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伦特派垮台：法国革命史下的重大事件

一、吉伦特派的垮台，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的革命

1793年1月25日，杜布瓦–克朗赛的一份报告指出，必须征集三十万新兵，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五十万。报告还要求将义勇军同野战军合并，恢复统一的军事组织，但骑兵和炮兵仍实行募兵制。国民公会接受了“混编”的原则。作为准备，它首先于12月21日统一了军饷和晋升制度，采用了国民卫队的蓝军服作为统一的军服，并定出了新的番号和军衔。但是，由于新的战役即将开始，关于建立新联队的措施决定暂缓执行。征集三十万新兵的工作一直拖到2月23日才决定在二十至四十岁的单身或丧偶男子中进行。虽然人人都懂得服兵役是件令人生厌的差使，但没有人想到征兵会激起强烈的抵制。

人们对海战的前景和殖民地的命运不能抱有幻想。甚至连科西嘉岛也离开了共和国。制宪议会把帕奥里放回科西嘉，这位曾经领导反对热那亚和法国统治的领袖把该岛看作是自己的属地，并在副检察官波佐·迪波尔哥的配合下，请求英国帮助科西嘉脱离本土。法国曾指望海盗对它有利。事实也并非如此：海盗虽然给敌国带来了损失，但法国商船所受的损失甚至更为严重。中立国船只已成为对外贸易中的主要中间人。在以往的战争中，法国国王历来以“海洋自由”的保卫者自居，站在中立国的一边，坚持“国旗掩护货物”的原则，从而取得中立国的帮助，逃避英国的封锁。国民公会采取的政策恰恰相反，它不仅废除了和敌国过去签订的贸易协定——首先是1786年协定——和禁止了来自英国的许多商品，而且于5月9日通过法令，声称把服从英国命令的中立国船只一概当作敌对国财产加以没收。主张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制造商，特别是棉纺厂主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其中原商事裁判官杜歇自荐在《总汇报》和巴雷尔身边充当代言人；相反，港口的大资产阶级却怨言颇多。从这个角度看，国民公会的不妥协政策正是吉伦特派软弱的表现。

加强封锁只能使经济形势变得越来越坏。处死国王和向全欧宣战造成了指券的贬值；指券愈贬值，人们的生活也愈困难。在1月初，指券的牌价还等于面值的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到了2月，已降低到百分之五十，2月至10月间更是不断下跌。革命派把指券贬值归罪于外国银行家，说伦敦的贝林银行、阿姆斯特丹的霍普银行、汉堡的帕里什银行不但互相串通，狼狈为奸，而且勾结巴黎的金融家——其中相当部分也是外国人——为皮特的利益大搞投机活动。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到，相当多的法国人同样在搞指券投机，更多的人抛售货币，抢购实物。物价上涨的速度之快已使工资的增长无法跟上。里昂工人于1月要求制订最低的工资限额。惊慌不安的各地居民完全切断了粮食的流通；政府力图依靠进口粮食来缓和粮荒，但外国粮食也越来越少。在巴黎，公社争取国民公会拨款，仍维持每斤三苏的面包价格，但在2月25日至27日，发生了抢劫食品店和肥皂船的事件。

政府日渐衰弱。罗兰于1月22日辞职，吉伦特派因此失去了一员大将；但是，吉伦特派于2月把巴什从国防大臣的职位上赶走，接任的勃农维尔对两派玩弄两面手法，把无套裤汉从部内各司局赶走，而对军需商的要求一概满足。担任内政大臣的加拉虽然内心倾向右派，却不打算受到牵连；担任司法大臣的戈叶同蒙日一起投靠了雅各宾派。勒布伦和克拉维埃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担任指券局局长的拉马什遭到了弹劾。国民公会于1月1日成立了由吉伦特派操纵的国防委员会；但是，为了尊重三权分立，国防委员只是对越来越暮气沉沉的各部实行监督。孔多塞于2月就宪法草案作了报告。这项报告并未取得人们应有的重视。山岳派认为当前的时机不宜考虑宪法问题。对宪法草案的讨论至4月方才开始，吉伦特派那时想赶紧颁布宪法，以为通过选举就能排斥山岳派。其实，双方都不希望对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党派斗争无休止和无结果地在继续下去。外来的力量对这场斗争的胜负起了决定作用。

