊吓和感到愤慨。

但是，由于恐怖统治的执行者拥有较大的机动余地，恐怖的严酷程度往往取决于执行者的个性和外界的形势。从一开始，群众的惩罚行动中便夹杂着公报私仇的成分；某些人的专擅弄权有时使惩罚无端加重，或者使早已平定的事端出现反复。另方面，容忍、友谊和宽宏也往往使镇压措施趋向缓和，国民公会的许多特派代表满足于杀鸡吓猴或只关不杀。各级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在镇压问题上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在圣波尔县，一名特派员仅在弗雷旺一个区就逮捕了一百四十一人，而其他区的特派员一般只逮捕二至三人，甚至一人。相比之下，外界形势所起的影响要大得多；某些特派代表不完全出于个人的性格，而更多地根据敌人的危险程度，独自决定建立革命法庭或人民法庭，并把巴黎的革命法庭撇在一边，加速处决嫌疑犯。人们注意到，几次搜捕嫌疑犯同局势都有一定的关系：1793年8月的搜捕行动发生在国难当头和大举征兵的时期；秋季大逮捕发生在恐怖统治刚被提上日程的时候；风月大逮捕发生在战事刚开始的时候。格里尔关于死刑判决的统计更突出地表明了环境所起的作用：在所有的死刑判决中，两个内战地区占百分之七十一，其中东南地区占百分之十九，西部地区占百分之五十二，而巴黎则仅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从判刑理由去分析，人们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在处死的犯人总数中，百分之七十二属于叛乱罪。相反，有六个州没有死刑判决，三十一个州处死的犯人不到十人，十四个州低于二十五人。

当然，数字本身的比例更能说明镇压对舆论的影响。格里尔的统计可惜只涉及死刑判决：总数约在一万七千人左右。死于恐怖统治的人数实际要高得多。即使两军交战中死去的叛乱分子不计在内，这里至少应加上未经审判而被处死的人：有的是仅凭一纸命令而被直接处死的，例如在南特和在土伦就有这种情况；有的是在战场上、在追捕过程中或在搜查中不肯放下武器而被打死的。此外，监狱的恶劣生活条件使犯人的死亡率很高。这类死亡不可能作出确切的统计，格里尔认为总数约在三万五千至四万人之间。我们还知道，流亡者、被流放的神甫和已决犯的财产已经被没收，流亡者亲戚的财产已经被封存，甚至应由流亡者继承的遗产也被提前扣除。关于嫌疑犯的人数，圣波尔一个县共关押一千四百六十人，估计全国约有三十万，这个数字是可信的。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他们经历的恐怖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

但是，格里尔的统计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证实了恐怖统治的性质。正是在反革命分子拿起武器和公开进行叛乱的地区，恐怖以最疯狂的形式盛行。尽管少数人的轻率处事造成了镇压的扩大化，但直到革命胜利前，恐怖统治始终保留了它原有的性质，这是对“贵族阴谋”的惩罚行动和自卫反应相结合的产物。有人也许会反驳说，在被处死的名单中，百分之八十五属于第三等级，即是资产者、手工业者和农民，而教士仅占百分之六点五，贵族占百分之八点五。但我们应该理解，在这样一场斗争中，背叛者比原来的敌人更难得到宽恕。(www.chuimin.cn)

以上种种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恐怖统治的外在表现。如果我们注意到，同革命政府相结合的恐怖统治在赋予革命政府以“强制权”的同时恢复了国家的权威，并能强迫国民为救国作出必要的牺牲，那么恐怖统治便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虽然大多数法国人要求革命，反对外国干涉，他们的公民意识毕竟尚不能克制利己主义和处处服从纪律。恐怖统治采用了强迫手段，从而大大推动他们养成一致对外的习惯和发扬团结对敌的精神。山岳派无疑赞同无套裤汉的惩罚决心，但从这个观点看，恐怖统治毕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强迫全民族服从这个政府，无套裤汉自己也不能例外。这也许就是恐怖统治的实质。

