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法国革命史：山岳派专政的建立

三、山岳派专政的建立（1793年7月至12月）

新的救国委员会刚成立，灾难便接连发生，救国委员会差一点被国民公会所推翻。7月13日，马拉被诺曼底的一名年轻的女王党分子夏洛脱·科代所刺杀。16日，里昂的叛乱分子砍了沙里埃的脑袋。愤怒的群众纷纷要求报复，吉伦特派首先倒了霉。联邦主义在法国西北部已立足不稳，但旺代叛军于17日在维依埃把桑台尔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国民公会派驻卢瓦尔河前线的代表同在尼奥尔指挥军事的比隆不能合作，他们在对待无套裤汉龙森和罗西涅尔问题上的分歧反映着国民公会内部的分歧。一方面是菲力波的指责，另方面是舒蒂欧的支持。龙森一度被送回巴黎，罗西涅尔被逮捕。边境的形势更糟，孔代、瓦朗西安和美因兹先后于10日、23日和28日投降。

救国委员会召回了比隆，又于22日逮捕了库斯丁。这些将军的朋友以及支持他们的国民公会代表立即提出了强烈抗议，加斯巴朗退出了救国委员会。与此同时，人们大肆攻击布硕特、国防部以及无套裤汉军官。国民公会甚至决定撤换国防部长。全靠罗伯斯庇尔的干预，局势方告平复，他也正在那时才加入了救国委员会。25日，罗西涅尔代替了比隆；28日，国民公会下令对库斯丁和吉伦特分子提起公诉，对逃亡的议员进行通缉。8月1日，恐怖措施断然开始执行：国民公会把玛丽–安托瓦内特送交革命法庭，下令平毁在圣但尼的历代国王坟墓。国民公会还命令爱国军队在撤出旺代后把该地区化作一片焦土，并派被普军放回的美因兹驻军前往清剿。巴雷尔检举了英国的间谍活动，救国委员会于3日决定对英国人一概施行逮捕，又于7日宣布皮特为“人类公敌”。在此以前，人们对里昂叛乱一直比较宽容，叛军在7月底倾向实行停战，以求得和解。但在8月4日，救国委员会下令凯莱尔曼围攻里昂。

尽管救国委员会推行了这些严厉措施，骚乱看来仍随时可能爆发。反革命分子在各区顽强抗拒。据谣传，他们正准备一次圣巴特罗米之夜，拿爱国分子开刀；又谣传，爱国分子为预防反革命暴动，将再次屠杀嫌疑分子。当时，大卫正筹备一次盛大的节日，以庆祝8月10日一周年和宪法的颁布，各地方议会的代表届时将来巴黎报告公民投票的结果。这可能成为利用食物匮乏制造“事变”的一个机会。这一次，救国委员会成功地维持了平静，终于使庆祝仪式顺利进行。

各地初级议会的代表已把装有宪法文本的“方盒”郑重地交给了国民公会，现在是否应该准备选举呢？丹东的朋友德拉克鲁瓦要求立即准备选举；忿激派、埃贝尔和许多平民领袖也持同样的主张，并对拖延选举提出一连串的抗议。他们全都以为选举将对他们有利。其实，不把反对5月31日革命的人排斥在选举之外，立即选举纯粹是一种儿戏。企图取代救国委员会成员的幻想使他们迷了心窍。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的一篇演说终于使人们的头脑清醒起来：宪法将在恢复和平后方可执行。

不仅如此，各区的代表和无套裤汉还狂热地要求逮捕嫌疑分子，实行大举征兵和对日用品全面限价。在外省的某些地区，人们自发地采取了这些措施。在诺尔州，国民公会特派代表于8月4日推行了前两项措施，使该州陷于一片恐怖之中；阿尔萨斯于18日也出现了同样情形。逮捕嫌疑犯的问题不难解决：根据丹东的提议，国民公会于8月12日发布了监禁令。至于大举征兵，救国委员会感到犹豫，国民公会则设法拖延：征集一伙乌合之众，究竟能有什么用处？国民公会不能不让步，卡诺被召回起草8月23日法令。应征服役的新兵仅限于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未婚男子，其他公民必要时可应召参加兵工制造和后方勤务。从此，救国委员会的作用开始明确了。在平民的推动下，救国委员会支配着国家的全部力量；但是，救国委员会从大举征兵这个简单的主张中，吸取了有组织的全民动员的思想。