在审判国王案后，无套裤汉不断攻击那些主张“处决国王应诉诸人民”的议员，接着又要求将这些议员逐出国民公会。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恢复团结，逮捕嫌疑犯，建立革命法庭，并击破贵族的阴谋。作为平民的领袖，无套裤汉同普通百姓保持直接的联系，他们懂得群众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维持生计。群众要求实行食品限价、征集粮食、救济贫民和士兵家属，以及组织革命军队。最后一项要求具有双重的好处，它既保证群众掌握权力，又使群众不致失业。至于资金来源，他们主张向有钱人征税，其中表现最积极的是所谓“忿激派”，即雅克·卢神甫和瓦尔莱（家境小康的驿站职员），以及他们在外省的党羽，例如里昂的沙里埃和勒克莱尔，奥尔良的律师塔博罗。他们并不要求实行《土地法》；3月18日法令早已规定，提出这类建议的人将被判处死刑。但在他们看来，社会问题的重要性胜过政治问题：现在主权已经属于人民，假如人民仍不免饿死，那要主权又有什么用处？已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俱乐部分子或已有一定名望的报刊文人，如埃贝尔和马拉等，虽然对忿激派心怀妒忌，但他们最终还是照忿激派的愿望行事。大多数无套裤汉注视着山岳派和雅各宾派，随时准备响应他们的号召。也有部分无套裤汉表现急躁，特别是瓦尔莱，他们认为山岳派过于谨慎和温和，主张自己采取主动，即令解散国民公会和夺取政权也在所不惜。有些曾参与9月屠杀的无套裤汉甚至企图利用当时的危机，把吉伦特分子和其他嫌疑分子送交临时组织的革命法庭或人民法庭审判。

丹东直到最后关头仍希望恢复所有共和分子的团结。在雅各宾派和公社的支持下，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认为恢复团结已不再可能，因而同无套裤汉一样，力图搞垮吉伦特派，并根据救国的要求，建立独裁政府。由于他们同样面临着被对方排斥和指控的危险，出于对自身的安全考虑，他们也不能不这样做。共和分子在社会纲领问题上更难达成一致意见，因为这涉及是否实行限价的问题。作为信奉经济自由的资产者，山岳派并不相信限价有任何好处。在他们看来，政治高于一切。罗伯斯庇尔在2月的骚动期间愤怒地指出，不该让“无足轻重的商品”转移人们对反革命活动的注意；肖梅特在公社会议上仅提出了查究囤积居奇者和雇佣失业工人从事公共建设的建议。他们于4月在限价问题上作了让步，但十分勉强，以后几个月的事态足以表明，他们从未完全赞同这个做法。此外，平原派是否愿意消灭吉伦特派，这还是个问题。罗伯斯庇尔曾长期希望在国民公会内部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也许在理论上有所顾忌，因为强行解散国民公会不符合代议制原则；另方面他对起义会带来什么后果，也很不放心。如同在8月10日前一样，他反复重申，从各方面看，对人民负责都比对选民负责更加重要，他的任务是根据人民合法表达的意志，引导选民服从人民。这里包含着很大的幻想成分，雅各宾派对他鼓掌欢迎，无套裤汉却公开指责他是巧言令色的骗子。实际上，罗伯斯庇尔最后仍支持举行强大的群众示威，迫使国民公会就范。但是，万一国民公会坚决顶住，又该如何办好？山岳派不同意驱散国民公会，更不愿意重演9月的惨剧。在此情况下，政权就会旁落，公社和无套裤汉头目就会得势。外省将不能容忍9月事件的重演；为了团结外省，必须保留国民公会，并让它保证山岳派的专政。这些错综复杂的倾向极其重要，它们说明吉伦特派为什么在4月后才垮台；由于这些倾向的存在，革命政府的稳定始终得不到保证，且不说这些倾向后来还促使了革命政府的垮台。

