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救国委员会的胜利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已被救国委员会所否定,这在极端分子中带来了恐慌;科特利埃俱乐部以变节罪将肖梅特开除。罗伯斯庇尔似乎已同“宽容派”妥协,丧失了保证救国委员会内部团结的仲裁者立场。法布尔于雪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的夜间被逮捕归案。虽然救国委员会没有对他们作出让步,但它至少在遏制平民的行动。救国委员会当时的态度十分和缓。8日,圣茹斯特让国民公会通过法令,没收嫌疑犯的财产,平均分给农民。......
2023-12-02
四、破除基督信仰运动
破除基督信仰运动于11月猛烈展开,触发了一场出人意外的社会动荡,最后的危机也因此开始。危机延续至冬季方告结束;在此期间,救国委员会的立场曾多次左右摇摆。
这场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原因。除少数“红色神甫”外,8月10日事变使宪政派神甫普遍感到惊慌;他们既不赞成处死国王,又不主张推翻吉伦特派,自然就成了嫌疑分子。国民公会于10月25日通过了惩治顽固派神甫的法律,同时还规定,凡经六名公民检举的宪政派神甫,也一律处以流放。另方面,越来越多的共和分子认为不必继续进行制宪议会开始的试验:康蓬早在1792年11月已经建议,不再向教士发薪,虽然这一建议未成现实。由于人们对是否实行政教分离尚在犹豫之中,由于大多数无套裤汉已不参加宗教典礼,人们的传统信仰逐渐同自1789年起开始孕育的革命信仰发生对立。1793年举行的8月10日事变一周年纪念首次成为纯世俗的庆祝活动:新宗教有它的象征和仪式,崇拜“神圣的山岳”及其先烈勒佩蒂埃、马拉和沙里埃。雾月三日(10月24日),国民公会听取了罗默和法布尔的报告后,接受了共和历法。共和历法试图把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即1792年9月22日代替耶稣的生日作为纪元,从而把破除基督信仰运动推广到日常生活;它用法国人熟知的生产和工具的名称代替宗教节日和圣徒纪念日的名称,并且用“旬末休息日”代替“周末礼拜天”。玛丽–约瑟夫·谢尼埃在雾月十五日(11月5日)所作的关于公民节的报告预示着民族信仰的正式形成。在这之前,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尚未受到任何法律限制。
然而,山岳派分子已越来越不能容忍天主教徒的信仰。9月22日,富歇同前往讷韦尔呼吸“故乡空气”的肖梅特一起,在大教堂举行了纪念布鲁土斯的盛大仪式;10月10日,富歇禁止在教堂外举行任何宗教典礼,即使送葬和下葬也一概举行世俗仪式。肖梅特返回巴黎后,把以上措施向公社大加推崇。其他特派代表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革命军队也不例外。一些神甫自动辞职,科尔贝县宣布,该县的大多数居民不愿再信仰天主教;雾月十六日(11月6日),国民公会表示,各市镇有权自行决定是否放弃天主教。于是,某些极端分子便迫不及待地采取了行动。在16日至17日的深夜,他们强迫巴黎主教戈培尔退职。大主教同他的助理司铎于17日来到国民公会郑重宣布辞职。雾月二十日(11月10日)被定为“自由节”,庆祝哲学对宗教狂热的胜利。公社占领了巴黎圣母院,在祭坛上树起了一座山岳,一名女演员装扮成自由神。国民公会获悉后来到了被命名为“理性庙堂”的大教堂,参加了国民节日的庆祝活动。一些区公所也依此榜样行动。雾月三十日(11月20日),团结区(前称四国区)的公民披着教堂的饰物在国民公会门前载歌载舞地列队游行。接着,霜月三日(11月23日),公社封闭了各种教堂。
国民公会的多数派接受了共和历法,这已表现出他们对基督的敌视。但他们对化装游行这类胡闹感到不快,并认为在破除宗教信仰的问题上犯了政治错误。共和国已经树敌太多,不宜再把那些愿意望弥撒的教徒推到反对派方面去。议会拒绝取消神甫的薪俸,救国委员会也持同样的主张。卡诺一类的保守分子同伏尔泰以及同后来的拿破仑一样,深信为了预防社会动乱宗教对人民是必需的。罗伯斯庇尔在这个问题上更加高瞻远瞩;他怀疑在破除基督信仰运动的背后有无神论——这是与平民格格不入的富人的理论——在作祟,在他看来,无神论同伤风败俗的不道德行为是分不开的。为此,他在雅各宾俱乐部让人把爱尔维修的胸像砸碎。(www.chuimin.cn)