还有限价问题，这一措施似乎已势在必行，因为大举征兵势必导致征集大量的军需，军费开支极大，仅靠征税已不能遏制通货膨胀；国家利益与人民愿望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矛盾。仍然抱住经济自由原则不放的救国委员会和国民公会只得一步步地后退。7月26日，国民公会通过了惩治囤积居奇法。根据这项法令，拥有食品和日用品的商人，凡不作申报和不把商品列单张贴在其店门者，一概处以死刑。各市镇当局将任命专人负责追查囤积行为。但是，这种专横的经济统制能否平抑物价还是个问题。8月1日，国民公会通令禁止资本外流；15日，许多产品被勒令停止出口，由此造成的禁运中止了至今由中立国维持的海上贸易。9日，另一项法令决定建立以丰补歉的谷仓。在8月下半月，终于对燃料、盐和烟草实行限价。军需商和金融家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交易所自6月27日起被关闭。7月底，军邮和军运划归国家经营；8月24日法令取消了透支金库、印度公司和所有的股份公司。康蓬利用争取到的这段时间，致力于回收流通的指券和缩减开支。他于7月25日决定，印有国王头像的指券不再作为货币流通，仅用于纳付税款和购买国有财产。8月24日，他采取了一项重大的政治和财政决策：国家的所有债务，除终身年金外，一概由共和国将债权人应得的全部定期利息（不是本金）转为公债；但到了共和二年花月二十三日（1794年5月12日），终身年金也不再作为例外。在当时环境下，许多证券已不能兑现，许多息票也同地产一样须扣除税金。康蓬被人恨之入骨，被冠以“租息刽子手”的恶名。此外，9月3日，发行了强制认购的公债十亿里佛，还有一笔自由认购的公债，总额不限，可用于购买国有财产，认购者可不再认购强制公债。但是，赤字的数目仍大得惊人。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恢复和平前，共和国注定要有通货膨胀。因此，如不实行征购和限价，又有什么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经受一场新的危机。

虽然粮食收成尚好，但在青黄不接时，骚动仍经常发生；8月底，由于干旱和风小，磨坊纷纷停工。忿激派再次煽动群众的不满，埃贝尔现在同他们一鼻孔出气。如同过去一样，食物匮乏使群众蠢蠢欲动，闹事的头目首先想到采取政治措施：库斯丁于8月27日被送上了断头台，但审判王后和吉伦特分子的要求未获满足，救国委员会被斥责为“巧言令色的骗子手”，即使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也未能幸免。在这以后，传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土伦发生叛变，舰队被交给敌人。比约和科洛以及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一致赞成采取行动。9月4日，无套裤汉占领了市政厅，决定于次日举事。国民公会在游行队伍团团包围下，于5日开始讨论实行恐怖统治的问题，并通过了一项纲领；救国委员会接着赞同了这一纲领，并在随后的几天中付诸实行：6日至8日，逮捕敌国的侨民，没收他们的财产，查封银行家和经纪人的家产；9日，组织革命军队，由龙森任司令，17日，发布嫌疑犯法，其规定有很大的弹性，因而革命委员会几乎能为所欲为；21日，公民必须佩戴三色徽饰。在经济统制方面，也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措施：11日，改进粮食和草料的征购办法，在整个共和国境内实行统一价格；22日，以英国为榜样制订航行法，排斥中立国船只，使海上进口几乎不能进行；22日，开始讨论主要食品和工资的最高限额。

但是，事情至此并未结束。审判嫌疑犯问题仍未提上议事日程，忿激派的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丹东于5日取消了区议会的常设制，代之以每周开会二次。另方面，由于出席区议会的无套裤汉如今领取四十苏的津贴，救国委员会在巧妙地吸收了比约和科洛两人后，认为抛弃忿激派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雅克·鲁和瓦尔莱被逮捕；勒克莱尔失踪；克莱尔·拉孔勃的革命妇女社被撤销。