在处死国王后，局势一度趋于相对平稳；随着国内外的威胁再度出现，危机又重新发生。3月1日，杜穆里埃刚刚进入荷兰，他的后方在罗埃河一线被科布尔突破：科布尔不久又占领列日，渡过了默兹河。勃农维尔和吉伦特派在最初几天曾竭力安抚舆论；但是，丹东在7日从比利时赶回巴黎后，立即发出了警报，接着又反复重申1792年说过的那句名言：“我现在只知道要对付敌人；让我们先把敌人打败。”由于时间紧迫，他要求巴黎爱国者作出新的努力，以挽救比利时。但是，如同9月那时一样，爱国者回答说，他们不能让卖国贼利用他们离开首都的机会来制造奸计。丹东因此建议成立革命法庭，以防止出现新的屠杀。巴什于9日代表巴黎各区支持丹东的建议。与此同时，起义运动正在街头酝酿：9日晚间，吉伦特派几家报馆的印刷厂遭到了袭击；各区代表在主教府集会；瓦尔莱于10日说服了科特利埃俱乐部带头举行起义。起义失败了，因为公社和雅各宾派都不赞成。国民公会根据兰代的报告，同意设立终审的非常法庭，但保留对法官、陪审团和公诉人的遴选权。丹东还要求国民公会设立一个拥有行政全权的委员会，这一建议取得了罗伯斯庇尔和康巴塞雷斯的一致赞同。吉伦特派大肆鼓噪，高呼反对独裁；拉雷韦里埃–勒卜于11日推翻了这一动议。危机终于流产。

那时候，国民公会代表派往比利时各省的特派员正忙于搬迁公共金库和查抄教堂的财物；当地居民或者抗议，或者抵制，到处都乱成一团。杜穆里埃从荷兰撤出后，赶到了布鲁塞尔；他把教会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压制俱乐部分子的胡作非为。接着，他于3月12日向国民公会寄出一封语含威胁的信件，除了大发一通牢骚以外，还专门攻击12月15日法令。国防委员会于15日就该信进行了辩论；丹东在发言中保证能让杜穆里埃回心转意。但他终于失望而归，从此一直保持沉默。杜穆里埃于18日和21日分别在尼温顿和卢万战败后，同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企图回师巴黎，拥立路易十七为国王和恢复1791年宪法。国防委员会决定将杜穆里埃解送法庭受审，国民公会于31日派遣勃农维尔和四名议员送达这一命令。杜穆里埃于4月1日把他们统统交给了敌人。他看到巴黎大门已开，没有任何军队能阻拦他重演拉法叶特的故伎。由于部队拒绝随他行动，杜穆里埃于4月5日越过边界投敌。与此同时，库斯丁于3月27日和28日在纳厄河打了败仗，放弃莱茵左岸防线向兰道撤退，听任普军围攻美因兹。

在法国国内，征募三十万新兵引起了居民的普遍惊慌。征兵法令规定，入伍新兵应由合格壮丁互相推选。因此，有的地方采取推举的方式，其结果十分荒唐；多数情况是出钱购买壮丁；也有因互相推诿而导致无穷的争执。但是，有的壮丁对免服兵役的地方官员群起攻击，甚至举行暴动，这类事件曾多次发生过。3月9日，国民公会通过法令，派遣八十二名代表去各地执行法律；3月19日法令接着宣布，对为首闹事者处以极刑。一般说来，事态很快平息下去了，即使在布列塔尼也是如此，但在3月10日至15日间，整个旺代地区闹了起来。旺代的农民既不留恋国王，又不拥护旧制度；但他们对城里的雅各宾分子和行政当局制造的教会分裂以及严厉镇压顽固派神甫的做法，从内心感到愤慨。宗教改革在普瓦图地区有很深的影响，由格里尼翁创立的玛丽亚会以及各种修女会自十七世纪末以来一直狂热地向居民进行宗教灌输。在1791年8月，乡村的人并没有支持贵族造反；他们在1792年也没有为使善良的神甫免遭流放而起来反抗。但在1793年8月，征兵却第一次在农民中激起了反抗运动；可以预见，他们决不同意为革命打仗。就在那时，所有的部队都已向边境开拔。

