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二年军队：士兵忠诚，非全由共和分子组成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库斯丁因有步二人后尘的嫌疑而被处决，军事首脑只能消极地服从文职政权机关。在共和二年，它对共和军的将领已相当信赖，不再把战斗的失败归罪于叛卖。共和二年的军队并不仅仅由热烈的共和分子所组成；但其中的共和分子确实相当多，他们与国内其他共和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往往把一心保卫祖国的共和二年士兵同集中精力打击贵族的无套裤汉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

八、共和二年的军队

然而，打赢战争的决心却是一致的。在军队中，山岳派分子无不甘愿作出一切牺牲。凡对革命多少怀有一点忠诚的人，都不能不心悦诚服地承认他们做得对。共和二年的军队是革命团结的象征。

在救国委员会中，两名工兵军官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在陆军部长布硕特（芽月前）的协助下，负责组织和指挥这支军队。普里厄主管军火，有关粮秣车马的事务由兰代襄助；卡诺以主帅身份统一部署军事行动。

在大规模征兵后，法国拥有的军队超过了一百万人；但兵源五花八门，有的是行伍出身的老兵，有的是义勇军或刚征集的新兵，即所谓“混账的白军”和“不堪一击的蓝军”。1793年2月，国民公会通过了混合编制的原则，同正规军相比，义勇军热情有余，耐力不足，尤其纪律较差。由于士兵中偏见很深，军官人数过多，作战指挥相当困难。义勇军战士为打败入侵者临时当兵，却不认为自己是个“军人”；行伍兵对他们不免侧目而视，何况，在实行清洗前，行伍兵能否恪守公民职责尚令人担心。组织新部队的工作暂且停止了。已征集的三十万新兵被编到现有的部队中去。到了1794年春，军队的混编工作开始进行，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两营义勇军同一营正规军混编成一个团；接着是改编连队，有时打散原有连队编制，以便使混合更加彻底。从此，军队名义上只剩下蓝军，但由于蓝色军服不足，原有的白军服仍沿用很长时间。

指挥系统的改组也同时完成。清洗工作告一段落后，贵族纷纷被撤职，但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仍允许救国委员会保留它所认为有用的贵族军官。新一代的军官现在允许达到最高的军阶，“马尔斯军校”从每县招收六名青年，以改善军事干部的素质。行伍军官为1793年的军事训练出了力气；他们陆续被主要从义勇军战士中提拔起来的新军官所取代，这些新军官是在战争中出类拔萃的青年人。1793年2月21日法令统一了正规军和义勇军的晋升制度，它强调正规军所注重的资历，大大减弱了选举在任命军官时的作用。士兵仅选举他们的班长；对于班长以上的军官，三分之一按资历晋升；在剩下的三分之二中，士兵可推举三名候选人，但候选人必须在低一级军官中挑选，然后由现任的同级军官决定晋升。校级军官一律按资历晋升；将级军官三分之一按资历，三分之二采取推选的办法。正在作战的部队是否能完全遵守如此复杂的步骤？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怀疑。随着军官权威的加强，晋升大概主要采用推选的办法。军团长的任免权由国民公会掌握。(www.chuimin.cn)

军队的纪律正在恢复中。恢复纪律必须从高级指挥官开始。拉法叶特和杜穆里埃背叛国家和实行军事独裁的企图至今记忆犹新，救国委员会对高级指挥官处处提防。库斯丁因有步二人后尘的嫌疑而被处决，军事首脑只能消极地服从文职政权机关。在军情极其紧急的1793年夏季，一些高级指挥官因无能和疏忽而被认为缺少爱国心，受到了同样的惩罚。国民公会特派代表像过去国王派驻军队中的监军一样成为共和国权威的体现。此外，陆军部特派员以及公社于1793年派驻旺代的专员也参与监视军事指挥，散发无套裤汉的报刊，并且在俱乐部中向士兵发表演说。但在1794年春，他们全都被撤销了。国民公会代表的监督工作并非完全没有缺点，特别是某些代表有时干预了军事指挥，但共和国在对指挥官的忠诚尚无把握以前，就不能赋予指挥官全权。此外，在制订旺代的作战计划时，由于国民公会的许多代表全都插手，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但这种情况毕竟不是普遍的，不少代表确实对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圣茹斯特。国民公会于1793年12月21日决定，禁止部队进行集体请愿。卡诺指出：“武装部队应绝对服从法律，贯彻执行法律，决无讨论的余地。”俱乐部不再干预军队的管理；军事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仍被保留，但在形势紧急时，国民公会代表也设立秘密审判的军事法庭，例如共和二年花月十八日（1794年5月7日）摩泽尔军团就曾经这样做。但是，救国委员会并非就像欧洲反动派所宣传的那样，仅仅依靠断头台来推动将领的积极作战和维持军队的纪律。救国委员会所依靠的，首先是信任以及对祖国和革命的热忱。在共和二年，它对共和军的将领已相当信赖，不再把战斗的失败归罪于叛卖。卡诺简单扼要地指出：“当人们作了一切努力去争取胜利时，即使打了败仗也不算有罪。我们不能单纯以胜败来判断一名军人，还要看他是否努力和是否勇敢。”至于军事法庭，虽然在审理叛逆分子、流亡者、携枪脱逃者的案件时，它根据法律的规定，作出严厉的处置，但在对待士兵的一般过失时，特别在对待抗命不服的士兵时，却表现得相当宽大。从雾月七日（1793年10月28日）到风月十六日（1794年3月6日），莱茵军团的军事法庭共审理了六百六十名被告，其中二百八十二人被宣布无罪释放，一百八十八人被送回原来部队，一百九十人被判有罪，仅六十二人披处以死刑。军队保持了它的民主性质：共和二年的士兵继续参加俱乐部的活动；政府让他们了解政治形势，向他们分发爱国报纸。国民公会答应为士兵保留十亿巨款的流亡者产业，向残废军人和爱国军人家属发放津贴。圣茹斯特指出：“胜利的取得不能仅仅依靠军队的人数和纪律；唯有共和精神在军队中不断深入人心，才是胜利的保证。”共和二年的军队并不仅仅由热烈的共和分子所组成；但其中的共和分子确实相当多，他们与国内其他共和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往往把一心保卫祖国的共和二年士兵同集中精力打击贵族的无套裤汉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从军作战的革命者忘不了他们的仇恨；后方的共和分子也同样忠于祖国和不怕牺牲。奥什曾是马拉的拥护者；克累贝和马尔苏高度赞扬卡里埃的坚毅：波拿巴对罗伯斯庇尔深为爱慕。问题的实质是军队中的共和分子的任务比较简单，团结也比较容易保持。因此，在事情过去了许多年以后，马尔蒙和苏尔特等人在回顾往事时，无不以激动的心情，陈述他们为保卫“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所立下的丰功伟绩。

