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史（下）：1793年夏季的革命危机

二、1793年夏季的革命危机

山岳派的胜利不久又成了问题。七十五名议员签署了一份抗议书；其他议员离开了巴黎或故意逃会。各区群众反对征兵和建立革命军的活动又日趋活跃；外省传来的消息更令人震惊。6月6日，以巴雷尔和丹东为首的救国委员会建议撤销监视委员会，并向逮捕了议员的各州派送人质。罗伯斯庇尔力主拒绝这些措施。忧心忡忡的山岳派始终不能作出决断。被捕的吉伦特分子虽然在逐渐增多，但他们的命运仍悬而未决。直到7月8日，圣茹斯特仍主张仅打击内战的煽动者。革命军队尚未组成，摊派公债的问题议而不决。尤其，国民公会匆忙讨论了于6月24日完成的1793年宪法。宪法在前言中用信仰自由和经济自由补充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从而建立了政治民主制：立法团由选民以单名投票方式直接选出；执行委员会由立法团在选民推举的候选人中遴选。根据孔多塞的建议，为放宽人民行使主权的范围，将以美国的某些州为榜样，采用公民投票的形式：宪法将交给人民批准；紧急法令可由公民投票批准，但对一般法律则伴以严格的条件予以限制。宣言没有特别强调社会民主，仅满足于宣布：社会的目的是共同幸福；救济是“一项神圣的债务”，也就是说，贫民有获得救济的权利。国民公会自成立以来，反复重申民族团结的原则，答应抚恤残废军人和“祖国保卫者”的亲属，救济战争难民和其他灾民。罗伯斯庇尔对他以前提出的可能使资产阶级害怕的几项条款从此不再吭声；巴雷尔于6月27日愤怒斥责土地法，尽管3月18日法令已经规定，对土地法的拥护者处以死刑。山岳派希望宪法将扫除人们对无套裤汉专政的恐惧，但他们并不因此忘记满足农民的愿望，因而无论在5月31日革命或7月14日和8月10日的革命中，农民都得到实在的好处。6月3日，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将流亡者的产业分小份出售，价款分十年付清；6月10日的法令规定，地方公产可按人口平均分配；7月17日又规定，无偿废除剩下的一切领主权。

虽然如此，新的内战仍不可避免。我们已经看到，地方自治运动在5月已挑起内战。山岳派首先在巴黎动手必然地刺激了反叛思想的抬头。外省对首都的嫉妒以及地方主义的残余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地方当局在同国民公会断绝关系后便各行其是。从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观点看，人们确实可以给这种倾向加上“联邦主义”的罪名。不容否认，联邦主义观点对某些革命分子具有魅力，比约–瓦伦于1791年就有过这种主张，拉雷韦里埃等吉伦特分子则更加积极。可是，“联邦主义者”无非是想掌握政权；在环境的逼迫下，他们把1789年以来兴起的地方自治推向极端，他们表现出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既是革命党人历来具有的特点，也是雅各宾派不断采用的手段。随着群众骚动的接连出现，地方自治运动把那些为自己财产担忧的资产者、反对普选制的福扬派、依恋顽固派神甫的天主教徒和旧制度的拥护者都集合在一起。除了这些人以外，还应该加上对残害国民代表的罪行感到愤慨的那部分民主分子，他们的加入大大壮大了地方自治运动的力量。革命队伍中如此错综复杂的党派分野损害了内部团结。忠于1789年革命和关心民族独立的吉伦特派拒绝与挑动内战的旺代叛乱分子同流合污，不愿向外国求援。因此，巴黎四周、卢瓦河流域和边境的三十多个州顺利地接受了既成事实；在东南地区，没有这类顾忌的反革命分子领导了暴动，并顽固地坚持下去。

然而，布列塔尼、诺曼底、弗朗什–孔代和法国南部各州的行政当局纷纷独树一帜。他们同首府的地方当局一起向周围各县发出号召，召集初级议会的议员开会。业已变成“联邦主义”的地方自治运动仍旧模仿雅各宾派的种种做法。他们纷纷成立救国委员会或监视委员会，逮捕嫌疑分子，封闭俱乐部，决定征集部队；在里昂、马赛和土伦，“人民法庭”把爱国分子送上断头台或处以绞刑。分裂活动的结果相当可悲。群众对吉伦特分子和山岳派分子的派别斗争不感兴趣；分裂主义的头目如同国民公会一样，因下令征兵而使群众感到厌恶，因不能解除饥荒而引起群众不满。何况，为使分裂得以成功，就必须在布尔日召开前面刚提到的候补议员会议和建立新的中央政权。但是，法国西北部和南部被忠于中央政府的几个州所隔开，在布列塔尼和阿基坦之间插着一个旺代，里昂被与阿列州相邻的索恩–卢瓦尔州所隔开而不能同科多尔州连成一片，被与伊泽尔州相连的德龙州所隔开而不能同普鲁旺斯州相接壤。即使地区间的合作也实现不了：图卢兹终于拒绝了波尔多的请求，切断了阿基坦和下朗格多克之间的联系。最后，各州仍有一些县和市镇不肯参加分裂活动，一些爱国官员或者抵制叛乱，如图卢兹的台孔贝尔，或者拥护无套裤汉，如瓦朗斯的约瑟夫·培扬。许多联邦主义者因力量太弱而迷途知返，他们在山岳派谨慎地给予宽恕的期限内承认了错误；同时也因为，随着宪法的通过，他们希望利用下届立法团的选举，抛弃国民公会。