叛乱在整个旺代地区同时爆发，这表明事先肯定经过了协商。但从表面看来，这场暴动似乎使贵族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也在密谋叛乱，只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叛军攻陷了好几座县城；肖莱陷落后，行政机关被解散，担任公职的资产者遭到虐待；在马什科尔，官员甚至被毒打或处死。一些贵族很快成为叛军的首领，但平民也并非完全被排斥。斯托弗莱和卡特里诺等人原是旧军官，容易成为独当一面的首领。沙列特在马雷地区称王称霸：罗亚朗和萨皮诺兄弟占领着整个灌木丛地区；莫日地区仍被天主教军所占领，该军在蓬尚、代尔贝、斯托弗莱、累斯库尔、拉罗什雅克林的指挥下，与培尼埃教士一起组织了政府。居约·德·丰维尔也前来投奔叛军，他自称是主教，大概同法国流亡者有联系。叛军立即向英国求援，一些叛军领袖曾主张向巴黎进军，另一些则企图进入布列塔尼。但他们不能组成一支常备军：当“蓝军”出现时，农民们蜂拥而来；打了胜仗后，农民即各自回家。这种状况使共和国终于得救。叛军打了不少胜仗，在灌木丛生的丘陵地区，道路曲折稀少，农庄分散隐蔽，地形利于进行防御和突然袭击。如同义勇军一样，旺代叛军自发地采用适于发挥其特长的战术：以散兵队形接近敌人，布置埋伏，当敌人出现动摇时群起攻击。国民公会在最初几个星期仅派出了国民卫队或新兵前往清剿；除努瓦莫提埃外，勉强能守住或夺回海岸线。到了夏季，蓝军在蒙吕松连打三个胜仗。这对改变战局具有根本的影响，但在4月向莱荣河发起的进攻失败了。旺代军占领了布雷絮尔和帕特内；5月5日，又攻克杜阿尔。丰特内一战失利后，叛军又卷土重来，在丰特内城大肆劫掠。6月9日索米尔战役获胜不久，叛军进入了昂热城。最后，叛军于6月29日进攻南特，遭到了失败。政府于5月不得不从边境调回部分军队，但国民公会派驻索米尔和图尔的众多代表不但互不服气，而且同据守尼奥尔基地的比隆意见相左。威斯台尔曼于7月3日夺取夏蒂荣后，于5日被击溃；桑台尔于13日在维依埃遇到同样的命运。罗西涅尔和龙森于是出任政府军正副指挥，但这些无套裤汉将领仍不济事；截至10月前，旺代叛军仍未被消灭。

杜穆里埃的投敌叛国和旺代的内战对共和派震动极大：这是一次新的“恐慌”，共和派又开始逮捕嫌疑犯。这两个事件比外敌入侵更加触到了共和派的痛处，他们不能不采取非常措施。即使在国民公会中，反对非常措施的人也越来越少。国民公会于3月18日决定，流亡分子和被判流放的神甫，凡在共和国国土上被捕者，一经验明正身，即可处决；第二天又决定，对手持武器的叛乱分子也一概处决。21日，出现了由选举产生的各监视委员会，负责检查护照，监视陌生人或外国人，后来的人惯于称它们为革命委员会。无套裤汉在这些委员会中人数众多，很快垄断了这个政治警察机构。国民公会于28日通过了惩治流亡者法，对流亡者一概判以褫夺公权终身，他们从祖上获得的遗产在五十年内由共和国保管，如回法国则处以极刑。最后，国民公会于4月5日决定，向革命法庭解送人犯的任务不再由国民公会自己担任，变为交给公诉人富基埃–丹维尔负责，但涉及政府大臣的案件属于例外。

在雅各宾派分子的影响下，外省的行政当局自发地建立了名目繁多的救国委员会，负责征兵事务和地方安全。埃罗州于4月19日通过了一项著名的决定，委托救国委员会征募五千名士兵，供本州调遣，并强行摊派五亿公债。先后于3月9日和4月30日派往外省的两批国民公会代表推动了革命措施的酝酿和制订。吉伦特派为了削弱山岳派在国民公会中的力量，故意将山岳派分子送往军中效力，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5月6日的政府命令规定，国民公会代表有权任命特派员和建立特派员办事处，其人员自然也在雅各宾分子中遴选。因此，特派员在各地清洗行政当局，逮捕嫌疑犯，征收捐税和征发军需。他们的活动多次遇到了依旧追随吉伦特派的地方当局的强烈抵制。像卡诺这样的资产阶级保守派开始认识到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他于3月18日写道：“只要敌人还存在，就不能指望得到和平，外部的敌人是如此，内部的敌人更是如此。必须把敌人彻底歼灭，否则我们就会被他们所压垮。”(www.chuimin.cn)