随着救国委员会专政的确立，恐怖统治表现了第三方面的性质。一些山岳派指责它过于严酷，一些无套裤汉则抱怨它不够有力。恐怖统治的矛头开始转向其创立者。风月和芽月的事变标志着它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恐怖统治的目的转而变成维护盘踞在救国委员会中的作为革命专政化身的少数人的政权。

然而，即使在第三阶段，恐怖统治的原有性质依旧存在。中央集权更进了一步。公安委员会要求对逮捕人犯提出罪状；救国委员会派人作了一些实地调查：茹连·德·巴利被派往南特和波尔多；德马约被派往奥尔良耐；卡里埃、巴拉斯和弗雷隆、富歇、塔里安等最著名的恐怖主义者陆续回到了巴黎。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决定取消州革命法庭，到了花月十九日（5月8日），这项法令在几乎所有的外省已被执行。不久，局势再次要求采取非常措施。在诺尔州，战事进展不利：朗德兰西于花月十日投降，康布雷已处在敌军威胁之下。匆匆赶到当地主持军务的圣茹斯特和勒巴斯召请勒蓬从阿拉斯革命法庭中抽调部分人员来到该城，康布雷的革命法庭直到穑月二十二日（7月10日）方告结束。在普罗旺斯，梅尼埃指出不可能把几千名犯人解送巴黎，救国委员会于花月二十一日（5月10日）建立了奥伦吉人民法庭，该法庭至雾月九日仍在行使职权。另方面，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互相争夺对镇压的领导权。为了集中权力，救国委员会必须把镇压大权从公安委员会那里夺走，因而于花月末建立了警察总局。公安委员会不肯让步。革命政府内部从此出现了裂痕。这将加速革命政府的崩溃。

恐怖只是一种统治手段，救国委员会在胜利条件下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所有的独裁制度都采用恐怖方法。其他的制度在战时或遇暴乱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但是，政治家们必定注意以往的先例，既要保证大多数人的服从，又不使他们陷于绝望。一些迹象表明，救国委员会中某些人已觉察到其中的危险。罗伯斯庇尔曾因一些议员反对6月2日事件而把他们逮捕审判。由于兰代的反对，避免了对“联邦主义者”的全面迫害。抵制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和召回主要的恐怖主义分子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雪月五日（1793年12月25日），救国委员会曾商定要“完善”革命法庭。这是否意味着将明确限制必须镇压的罪行，扩大对辩护的保障和复查已捕的人犯呢？事情完全不是如此。环境再次作为重要的砝码左右着人们的立场。直到6月底，战争仍胜败未决，要求人们勉力作最后的拼搏，松劲的时刻尚未到来。因此，国民公会于芽月二十七日通过法令，将贵族和外国人驱逐出巴黎和各个设防城市。救国委员会在迫害宽容派和极端派的同时，并不打算对反革命分子手下留情。它同无套裤汉一样狂热地主张惩罚，不愿被人抓住把柄而受到背叛的指控。巴黎在花月期间出现了几次轰动一时的审判案。一些议员因1789年时立场不稳而被交付审判，对包括拉瓦锡在内的原包税人的审判，对伊丽莎白夫人的审判，这些审判无不表明，恐怖统治在保持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已不再是单纯的统治手段。贵族阴谋这个概念已广泛地应用于被控反对政府的所有人。不顾真正的司法程序把不同案件和互不相识的被告“混杂”在同一案件中判决的现象日益增多，这些被告除“阴谋反对法国人民”这个罪名以外，在言行方面竟毫无共同之处。随着暗杀开始威胁着革命领袖的个人安全，恐怖主义的精神状态被进一步激化。恐怖镇压在程序上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只是变得更加简单而已。

