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史（下）：革命政府的性质与组织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革命政府实质上是要恢复权威。革命委员会仍然存在；但大多数村庄没有这类组织。国民代表由各级行政机构选举产生，但应负责执行政府的决定，县级国民代表每隔十天向政府递送一份报告。公安委员会抵制救国委员会对其职权的侵犯，二者的冲突将导致革命政权的垮台。

七、革命政府的性质和组织

自共和二年芽月十六日至热月六日（1794年4月5日至7月27日），革命政府还没有在环境的影响下随波逐流，相反，由于救国委员会的专政地位的确立，革命政权显得相当稳固。

救国委员会的基本思想是要建立一种战时政体。无论在边境或在内地，革命都处于守势。罗伯斯庇尔指出：“内部的敌人同外部的敌人难道不是一致的吗？”革命必须为自身的存在而奋斗，这种“必要性”使非常措施成为合理。在共和国获得胜利、和平到来的那天，宪政制度将重新施行。

议会已投票通过了一些重大的非常措施，但这仍不足以支持战争，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协调各方面的努力和贯彻执行这些措施。波拿巴于热月一日（7月19日）曾向马克西米利安的弟弟指出，“在我们所进行的巨大斗争中，绝对必须有稳定的革命政府和中央权威”。由于时间紧迫，这个政府的行动必须如闪电般迅速和雷击般有力。所有行政部门都应服从中央的权威；一切反抗都要被强力手段，也就是被恐怖手段所粉碎。任何人违抗法律都将作为“人民公敌”而被处死。革命政府实质上是要恢复权威。

政府的官吏必须仅仅为救国目的而行使权威，他们的“美德”是保护爱国者。除叛国外，渎职便是最大的罪恶。罗伯斯庇尔于1792年写道：“共和国的灵魂是对祖国的热爱，是把一切私人利益汇集在普遍利益之中的无限忠诚。”这些高尚的情操同私生活的不道德是不可调和的。因此，私生活不道德的政府官吏便有犯罪的嫌疑；“共和国的敌人是那些卑鄙的利己主义者，是那些野心家和腐化堕落分子。”孟德斯鸠和卢梭早已这样说过。

革命政权虽然是个临时的和必须灵活地适应环境的政府，它仍需要有一个有机的框架。它的施政准则是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1793年12月4日）的法律。比约于11月18日和花月一日（1794年4月20日），罗伯斯庇尔于雪月五日（1793年12月25日）和雨月十七日（1794年2月5日）以及圣茹斯特、巴雷尔、卡诺、库通等人曾反复解释过这条法律，救国委员会的历次通告和特派代表的各项宣言也先后援引过这条法律。这条法律在原则上是符合民主的，因为国民公会拥有最高权威，下属的各委员会则在国民公会的监督下分掌政权；同样，爱国者可以在平民团体中讲话，他们的报纸不受新闻检查。但行政机构是革命政权的根本机构；它的行动不受任何阻挠，它的威信不受任何损害。因此，在芽月后，国民公会的会议变得死气沉沉；各委员会分别在默默地工作；各俱乐部纷纷消失，唯独雅各宾俱乐部例外，但光顾者大部分是执行恐怖政策的官员。在外省，各革命委员会和平民团体协助当局工作和向当局提供建议，但稍有批评便招致嫌疑；独立的报刊已不再存在。国民公会设置的委员会在共和二年达二十一个之多，但掌握大权的仅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而已。在艾罗·德·塞舍尔被处死后，救国委员会剩下的十一名成员每月都连选连任，从未有所变更。作为“行政权的中心”，救国委员会负责颁发逮捕令，掌管外交事务；它通过其陆地测量部指挥战事，通过军火管理委员会管理武器弹药，通过食物管理委员会主持经济生活（后者在花月十一日即4月30日被“贸易和供应委员会”所代替）。芽月十二日后，救国委员会下属的十二个管理委员会代替各部部长发布命令；它的秘书处逐渐设置了大批局、处级机构。救国委员会拥有发布行政命令和为执行法律制订细则的权力；因此，它有时甚至歪曲法律或公然自行立法。公安委员会负责执行嫌疑犯法，领导革命的治安和司法工作，实质上是“恐怖统治部”。在长时间内，公安委员会不像救国委员会那么稳定，现在也同样稳定下来了。(www.chuimin.cn)