在国民公会看来，直接的危险是在诺曼底：当时已没有部队防卫巴黎，又没有粮食运来首都。蒲佐、佩蒂昂、巴巴鲁在卡昂会面后，敦促各省加紧行动。但下塞纳州不受他们的控制，仍让粮食通过。旺代叛军于6月9日攻占了索米尔，牵制了奥恩和曼恩两州，唯有菲尼斯太尔表现得特别积极。诺曼底叛军在同布列塔尼叛军会师前，已开始进军。7月13日，正当他们在厄尔河上的帕西毫无戒备地休息时，由救国委员会勉强拼凑的一支几千人的共和军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诺曼底叛军不战而逃。法国西北部从此平服，吉伦特分子离开了卡昂和布列塔尼，前往波尔多。在向法国东部的科多尔州、杜州、上索恩州、汝拉州和安州进攻和向南部的图卢兹和下朗格多克进攻时，共和军也一帆风顺。陷于孤立的波尔多于8月19日让国民公会的代表进入该城，接着又加以驱逐；雅各宾派于10月重占优势，波尔多城于19日才被占领，该城已无力进行武装抵抗。

真正对爱国党的事业有致命威胁的是东南部。在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作战的法国军队被切断了后路。里昂的叛军司令普莱西向撒丁求援，马赛和土伦以及科西嘉的帕奥里则请英国出兵。在德龙州各俱乐部的支持下，卡尔图于7月27日打退了马赛的叛军，并夺回了阿维尼翁；里昂叛军除直至9月还在西部占有卢瓦尔州外，已处在被包围之中。卡尔图于8月底再次发动攻势，于25日恰好赶在英军到达前占领了马赛。相反，土伦向外敌打开了大门，并于8月29日交出了地中海舰队。共和军于10月8日进入了里昂，而土伦则一直坚持到12月19日。在这个地区，内战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旺代，也导致了流血的报复。从8月份起，叛乱的范围总算被控制住了。但在7月，整个法国简直四分五裂。

边界上的形势也十分危急。丹东自重掌政权后，始终在进行谈判。根据丹东的要求，国民公会于4月13日变相撤销了1792年11月19日法令，共和国将不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丹东虽然试图争取瑞典、土耳其、皮埃蒙特和科希秋什科，努力拉拢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两国的宫廷，但成效甚微，因为小国对失败者的话不容易听得进去。丹东也向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方面进行和平试探。格伦维尔傲气十足地把谈判推给了参谋部，福斯泰竟未能同参谋部取得联系。丹东怎么可能把交回共和国夺得的土地作为和谈的条件呢？反法同盟诸国已经收复了失地，并准备肢解法国。他们把已经陷入绝境的弑君者提出的不值一文的建议当作笑柄。这种外交实际意味着，在战争中如不能胜利，便只有以妥协面目出现的投降。因此，山岳派怀疑丹东想释放王后及王子，甚至想复辟君主制：丹东于4月13日曾声称，人民的主权应该被承认，但这与君主制不相矛盾。罗伯斯庇尔于是让国民公会作出决定，禁止进行可能牺牲共和制的任何谈判，并重申兼并的既成事实。早在4月10日，他已要求把玛丽–安托瓦内特送交革命法庭审判。6月，宪法的一项条款宣布，法国人民不同占领其国土的外敌媾和。丹东仍坚持主和。在此期间，军火制造毫无进展，对军需商的攻击日趋猛烈。根据都尼埃的一项报告，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了爱斯帕涅。法军在前线接连败北。杜穆里埃失败后，科布尔正围攻孔代和瓦朗西安；法军向雷姆和维科涅树林中的进攻也遭失败，丹皮埃尔阵亡。5月23日，接任的法军司令撤出了法马尔兵营，退至斯凯尔特河和桑赛河之间的恺撒兵营，使康布雷和通向巴黎的大道暴露在敌人面前。尽管库斯丁为援救美因兹而再次发动的进攻遭到失败，救国委员会仍委托他主持北方军团。这位大贵族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对政府的态度十分放肆，对只有少校军衔的国防大臣布硕特、国防副大臣埃贝尔分子文森，以及对在利尔支持发伐尔州长反对拉摩利尔将军的雅各宾军官和军事特派员全都不屑一顾。因此，库斯丁虽然得到国民公会特派代表的支持，不久便以嫌疑罪被控，于7月12日被召回巴黎，终于一事无成。撒丁军队威胁着萨瓦和尼斯，西班牙军队越过了比利牛斯山，正向佩皮尼昂和巴约讷挺进。在西线，威斯台尔曼在夏蒂荣一战取胜后，于7月吃了败仗。接着，桑台尔在维依埃战败。(www.chuimin.cn)

