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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史(下):法国社会政策的失败

【摘要】:6月3日法律虽然同意穷人可购买二十至五十公亩土地,地价分多年付清,但到了9月13日,国民公会又从财政考虑出发,收回了这个让步,改作发给他们一张分二十年偿还的票面为五百里佛的无息借据,权充购买国有产业之用。总而言之,无论罗伯斯庇尔分子或忿激派和埃贝尔分子都没有一项足以使农民群众动心的土地政策。

十、社会政策

从社会的角度看,无套裤汉曾寄于限价很大希望,这是他们争取生存权的一种法律形式。限价在历史上已有过先例,在无套裤汉看来,救国委员会的经济统制是他们用传统法规对资本主义得寸进尺的侵犯所取得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同时也给后代留下了一个榜样,即把经济统制当作支持民族战争的必要措施。既然限价政策必将失败,为了使无套裤汉不致失望,救国委员会必须设计出一种面对未来的新方案去争取他们。

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山岳派分子并不喜欢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无非是乌托邦式的道德说教。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中学教科书上讲到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曾昙花一现的“土地法”,其内容不过是平分土地而已。根据1793年3月18日法令,凡鼓吹土地法者将处以极刑。罗伯斯庇尔始终反对实行土地法,他承认世袭的私有财产制有缺点,但又说,这是不可弥补的缺点。经济统制带来的困难足以表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生产集中比资本主义尚未实现的机械化生产在程度上还更进一步。同样,由于无产阶级的分散,建立阶级政党的条件也尚未具备。无套裤汉和雅各宾分子只是组成了一个“人民阵线”,通常殷实富有的批发商、手工业主、法律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其中无疑占有优势。何况,无地农民的唯一希望只是取得土地,而各行业的雇佣劳动者所期待的民主也无非是取消行会,因为只是在行会取消后,他们才有自己开业的前景。

但是,所有这些人和山岳派分子都对坐享其成的“豪富”和“大户”怀有敌意。圣茹斯特的《共和体制》一书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向,罗伯斯庇尔同样也认为,随着社会不平等的日趋严重,大多数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也就不再存在。因此,共和国一方面要限制财产和扩大小产业主的行列,另方面则要向所有人提供通过教育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手段,并通过国家的适当救济为不幸者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民主制是要保存农民、手工业者等独立小生产者,但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同为资本主义集中开辟道路的、以竞争为特征的经济自由相矛盾。

国民公会仍在冠冕堂皇地投票通过种种法律。根据雾月五日(1793年10月26日)和雪月十七日(1794年1月6日)的法律规定,遗产将在直系子嗣——私生子包括在内——间绝对平分,遗嘱赠与仅对族外亲朋有效。此外,1793年6月3日通过的关于将流亡者产业分成小块出售的法令,自霜月二日(1793年11月21日)起被推广应用于所有国有产业,已被收归国有的慈善机构和教育事业的财产以及已被处决的犯人和被流放的神甫的财产均按同样办法处理。把地块分小诚然使相当数量的农民从此能拥有土地或使更多的农民能扩大其农庄,但地块的出售仍采用拍卖方式,因而绝大多数农民从中没有得到任何利益。1793年6月10日法令允许按人口平分市镇公地,使每个居民都能分得一份土地,但并非所有的市镇都有公地可分,有些公地不宜耕种,有些地区则认为平分公地会影响牲畜放牧而加以反对。6月3日法律虽然同意穷人可购买二十至五十公亩土地,地价分多年付清,但到了9月13日,国民公会又从财政考虑出发,收回了这个让步,改作发给他们一张分二十年偿还的票面为五百里佛的无息借据,权充购买国有产业之用。这些借据在拍卖行使用的希望极小,因而任何人都未作过这种尝试。一些思想开明的行政官员徒劳地指出,这种虚幻的宽宏只能在农村造成失望。

大多数国民公会议员看来并不感到担忧。他们注意到,大农庄主和制造商正寻找劳动力;他们觉得,在人口不断增长和资本主义日趋发展的社会里,让所有的无产者变成独立生产者将是个幻想。有些议员还强词夺理地指出,只有大农庄才能向城市出售足够的粮食。当然,资产阶级的眼睛正盯住大片的地产,许多县仍有意无意地不分小块出售,尽管救国委员会在夏季曾通令全国,要求地方当局遵守分块出售国有产业的法令。(www.chuimin.cn)

与此同时,贫苦农民不断要求无偿地或至少以他们力所能及的价格和以分期支付的形式取得部分国有产业。但是,有购买能力的农民,特别是雇有零工的农庄主,对支持贫农的要求丝毫不感兴趣。曾迫使国民公会下令彻底废除领主权的团结精神如今在农民中已分崩离析。更何况,把维护指券看作是首要任务的山岳派也对以上情形装聋作哑。