沙博、于连等“腐化分子”在国民公会中组成的山岳反对派对救国委员会是个更大的威胁，他们让国民公会废除了或减弱了打击外国人和金融家的各项法令。9月14日，救国委员会终于把这伙人从他们盘踞的公安委员会中驱逐出去。此外，救国委员会同许多被认为可疑的国民公会代表分道扬镳，因而失去了他们的支持，例如从美因兹回来的勒贝尔和蒂翁维尔的梅兰；从瓦朗西安召回的布里兹；库斯丁的支持者杜海姆；曾下令逮捕罗西涅尔的瓦兹的布尔东。在洪兹肖特战役胜利后，战局转而对法军不利：胡沙特先让英军脱逃，又在梅嫩吃了败仗。勒奎斯诺瓦要塞投降。康布雷的驻军试图援救要塞，结果在阿韦斯纳–勒赛克被歼灭。胡沙特将军当即被撤职并被逮捕。消息传来，一场反对救国委员会的总攻击随即发生。杜里奥宣布辞职，并于9月25日挑起辩论，攻击救国委员会扩大经济统制的范围和壮大无套裤汉的声势。国民公会热烈欢迎杜里奥的演说，增选布里兹为救国委员会成员。罗伯斯庇尔起而反对，指出国民公会如果坚持这个决定，就请它将救国委员会彻底改组。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出色的演说之一：“我曾答应把全部真相告诉你们，现在我将履行我的诺言：国民公会没有表现出它应有的坚定性。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敌人进入瓦朗西安后仍留在该地的那个人不配当救国委员会的委员……这样做似乎过分严厉，但对一名爱国者说来，更加严厉的是以下的事实：两年以来，十万公民因叛国事件和行动不力而惨遭杀害；如果对卖国贼宽容，我们就必定失败。”这篇有力而明确的演说使国民公会惊呆了；国民公会当即宣布，救国委员会仍得到国民公会的信任。但是，一些议员对强迫他们负起责任的罗伯斯庇尔从此怀恨在心。他们把罗伯斯庇尔的行为称作“舆论专政”。

虽然如此，事情已不可挽回。29日通过了最高限价法；10月9日，英国商品被查禁，英国侨民被关禁，他们的财产被没收；6日，重申逮捕一切敌国侨民的法令。重大的叛国案件开始审理。10月10日，根据圣茹斯特的报告，国民公会正式宣布：“法国将保持革命政府，直到恢复和平为止。”(www.chuimin.cn)

在救国委员会的默许下，恐怖分子从此横行巴黎。直到9月，革命法庭的审判进展不快，庭长蒙塔内因处事不力受到了牵连。在二百六十名人犯中，六十六名已被处死，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在9月5日那天，人们决定增加革命法庭的工作人员，并设立四个分庭；埃尔曼出任庭长，富基埃·丹维尔仍任公诉人。自10月至12月，处决加快了步伐。王后于10月16日被送上断头台；一项专门法令决定不准为维尼奥和布里索等二十一名吉伦特领袖辩护，二十一人于31日处死。对吉伦特派的残杀在巴黎和外省延续了几个月时间；罗兰夫人、拉博、勒布伦等人被斩首示众，罗兰、克拉维埃、佩蒂昂、蒲佐等人以自杀毕命。巴依和巴纳夫等福扬派分子以及菲力浦–平等和比隆走上了断头台。在三百九十五名被告中，第三季度共判处了一百七十七人死刑，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比例的增加是因为对吉伦特派首领的镇压已经开始。逮捕在继续进行，在押犯的总数从8月1日的一千四百一十七人猛增到雪月一日（12月21日）的四千五百二十五人。各区公所、平民团体和行政机构纷纷实行清洗，虽然国民公会拒绝把前贵族统统开除公职，但对他们的使用却十分慎重。巴黎的秩序正日趋平稳，因为无套裤汉逐渐重新找到了谋生的手段：大举征兵和建立革命军队使无套裤汉的队伍有所减少；许多无套裤汉或者在兵工厂工作，或者在救国委员会和政府各部的下属机构工作，这些机构都有了极大的膨胀。各区又用“革命捐”养活了一批无套裤汉，后者分别充当脱产的国民卫队、区代表或查封房产的看守。各区的慈善委员会还发放救济。人们试图用严密的警察制度监督最高限价的执行，公社规定了面包和食糖实行凭证定量供应的办法。但是，店铺的商品售完后，已不再有新的货源。肖梅特威胁商人和厂主说，将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在打击了“自私的富人”以后，同样的命运如今落到一般店铺主，甚至落到属于无套裤汉的小商人的头上。这正是救国委员会感到担心的事情。

救国委员会的权威仍不稳固。事实上，无套裤汉领袖在代替忿激派的同时，建立了街区的平民团体，从而恢复了区公所的常设性质。在巴黎地区，革命军队正在发展；人们认为，革命军司令龙森很可能像克伦威尔一样搞军事政变。救国委员会采取经济统制措施，显然主要是为了军队和公共机构的利益，对于平民，它所关心的仅是保证面包的供应。另方面，它还想照顾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店铺主以及富裕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国民公会于雾月二日（10月23日）决定牲畜可自由出售；物资管理委员会虽然一再表示反对，国民公会仍寸步不让，这使肉类限价成为徒具空名的欺骗。再者，救国委员会禁止在巴黎按家搜查食品，对黑市贸易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追查囤积居奇的专员不给任何支持。供不应求和商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存在。无套裤汉的愤慨情绪使政府随时可能陷入危机。