经济危机一天比一天更严重。5月4日的法律未被严格执行。持温和立场的地方当局对征发粮食往往敷衍了事，因而限价最后只是导致了市场的空虚。由于最高粮价由州政府统一规定，不考虑运输费用，越是缺粮地区就越没有粮食运来。在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下，各地行政当局便禁止粮食运出。国民公会不但不加强法律，反而干脆放任自流：7月1日，它允许地方当局在市场外购买粮食，军粮的筹集也以同样办法进行；它还让特派代表和州政府有权暂停执行限价法。巴黎和各大城市的面包铺门前排起了长队，骚动随时可能爆发。与此同时，指券的比价于7月已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资金纷纷流往国外；交易所的投机活动十分猖獗；人们囤积商品；物价不断上涨。6月25日至28日，肥皂涨价在巴黎触发了新的暴乱。

国民公会越是表现无力，群众请愿就越多和越强烈：政府必须作出新的努力以应付局面。和平已不再可能：同盟诸国要复辟旧制度，奥军在诺尔州已见诸行动。无套裤汉因为只能在胜利或屈服两者中作选择，便孤注一掷，宣布把战争进行到底：“不自由毋宁死。”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什么不动员全国的力量呢？大举征兵的思想开始抬头；平均主义的本能和对热马普胜利的怀念也有助于这一思想深入人心。无套裤汉认为“自私的富人”居心不良，要求对囤积居奇者处以死刑，要求封闭交易所和取消股份公司。运动在不断深入，因为用镇压手段结束投机活动似乎十分容易。全国性的反动正在形成中；革命派对盲目追随暴君的“奴隶”，以及对抢购商品准备出口的外国人怀着鄙视和仇视的感情。因此，法国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禁止投机活动和保留自己的食品。在里昂人勒克莱尔·道兹的帮助和在演员克莱尔·拉孔勃领导的“革命妇女社”的支持下，忿激派竭力拨旺人民的怒火。雅克·卢于6月25日在国民公会旁听席上，代表科特利埃俱乐部。以极大的愤慨指责国民公会的软弱无力：“山岳派的议员们，请不要以屈辱结束你们的议员生涯！”人们纷纷斥责雅克·鲁散布反革命言论；罗伯斯庇尔要雅各宾派对此提高警惕；马拉、埃贝尔和肖梅特也随声附和，趁机中伤他们的政敌。抢劫肥皂的事件恰好在那时发生，人们把责任加在雅克·卢的头上。但是，人们后来称之为埃贝尔党的那派人——尽管埃贝尔从来不是该派的首领——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和消灭所有贵族，他们不久就把忿激派的社会纲领接过手来，因为无套裤汉对忿激派唯命是听。在他们尚能希望通过山岳派操纵国民公会时，他们宁肯同山岳派一致行动；虽然如此，他们也并非不想再发起一次新的“行动”。他们或许会就此上台执政，因为他们已控制着科特利埃俱乐部，在布硕特主持的国防部内党羽甚多，他们还可以把公社带动起来；总之，国民公会的命运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下。