唯有罗伯斯庇尔分子也许已经觉察到,必须给予贫苦的无套裤汉某些满足。圣茹斯特于风月让国民公会通过法令,“赤贫者”将从没收的嫌疑犯的财产中得到“救济”。这类“危害共和国”的嫌疑犯大约有三十万人。国民公会当真考虑要剥夺那么多人的财产吗?看来未必如此,它作出这种许诺,只是针对埃贝尔分子的宣传。圣茹斯特在其演说中宣布,这些土地将无代价地出让,但法令却对此只字不提,巴雷尔于花月二十二日(5月11日)所作的关于国家济贫工作的报告却相反暗示,这些土地也将投标拍卖。总之,人们没有确定处置的方法,而且即使已作出的明确规定也不能使众多的农民满意。首先,许多嫌疑犯并不拥有地产,因此,国民公会的法令在许多村庄等于无的放矢;其次,分成制佃户和已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是否算在“赤贫者”之列?他们的恳切要求是把大农庄分给小农经营和改革租佃分成制。第一种要求同分块出售国有产业一样遭到了反对,第二种要求所提出的问题必须加紧解决,因为如同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一样,国民公会认为,废除收成分配前首先扣除什一税和支付领主权制度的收益自然归地主所有,而佃户却相反认为,今后的分成应以全部收成统一计算。热尔州已出现了骚乱;骚乱被镇压后,资产阶级保住了它从废除领主权和什一税中获得的全部利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伯斯庇尔分子一方面想到了赤贫农民,另方面却对赤贫农民的愿望置之不理。这大概同他们对自由经济的依恋有一定关系。他们也许像讨厌限价那样讨厌限制地产。但他们并不要求废止1793年4月24日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村庄不得集体购买国有产业,而私人间合伙购买则完全允许。他们对乡村的实际情形了解不多。至于为公共利益需要而征购和均分大地产,这类建议任何人都从未提出过。革命没收私有财产的起因始终是为了惩罚卖国贼和叛乱者。总而言之,无论罗伯斯庇尔分子或忿激派和埃贝尔分子都没有一项足以使农民群众动心的土地政策。在城市里,罗伯斯庇尔分子一方面听任放宽限价,另方面又不向无产者提供任何生活保障,无产者既不能组织工会,又没有罢工的权利。山岳派假如关心工人运动,他们当然会废止勒霞不列法。但他们至少仍试图履行制宪议会许下的诺言。花月二十二日(1794年5月11日)法律把救济事业交给国家经营,并发起“全国济贫募捐”。这项法律规定医生免费出诊,发放养老金和多子女家庭津贴,从而为今天实行的“社会保险”奠定了基本原则。霜月二十九日(1793年12月19日)法律下令开办世俗的、免费的和义务的小学。创设科研机构和高级文化机构的工作正在继续进行;但山岳派把改组中学教育的事推迟到以后去做。他们首先需要教育人民,振奋民众精神和加强国民团结: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法令规定,凡在居民不讲法语的地区,一律开设法语课。可惜的是,人力物力都很不足。组织救济和开展平民教育需要很多的时间和金钱。

山岳派不仅重视学校教育,“旬末礼拜”和公民节日都是学校教育的延续。罗伯斯庇尔打算以上帝主宰一切、灵魂不灭和为来世修善等思想为主体,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共和主义思想。花月十八日(5月7日)法令规定了公民节,并以法国人民的名义确认了罗伯斯庇尔的主张。这些主张同某些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和实证哲学显然是对立的,它们反映罗伯斯庇尔的个人信念,并由罗伯斯庇尔实用主义地加以论证,他那今世不幸求来世的思想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悲观。任何人都没有反驳罗伯斯庇尔,但国民公会的许多议员根本不信这套说教,甚至暗中怀疑罗伯斯庇尔企图同天主教徒握手言和。天主节庆典于牧月二十日(6月8日)在大卫主持下举行,当时任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庇尔以新宗教教皇身份出现,这个庆典在形式上同圣体瞻礼的游行几乎完全一致,人们因此得出结论,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即将结束。把新的偶像崇拜同天主教混为一谈无疑是荒谬的;假如不采用这种办法,精神至上的宣传便不足以争取乡村的无产者。归根到底,革命政府不但没有满足其创始人——城市无套裤汉——的愿望,反而在无套裤汉深感失望后,对他们进行了镇压;这个政府当然更谈不上去满足乡村无产者的愿望了。

经济形势在夏季更加恶化。即使在博斯、利马涅、佛兰德滨海州等土地肥沃的地区,也开始出现缺粮。当时,脱粒打场的唯一工具是连枷,加上劳力不足,新麦上市还可能拖很长一段时间。此外,由于收成不好,从长远来看希望也很暗淡。救国委员会为保证土地的耕种作出了很大努力,并让地方当局必要时动员市镇劳力提供帮助。国民公会为扩大耕地,下令填池干塘,拔除花卉,改播粮食。人们利用《种植者需知》积极进行宣传,试图改良耕作方法和扩大土豆消费。当局有时甚至制止农民放弃粮食种植而改种非限价作物或改营畜牧。对饥荒的恐惧给政府助了一臂之力。但情况仍不十分美妙。由于缺少车辆、农具和劳力,也由于战争的破坏,相当部分土地仍被荒废或耕作不善。再加上天气失常,人们可以预见共和三年将是一个荒年。通货膨胀虽然有所缓和,但仍在继续,指券再次贬值:在塞纳州,指券在雾月已降到面值的百分之三十四。

革命政府争取到一年时间,战胜了外敌;如今它又面临被经济危机拖垮的危险。由于和平的前景依旧遥远,为了保住革命制度,政府只得让恐怖统治继续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