牧月一日（5月20日），一个名叫亚德米拉的人用手枪行刺科洛·德布瓦，但未击中。四日晚间，赛西尔·雷诺一再要求见罗伯斯庇尔，遭到了逮捕；她拒绝透露求见的意图，但声称对反法同盟的胜利坚信不疑。就在当天，巴雷尔揭发亚德米拉是皮特收买的旨在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分子。七日（5月26日），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决定对英国和汉诺威士兵格杀勿论，这项史无前例的法令虽然不可能被军队所执行，但它反映国民公会的反英情绪达到了何等强烈的程度，勒佩蒂埃和马拉的被刺显然也是促使国民公会议员感情冲动的原因之一。这种感情冲动还表现在救国委员会于六日向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圣茹斯特发出的召唤中：“自由正面临着新的危险；救国委员会需要集中全体成员的智慧和力量。”他们把暗杀事件归结为无法抓到的巴兹男爵主持的阴谋，尽管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在革命者看来，这种暗杀显然是企图在决战前夕瓦解法国的防务。圣茹斯特于十日到达巴黎。他同一些人进行了秘密会晤，其内容我们一无所知。定于二十日举行的天主节庆典的筹备工作使会晤的成果未能立刻表现出来。圣茹斯特于牧月二十二日（6月10日）终于露面。库通提出了著名的大恐怖法案，法案的原稿出自圣茹斯特之手。主持会议的罗伯斯庇尔上台作了演说，争取国民公会通过法案。后来，救国委员会一些成员在反对派的威胁下，推托法案事先没有征询救国委员会的意见，声称它是由已被处死的几名成员一手炮制的，这种托词并不能使热月党人信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法案的确没有征求公安委员会的意见，公安委员会并因此怀恨在心。

根据牧月二十二日法律的规定，开庭前的预审一概取消，法庭可自行决定是否听取证人的证词，被告不得请律师帮助辩护，从而使辩护的法律保障彻底破产。此外，法庭除宣布释放和判处死刑外，别无选择余地。既然恐怖统治被认为是政府为保卫革命而使用的工具，它就不需要采取以上措施去加强它。库通曾经说过：“问题不在于采用杀鸡吓猴的办法，而是要把暴君周围的保护人斩尽杀绝。”这种无视政治家风度、彻底陷入镇压狂热的言论是在个人面临被刺威胁时发出的胡言乱语。此外，在国民公会中，牧月二十二日法律使议员们的担忧心情达到了顶点：反对救国委员会的议员指出，这条法律的实质是准许救国委员会不需通知议会就对议员提起公诉。第二天，罗伯斯庇尔好不容易才排除了这种指控，但怀疑仍然存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救国委员会加强恐怖统治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这种性质在处死埃贝尔和丹东后已隐约可见，如今则暴露无遗了。

牧月二十二日法律造成了“大恐怖”。从二十九日起，被控图谋暗杀和参与巴兹阴谋的五十三名犯人被依法处死。然而，人们对监狱的关注进一步扩大了恐怖的影响。就其本身而言，事情并不新鲜：犯人发生暴乱，自然是贵族阴谋的结果，这在1789年7月和1792年9月早已被公认。嫌疑犯的数量众多——巴黎约有八千多人——只是加强了这种恐惧心理。关押制度的松弛足以表明，这种恐惧并非没有根据，牧月的一份报告承认，犯人随时都可进行暴乱。于是，有人便检举埃贝尔分子和吕西尔·德穆兰有搞暴乱的动向。比赛特尔监狱在6月破获了一起越狱阴谋，三批犯人为此被解送革命法庭。既然人们把牧月的暗杀事件归结为反革命阴谋，整顿监狱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库通关于斩尽杀绝的这类话也表明，人们欢迎对奸细进行检举。经救国委员会批准同意，在民事和司法事务委员会主席埃尔曼的主持下，自穑月十九日（7月7日）至雾月八日（7月26日），共有七批犯人从卢森堡、卡尔姆和圣拉扎尔等监狱被提出处决，其中包括安德烈·谢尼埃。大恐怖期间处死的犯人总计达一千三百七十六人，而从1793年3月至牧月二十二日，巴黎处决的犯人不过一千二百五十一人。

成批处决令人触目惊心，镇压手段也增添了恐怖气氛：双轮推车带着犯人在圣安东尼区示众，缓慢地行进到“推倒王位”的栅栏口上，这里新近设置了断头台。刽子手当众行刑，开动断头机，割下犯人的首级，污血四溅，令人不寒而栗。可是，恰巧在这个时候，革命在战场上已稳操胜券，对贵族阴谋的恐惧正在消失，群众的惩罚决心在逐渐缓和，平民的狂热开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