这种形势具有严重的危险。全靠无套裤汉的奋力猛进，共和国才得以拯救；无套裤汉的生硬简单的思想作风以及他们自身的需要推动着共和国沿着笔直的道路前进。圣茹斯特大声疾呼：“勇敢!”在1793年7月，国民公会表现得优柔寡断，山岳派则争吵不休，革命的推动力来自外部。但是，没有一个采取统一革命行动的政府，没有取得为革命提供干部的大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平民的热情终究不能持久。由第三等级发动的革命，其生死存亡取决于第三等级的团结。国民公会是第三等级的象征，因为它是各派爱国分子不得不接受的唯一权威。由国民公会接受的并经一百八十万张选票批准的宪法把共和分子结合成一个集团。如果解散或分裂议会，就有使内战重起和使革命力量在无政府状态下互相抵消的危险。皮特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银行家培勒戈竟出钱雇人，专门负责“煽风点火”；在7月末，利尔查获一名英国间谍的皮包，其任务就是挑动骚乱。一名自称巴兹男爵的冒险家在试图援救国王失败后，正准备组织王后越狱；他看到，只有挑动共和分子互相残杀，才能扑灭革命。这位狂热的阴谋家和投机家同许多贪恋声色之乐的腐化分子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一些企图浑水摸鱼的议员、俱乐部的演说家和外国难民；他们积极主张采取极端措施，企图利用公司股票下跌谋取暴利。德洛内和法布尔·代格朗丁分别于7月和8月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揭露了他们的阴谋。罗伯斯庇尔从一开始就怀疑，极端分子中可能混有反革命的代理人。

法国终于建立了一个革命政府。在7月初，形势的日益恶化使人们对国民公会的批评更加尖锐。此外，人们指控迪永将军正为援救王后和王子而策动兵变，这一下使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国民公会于7月10日改组救国委员会，把丹东等人开除出去。共和二年的大救国委员会花了二个月时间才逐渐组成。忠于库斯丁的加斯巴朗很快宣布退出；丹东的朋友杜里奥于9月相继退出；贝尔加拉特夫人——其丈夫在撒丁军队中任职——的情夫艾罗·德·塞舍尔很快变得形迹可疑。库通、圣茹斯特、让蓬–圣安德烈和马恩的普里厄组成了取得巴雷尔和兰代支持的坚定的山岳派核心，随后加入这个核心的有罗伯斯庇尔（7月27日）、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8月14日），以及比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9月6日）。在不少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互不一致。兰代厌恶恐怖主义；比约和科洛倾向无套裤汉。他们虽然都属于资产阶级，但在社会问题上，主张实行社会民主制的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同具有明显保守倾向的卡诺和兰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脾性也不尽相同，个人好恶最终转化为仇隙。但在几个月内，危急的形势使最终导致革命垮台的分裂暂时得以避免。这是一些廉洁勤奋但又独断专行的人，他们有着明确和坚定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发号施令、坚持奋斗和夺取胜利。共同的工作、面临的危险、因掌权而沾沾自喜和自命不凡，这一切使他们在救国委员会这个独立的机构中创造了某种团结气氛。他们一致反击旨在国民公会和第三等级中制造分裂，从而乘机推翻他们的任何势力。他们大部分都兢兢业业地处理繁重的行政事务。人们往往为了贬低一些成员而过分赞扬另一些成员的功绩，似乎这些人对维持政局的安定能无动于衷。应该看到，政局的安定是他们成功的保障，特别是罗伯斯庇尔，他在巴雷尔、圣茹斯特和比约的辅佐下，反复向国民公会和雅各宾派宣讲和维护他们的政策，使革命政府得以保持下去。

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庇尔曾靠助学金在路易十四中学上学，成绩优异，毕业后在故乡阿拉斯的律师公所享有颇高的声誉；自1789年当选三级会议代表以后，他在制宪议会、雅各宾俱乐部以及在报刊上坚持不懈地维护民主原则，深受革命人民的尊敬。可是，在吉伦特派雄辩的鼓动下，革命人民陷入了宣传和战争的狂热之中，罗伯斯庇尔未能加以阻止。如今，他的种种担心都得到了证实。可悲的是他担负着比任何人都更重要的责任，要在他曾徒劳地努力予以制止的风暴中挽救革命。出于自尊和自信，罗伯斯庇尔勇敢地坚持他所主张的原则，但他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家。相反，人们可以看到，在接踵而来的漫长的危机中，他专心致志地注视环境的变化，并善于用政治家特有的灵活性去适应环境。长期以来，他始终认为，为了保持稳定，革命政府应该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去行使权威，但是为了加强这一权威，还应该同无套裤汉群众密切结合；救国委员会必须置于国民公会和无套裤汉之上，有选择地接受平民的愿望，并交议会通过，从而实现救国委员会的目的：镇压共和国的敌人和使贵族的最后希望破灭。打着国民公会的名义并强迫国民公会就范，控制人民而又不打消人民的热情，这是罗伯斯庇尔的统治秘诀。作为经受过种种考验的议员，他同他的亲密同事全都懂得，一场“变乱”正在准备中。在极其动荡的局势下，他们勉强统治了一年之久。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1793年7月那时，虽然指导方针早已确定，但这些方针尚待在执行中加以具体化，因为政府还没有足够的有力的手段去付诸实行。由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和经济危机触发的群众运动终于在夏季迫使救国委员会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