只要政府仍然软弱无力，即使努力作战又有什么用处？杜穆里埃的叛变激化了国民公会中的党派斗争。吉伦特派因与杜穆里埃关系密切受到了牵连；万一政变得以成功，那些借将军的名声保护自己的吉伦特议员肯定会拍手叫好。他们如今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在杜穆里埃的亲信中，有些是菲力浦–平等的亲友，后者的儿子沙特尔公爵甚至跟随将军一起叛逃：这是再次指控山岳派搞奥尔良主义的极好借口。丹东由于多次出使比利时，回来后又保持沉默，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4月1日，拉索斯揭发了阴谋，遭到丹东的猛烈反击；丹东不但不为自己辩护，反而在山岳派疯狂的掌声中，明确表示他同那些曾企图挽救暴君的人断绝关系。第二天，罗伯斯庇尔要求弹劾吉伦特分子，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平原派不想追随罗伯斯庇尔，但形势使他们向丹东靠拢。4月6日，国民公会终于接受丹东的提议，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同丹东一起选入该委员会的还有巴雷尔和康蓬等人。他们虽然不同程度地倾向山岳派，但仍被认为是独立的。丹东在救国委员会占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因而该委员会几乎可被看作是第二届丹东内阁。丹东依旧推行妥协和拖延的政策，尽管他在4月1日作了引人注目的表态。平原派对这个政策十分满意，新成立的救国委员会不能直接下达逮捕令，但可对大臣实行监督，从而徒劳无益地削弱了大臣的权威。这个办法当然不是山岳派所希望的，也遭到吉伦特派的反对。斗争继续在进行中。

4月1日，应比洛托的要求，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凡议员有叛国嫌疑者，人身不受侵犯的条款不再适用：这个规定为国民公会议员的互相残杀打开了畅通无阻的道路。比洛托一伙指望利用这项法令来对付山岳派，机会不久便来到了。4月5日，马拉以雅各宾俱乐部主席的名义发表一项通令，请求外省的爱国者前来援救蒙受杜穆里埃威胁的巴黎，他同时还揭发在审判国王案期间持“诉诸人民”意见的议员是卖国将军的同谋者。吉伦特派立即进行反击，于4月13日取得国民公会同意，把马拉解送革命法庭受审。在这以前，巴黎麦市口区已于4月10日发起请愿，要求把持“诉诸人民”意见的议员交给他们的选民，让选民收回对议员的委托。平原派肯定不能接受这项请愿，而吉伦特派却一再要求用这项措施处置山岳派议员。罗伯斯庇尔对这种无理纠缠提出了抗议，但巴黎各区的代表却通过了请愿书。这项文件本是丹东派执笔起草的，丹东的另一名亲信却建议国民公会拒绝接受请愿书；国民公会于4月20日宣布，请愿书是对持“诉诸人民”意见的议员的“污蔑”。丹东显然想把水搅浑，仍然希望把吉伦特派争取过来。至于马拉，他于24日被宣布无罪释放。

就在那时，山岳派终于彻底与无套裤汉和科特利埃俱乐部合流，决定实行经济统治。这一重要事实改变了整个局势。罗伯斯庇尔于24日建议在人权宣言中增加四项条款：规定所有权是“法律保障公民享有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也就是说，所有权的范围受法律的限制；规定所有权“不能损害我们周围人们的安全、自由、生存和财产”，从而以含蓄的方式为经济统治进行辩解。4月11日，国民公会下令禁止通货买卖和两种物价并存，对拒绝接受指券者将予严惩。18日，巴黎地区各有关当局的代表决定举行请愿，要求实行限价。国民公会于25日前进行分组讨论，接着举行全体会议。30日，市郊圣安东尼区的群众拥进国民公会会议厅，以进发凡尔赛闻名的巴黎妇女也及时赶到。5月4日，一项法律确定了本州粮食草秣的最高限价，各县负责对粮食实行登记和征购，以供应市场，市场外的粮食交易从此一概禁止。