一支真正全民皆兵的部队开赴前线，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民族竟能养活和武装如此众多的士兵，这也是自古以来首创的新事物，然而这正是共和二年军队的特点。军事技术的革新首先是兵员众多的结果，许多革新没有维持很久或只是缓慢地和不稳定地形成。武器没有明显进步，步兵仍用有效射程为一百米的1777年式步枪；炮兵仍使用能把四磅重的炮弹发射到四五百米远的格里博瓦尔式大炮。战术的运用取决于部队的训练。一般说来，共和二年的士兵作战时善于利用地形，以散兵队形冲锋，然后在有利时机同敌军拼刺刀肉搏。但1791年的军事条令对军官来说仍是必须遵守的法律。在条件许可时，尤其在进行决战时，他们仍采用线状队形。他们认为，由于士兵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在运动时不宜布置攻击纵队，而在对付骑兵时不宜排列方阵。这些战术到了1795年又重新出现；可见，随着共和军逐渐训练有素，它又回到了旧制度时的战术。如果说有新的创造，那主要是系统地成立了师旅两级的建制，这是由兵员众多所必然产生的。作为战术单位，师级组织在1793年仍不十分明确，而到1794年才正式确定。茹尔丹当时规定，每师下辖二个步兵旅、二个骑兵团、一支马拉炮队，附属于各营的大炮不计在内，总共约八千至九千人。至于战略原则的革新，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利用优势兵力。因此，攻坚战和围城战的陈旧作战法已不受重视。处在反法同盟诸国各军空隙中的法军可以通过内线运动，让一部分军队沿边境进行穿插，并利用一部敌军的无所行动而击败其余各部。密集行动和以多胜少，这就是卡诺的原则。当然，执行这个原则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拿巴以前，人们仅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卡诺及其助手——例如阿尔松——是些名符其实的工程师，在他们看来，要塞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守卫“钢铁的边界”在1793年仍是他们作战的出发点。他们仍像在旧制度下那样指挥战事，最初想采用迂回运动去解除敌军对要塞的包围，当要塞行将陷落时，他们又想在二十万机动兵中抽调部分援军，派遣四万人前往洪兹肖特，五万人前往瓦提尼，剩下的部队则列阵待敌或驻守其他要塞。结果，敌人虽然被击退，但未被消灭。在1794年，由于过于重视依普雷的地位和一心想夺取佛兰德，他们让法军向左翼运动，而置右翼于不顾；在当时，唯有通向沙勒罗瓦的右翼才能切断科布尔的交通和歼灭其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当他们决定从右翼威胁敌军时，时机已经错过：科布尔在失败后，撤出了比利时，其军队未受损失。指挥技术的高明显然比行动迅速和坚毅果断所起的作用要小，而后面的两项恰好是革命政府的基本力量所在。卡诺在率军到达瓦提尼的第二天便发动了攻击，圣茹斯特驱使桑布尔和默兹军团“如狼似虎地”向沙勒罗瓦猛扑。他们不但是真正的常胜将军，而且在战场上表现得英勇顽强；人们将能看到，他们在国内动员了全民族的人力物力，为军队在前线作战提供条件。

在海上作战方面，救国委员会不但行动迟缓，而且成效很小，纪律松弛使造船工场混乱不堪，舰只在迎敌时往往出现抗命事件。海军军官严重不足；1791年4月法令允许商船船长在海军服役一年后担任大副，在服役二年后担任舰长。到了1793年，有的商船船长甚至可以担任舰队指挥。但多数船长宁肯沦为海盗，例如絮尔科夫。先后在布雷斯特和土伦领导海战的是最初担任商船船长、后来改任牧师的让蓬·圣安德烈。他整顿了纪律，命令造船工场开工，并让舰队出海巡航。但临时拼凑一支舰队比组织一支陆军要困难得多，让·蓬·圣安德烈未能改变海军的落后状况和弥补土伦叛乱所造成的损失。

共和二年军队：士兵忠诚，非全由共和分子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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