对救国委员会说来,它有更加紧迫的问题要考虑:破除基督信仰运动是否掩盖着一种政治阴谋?毫无疑问,这一运动反映着无套裤汉的感情;上等阶级的伏尔泰主义在平民阶级中历来几乎没有信徒,而现在,平民阶级对教会的敌对情绪却更加强烈,这就是一个证明。因此,信仰问题上出现的危机加剧了各区和各俱乐部中旨在威胁救国委员会的鼓动。更糟糕的是,在10月12日左右,法布尔·代格朗丁由于同极端分子反目,指责他们是为皮特和巴兹男爵服务的“外国阴谋集团”的同谋,救国委员会严密监视外国政治亡命者的行动,特别是布拉邦特的富人普罗里,据说他是科尼兹的私生子,古兹曼已被逮捕。在参加逼迫戈培尔主教退职的那些人中,尚有德意志男爵克洛兹和葡萄牙人佩雷拉。另方面,在赞同破除基督信仰的议员中,有搞投机嫌疑的沙博,以及丹东的朋友、以温和著称的杜里奥,他们在国民公会中同时向救国委员会发起攻击。处决吉伦特分子在议员的心里留下了忧虑的阴影:他们能否允许救国委员会任意逮捕议员,并且在不让有关议员进行辩护和不让议会了解案情的情况下提起公诉?如果听任救国委员会大批处死议员,救国委员会岂不将用恐怖手段把议员压服,而使自己摆脱议员的监督?雾月十九日(11月9日),国民公会不得不把奥斯兰——他让当了他情妇的一名贵族夫人免于被逮捕——交给了救国委员会。第二天,国民公会突然反悔,决定今后将听取被控议员的辩护;巴雷尔于22日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国民公会撤销这一法令。随后不久,因与嫌疑甚大的奥地利犹太人弗雷兄弟的妹妹结婚而受到猛烈攻击的沙博,为了给自己开脱,于雾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向救国委员会进行告密,巴齐尔进一步确认了沙博对法布尔的指控。据沙博说,德洛内和图卢兹的于连在巴兹的串通下,曾给法布尔一笔贿赂,要他在一份关于印度公司清账的伪造法令上签字。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决定把原告和被告一概逮捕。在夏季重新结婚和在10月起住在阿尔西的丹东立即于雾月三十日(11月20日)赶回巴黎,显然是为了援救他的密友巴齐尔和法布尔。救国委员会开始怀疑,“外国的阴谋”牵涉到两个派别:一方面是沙博与之结党的埃贝尔派,另方面是同一个沙博与之串通的贪污分子,这些贪污分子与巴兹男爵以及丹东的朋友结合在一起,作为国民公会中的反对派向贵族提供帮助。
罗伯斯庇尔把革命的航舵转向右方,并在丹东的配合下反对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应该看到,反法同盟的威胁当时极其严重。法布尔承认,他未经过目,便在德洛内伪造的法令上签了字。救国委员会不但不动法布尔的一根毫毛,反而让他参加调查工作,贪污分子也没有送交法庭审判。罗伯斯庇尔带领雅各宾分子一起抵制破除基督信仰运动,丹东则恳请国民公会“放下栅栏”。国民公会的霜月十六日(12月6日)法令确认信仰依然是自由的。霜月二十九日法律宣布,教育也是自由的,神甫不受歧视和排斥;救国委员会雪月四日(12月24日)的通告再次指出暴力的危险。
救国委员会的成功实际上完全是相对的。国民公会于霜月十八日(12月8日)指出,国民公会代表关于封闭教堂的命令仍然有效。公社承认,宪政派神甫可以在私下举行宗教仪式,但巴黎的教堂仍然关闭。国民公会的一些代表遵从了救国委员会的意向,但大多数代表认为,安全措施不能与暴力相混淆。在他们看来,宪政派神甫的影响对革命不利,因而他们肆意虐待或监禁拒绝放弃信仰的教士。国民公会甚至在芽月六日(3月26日)停止发放圣职津贴,不少县政府甚至停止给神甫发薪。但是,我们已经指出,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发展很不平衡,一切还取决于地方当局的态度。在一些地方,人们很快就关闭教堂,甚至对原来不参加弥撒的人也滥加逮捕;在另一些地方,停止举行宗教仪式的命令执行得很慢,也很勉强。在个别地区,破除基督信仰运动激起了骚动,这使人们不得不慎重行事。直到热月,仍有一些教堂对外开放,虽然其数量越来越少。总而言之,埃贝尔的主张占了上风,这对山岳派专政没有任何好处,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只能在平民阶级中制造分裂。
救国委员会主要在政治方面取得了胜利:它击破了旨在把它架空、然后再把它打倒的温和派阴谋。这是皮洛士式的胜利(1),因为温和派在帮助罗伯斯庇尔同无套裤汉斗争的同时,希望把罗伯斯庇尔争取过来,使救国委员会丧失主心骨。军事形势的改善为他们提供了论据。建立革命政府难道不是为了战胜敌人吗?既然革命军在战场上接连取胜,革命政府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这对救国委员会说来是一个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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