外省的困难表现在另外一方面。那里的无套裤汉对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的权威并未提出挑战或构成威胁；但是，地方上往往不经请示就自行其是。国民公会派出的大批代表主持大举征兵的工作。他们拥有相机处置的权力，一切均以“革命的方式”行事，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负起责任，迅速有力地采取非常措施，迫使全体公民为救国事业服务。由于通讯迟缓和事出紧迫，还由于他们掌握着全权，救国委员会不能密切监督他们的行动。当然，人们可以想象，这些独立行事的特派代表程度不同地以山岳派的思想为行动指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像是黎塞留和柯尔培尔时代的巡按使，在非常环境下充当中央集权的工具。他们和平民团体互相配合，清洗地方当局，逮捕嫌疑犯，征集新兵，以征购手段为军队提供装备和武器，并且以同样的手段使居民能有饭吃。但是，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环境，国民公会特派代表的政治倾向、个人品性和道德水准也各不相同。许多代表满足于推行为国家安全和抵抗外敌所必需的措施；另一些代表则坚定地执行在巴黎占据优势的社会政策。富歇在涅夫勒，博图和塔依菲在西南部，依佐雷和夏斯尔在北部把失业者组成革命军队，向富人征收捐税，创立工场和济贫所，强制执行最高限价；这类情形远不仅限于以上少数地区。与巴黎最明显的不同表现在恐怖措施的执行方面，真正导致流血的仅是个别例外。大多数国民公会代表满足于进行逮捕；另一些代表，例如瓦兹州的杜蒙，虽然令人生畏，却作恶不多。还有的代表仅严厉惩处了一些暴乱分子和叛国分子，例如首次出使外省的勒蓬。特别对联邦主义者，处置的方式往往完全相反：在某些地区，联邦主义者被斩首示众；在别处，他们同革命派重归于好，兰代和弗兰芒瑞在诺曼底对联邦主义者不予处置。但某些国民公会代表自行决定设置了革命法庭。在内战盛行的地区，例如科洛·德布瓦、富歇、巴拉斯和弗雷隆等在土伦大批处决犯人，卡里埃在南特甚至不经审判就下令处死俘虏。此外，巴拉斯和弗雷隆在普罗旺斯、洛万在沃克吕兹、塔里安在波尔多的政绩是否清廉，确实令人生疑。

如果说不同的国民公会特派代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推行不同的政策，每个代表推行其政策的力量也各不相同。由于他们不可能亲自主持和照管一切，他们便依靠曾参加过8月10日事件、后被国民公会派往家乡协助征兵的本地雅各宾分子。他们为这些雅各宾分子撑腰或承担责任，例如卡里埃在处理溺死事件上就是如此。库通在安倍尔让本地的雅各宾分子在各行政部门任职，并授权他们组织并无法律根据的州、县两级的救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在特派代表的纵容下，本地的雅各宾分子坚决推行革命的措施，随心所欲地对待国民公会的法令，甚至公然置之度外。如同特派代表一样，他们的作风也互不相同；他们住在城里，对乡镇只能实行遥控，而他们在乡镇又没有可靠和能干的党羽。因此，有的乡镇对追随雅各宾派毫无热情，有的乡镇则制造借口，胡乱捕人。即使在城里，也往往出现两派，持激烈主张的不一定就是原来的民主派，却往往是新加入无套裤汉行列的原福扬派分子，他们持激烈的主张，无非是为了让人们忘记他们的过去，为了逃避革命捐税或享有权力。温和派和激烈派在各行政部门平分秋色。于是，监视委员会、市政机关和县政府开始互相争权；它们争夺平民团体，包围特派代表，要求逮捕对立派和清洗机构。即使最忠诚的爱国分子也没有免遭不测的安全感。特派代表同地方实权派发生冲突的事也时有发生：圣茹斯特和勒巴斯取缔了以欧洛格·施奈德尔为首的亚尔萨斯极端分子的职务，亨兹和居约在北方省也同样如此。派别对立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当巴拉斯和弗雷隆宣布解散“南方平民团体代表会”时，当塔里安和富歇同地方恐怖分子闹翻时，个人间的争权和嫉妒大概也是个重要因素。外省的雅各宾分子，特别在里昂，想在本地当家作主，对外来的巴黎人看不入眼。还不应该忘记，某些地区有数名特派代表在一起共事；他们之间也多次出现争吵：勒巴斯和圣茹斯特同博图和拉科斯特闹得不可开交；亨兹和居约在诺尔州同夏斯尔和依佐雷又针锋相对。还有在同一地区的前后任特派代表之间也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后任程度不同地修改前任的做法，一些人因此失宠或受到惩罚，另一些人被开释或重新得到重用。