革命政权在外省的组织比较简单。州级行政机构由于有搞联邦主义的嫌疑，被缩减成一个州政府，丧失了大部分职权。主要的行政机构设在县和市镇两级，它们同中央政权直接发生联系。革命委员会仍然存在；但大多数村庄没有这类组织。在每个行政机构中，都设有“国民代表”一职，代替原来的检察官。国民代表由各级行政机构选举产生，但应负责执行政府的决定，县级国民代表每隔十天向政府递送一份报告。所谓选举纯粹是个形式，清洗实际上已使所有公职人员的任免权集中到中央政权及其特派代表手里。圣茹斯特曾设想在每个行政区划中任命一名官员，代表国家执掌该行政区的全部权力。在地方行政机构和国民公会的各委员会之间，还有特派代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国民公会最后一次派出大批特派代表是在1793年12月末，其目的是为了贯彻霜月十四日法律。但这项法律本身意味着要限制特派代表的主动权：不准委托授权，撤销革命军队和废除革命捐税。花月十九日（5月8日），地方革命法庭也被取消。那时，大多数特派代表已回到国民公会：富歇于芽月七日（3月27日）被召回，其他的二十一名特派代表于三十日（4月19日）被召回。比约于1793年11月18日说过，国民公会派出的代表人数愈多，这些代表的权威愈被削弱，代表的人选也就不能十分恰当。实际上，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对国民公会特派代表的擅自行动和各行其是感到不快，因为这妨碍着中央集权。他们宁肯派遣救国委员会的办事员，例如茹连·德·巴利（德龙地区的一名国民公会代表的儿子）促使了卡里埃和塔里安的被召回。或者，在需要“重新装配机器”时，救国委员会成员亲自前往外省和军队作现场指导。

救国委员会实际上没有彻底推行中央集权的时间。在芽月前后，它不得不迁就国民公会和其他委员会。康蓬控制了财务委员会；既然国家的财政需要独立，财务委员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巢穴。公安委员会抵制救国委员会对其职权的侵犯，二者的冲突将导致革命政权的垮台。国民公会特派代表在外省推行他们个人的政策，地方冲突从未停止。革命政权远不如拿破仑统治那么有秩序。然而，制宪议会时代推行的地方分权早已成为人们留恋的往事。无套裤汉曾要求实行专政，这个要求如今已成为现实，但行使专政的却是国民公会各委员会的官僚，无套裤汉则同其他人一样只是默默地服从而已。

各委员会确实尽了一切努力争取无套裤汉心悦诚服的赞同。尽管革命政权在理论上十分严密，但在事实上却并非那么完备，即使领袖们在执行时也不能完全步调一致。救国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一心想着战争；对于那些在爱国心驱使下表示服从的人，甚至包括前贵族在内，救国委员会自然乐于接受他们的效力。于是，无论富人、商人或金融家，只要他们表现顺从和忠实，救国委员会一概委以要职。它仅对日用必需品实行限价，但不把限价当作社会改革的工具，以免使第三等级各阶层互相冲突。对它说来，“不反对我们，便是赞成我们。”这种倾向是如此明显，人们简直可以认为革命政府仅仅是个普通的国防政府而已。当然，革命政府确实是个国防政府，但又不仅仅是国防政府。假如仅仅是国防政府，那么，在芽月后，人们希望看到破除基督信仰运动的停止，恐怖统治也会得到缓和。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完全不是如此。

问题在于这场战争不仅是民族战争，而且是阶级战争。第三等级在守土卫国的同时，继续在进行从1789年开始的反对贵族的斗争。它已看到自己的部分成员——富人和穷人——投靠了敌人：无套裤汉更加强烈地要把敌对阶级和所有的背叛者铲除干净。对“贵族阴谋”的恐惧，由此产生的自卫决心以及恐怖镇压的本能反应，始终存在着。因此，埃贝尔的思想也始终不能被扑灭：所有的无套裤汉都满脑子这种思想；即使在国民公会及其下属的委员会，这种思想也在散布分裂的种子。

从经济和社会的观点看，战争只是推动建立专政的部分因素：无套裤汉要求实行限价，远不是为了国防和革命的利益，而更多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哪怕让资产阶级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山岳派领袖则主要为国家的利益而利用限价，这终于使无套裤汉失望。因此，无论从社会的角度或从政治的角度看，山岳派领袖都悬在空中。

法国革命史（下）：革命政府的性质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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