在政府暮气沉沉、毫无作为的情况下，正是雅各宾派和特派代表的主动性于1793年夏季拯救了共和国。他们恢复了民族的统一，招募和补充了军队并使人民免于饥饿。然而，当时政出多门、互不配合和纪律废弛的情形十分严重；逮捕和捐税激起了人们的愤怒；革命军队有调转枪口反对国民公会的可能；地方冲突可能使行政机关趋于瓦解，或至少使革命努力归于徒劳。平民的自发行动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正如勒瓦舍尔所指出的，无政府状态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了。救国委员会认为必须健全政权机构和加强中央集权。但问题在于，这样做会挫伤革命精神，阻碍主动精神的发挥，以致削弱对反革命的镇压。从政治角度看，救国委员会感到左右为难，但经济形势已使它不再有其他的选择。

根据9月29日的法令，各县政府主管食品限价，市镇当局则负责确定工资限额；一般说来，食品价格比1790年上涨三分之一，工资则提高二分之一。人们立即发现，各地确定的价格和工资标准有很大的不平衡。各县往往抬高本地产品的价格，贬低外地货物的价格。此外，法令对运输费用和商业利润率均不作规定；因此，商品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对限价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相反，9月11日法令却对粮食草秣规定了划一的全国最高限价，甚至对运输费用也没有忽略。那年的粮食收成较好，但部分地区因受战争破坏或需筹集军粮而感到不足。新兵的开拔使粮食的脱粒迟迟不能完成。因此，各县的征粮工作仍困难重重，地方当局只是勉强供应本地市场；邻县前来采购粮食很难获得批准。在某些地区，特别在法国南部，由于从国外进口粮食几乎没有可能，居民势必将陷于饥馑。然而，人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对外贸易于是又自发地活跃起来。派驻波尔多和马赛的国民公会代表在征求了商人的意见后，分别于10月和12月建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通过中立国对外购买粮食。由于中立国拒绝接受指券，特派代表同意让某些商品出口，同时还征购外国证券，搜括教堂的贵金属用以制造铸币，甚至强行规定铸币必须换作纸币流通，企图使纸币的市价得以回升。

救国委员会不能放弃限价，否则就会同无套裤汉闹翻，让极端分子的奸计终于得逞。由于需要制造大批军事装备和筹集大批军粮，救国委员会不能放弃实物征购和征用制。不实行限价，指券将彻底崩溃；相反，实行了限价，指券行市于12月回升到面值的百分之五十。因此，救国委员会必须切实健全经济统制，统一食物的最高限价，并以由中央政权决定的实物征购和征用制为手段，在共和国各地区之间公平地分摊资源。对外贸易也应收归国有，救国委员会在决定从各种渠道进口原料和物资后，又制止地方自行其是，以免个别州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穷竭交换手段。经济的需要比政治的需要更有力地推动救国委员会把整个国计民生掌握在自己手里，由此建立的绝对权威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在10月至12月间，有关经济统制的理论、行动计划和执行机构在逐渐形成。继圣茹斯特之后，比约在雾月二十八日（11月18日）的报告中陈述了革命政府的原则和目标；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进一步确定了革命政府的基本特征：一切违法行为均得依法惩处；行政机构间或平民团体间的串联活动一概禁止；外省的革命军队全部解散，额外的捐税一律取消。于10月22日成立的物资管理委员会主持经济统制事务。该委员会分别于11月18日和12月10日获得了进口贸易的垄断权和出口贸易的批准权。从雨月二十四日（1794年2月12日）起，除地方的市场供应外，它又获得了实物征购和征用的全权。雾月十日（1793年11月1日），根据国民公会的法令，物资管理委员会负责制订各种商品在其产地的标准价格，并为此展开了一次广泛的调查。国民公会拒绝停止铸币在市场的流通；但在雪月五日（12月25日），康蓬通知银行家，决定征用他们的外汇。革命政府的形式在年底业已确定。

但是，革命政府的支柱——救国委员会——却费了极大努力才能勉强维持；从9月开始，山岳派的分裂已显而易见，并且日趋严重，两个对立的派别都想压倒对方，伺机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