无套裤汉当时正忙于应付在旺代军事失败后出现的骚乱。4月25日，蓬孔赛依区要求巴黎出兵镇压“盗贼”，公社于5月初决定征募一万二千名新兵，并根据埃罗州的原则（已取得国民公会批准），委托各革命委员会强行摊派公债。骚乱在巴黎到处蔓延。无套裤汉首先想把公证所办事员和店铺伙计送进军队，这些年轻人坚决进行抵制，并于5月4日至6日在卢森堡公园和香舍丽榭大街举行群众大会。各区的无套裤汉自己也不准备从军出征，他们历来主张实行直接民主，如今在征兵的问题上，却要由他们代替别人作主。国民公会终于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按照老习惯悬赏五百里佛征集“英雄”。为了加快征兵工作的进行，议会同意垫出这笔资金，尽管毫无偿还的希望。从那时起，各区的集会变得吵吵嚷嚷，无套裤汉的敌人决心在会场上进行一番较量，双方在本区结帮成派，互相对立，有时不惜大打出手。5月8日，罗伯斯庇尔指出了这个危险，要求由“身穿金饰套裤的富人”承担建立革命军队的一切费用。

这些骚乱事件表明，群众对为共和国作战缺乏热情。政府既要依靠群众，又要强迫群众：这一矛盾不是个好征兆。但是，山岳派和无套裤汉当前最担心的事，还是在许多外省城市早已出现、而在巴黎正酝酿中的“地方自治运动”。

地方自治运动最早出现在第一次恐怖时期，处死国王使这一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吉伦特派的紧急呼救、山岳派代表与地方缙绅的对立促进了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征集新兵、港口封锁以及由此产生的失业，更使地方自治运动的拥护者日渐增多。一些外省试图组织营队派往巴黎，菲尼斯太尔曾派出了一营士兵。早在3月16日，国民公会派出的代表在奥尔良市受到侮辱，莱奥纳尔·布东被刺受伤。人们对地方自治机构逐渐重视起来，积极参加它们的集会，并要求各区都有常设的区公所：既然巴黎自1792年7月以来已存在常设的区公所，为什么外省就不能呢？人们不等国民公会的同意，便立即见诸行动。

在波尔多，各区公所满足于在5月9日发表一篇咄咄逼人的宣言。在马赛，由于雅各宾分子与巴巴鲁关系破裂，他们失去了对城市的控制，国民公会派出的代表于4月29日离城出逃；各区公所组织了联区委员会，并用1792年9月未经许可建立的人民法庭镇压无套裤汉。里昂的情形更糟：该城于5月29日发生了反对雅各宾公社的暴动。经巷战后，国民公会代表暂时把暴动镇压下去。沙里埃被投入狱中。5月24日，汝拉州建议在布尔日召开候补议员会议；安州表示赞同，科多尔州建议派军队保护。5月30日，卡昂在是否派一营新兵前往巴黎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一些真诚的共和分子像平原派一样反对极端民主派，他们参加了地方自治运动，但在其中仅占少数。地方自治运动的主力是仍然拥护君主制的资产者、顽固派神甫的信徒以及旧制度的拥护者。他们全都自称是吉伦特派，但这只是障人耳目的招牌而已。加尔州副检察长格里约雷写道：“争夺我们的两大派都十分恶劣；布里索、佩蒂昂和葛瓦代与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同样令人可恨。”假如吉伦特派在其盟友的帮助下压倒山岳派，反动派也将很快压倒吉伦特派。米希勒说得好，吉伦特派“已不再有革命精神”。无套裤汉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国民既依恋制宪议会的业迹，又急于求得平静和安逸的生活，假如能通过妥协达成和平，他们会乐于接受。假如地方自治运动在外省和巴黎同时发展起来，吉伦特派迟早会以地方自治的名义，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国民公会。由此可见，6月2日的革命是山岳派和无套裤汉针对所谓“贵族阴谋的变种”而采取的防御行动和惩罚行动。

吉伦特派像以往一样轻率，在胜利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前，就仓促上阵，企图进行最后决战。根据罗伯斯庇尔的要求，公社已决定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和逮捕嫌疑犯；各监视委员会的代表举行了会议，会上提出了各种建议。5月19日，两名警察官员甚至主张把吉伦特派的主要首领绑架和秘密处死，然后就说他们已流亡国外。这一主张当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巴什终于使会议转入正题。但是，获悉这一秘密策划的葛瓦代于18日揭发了阴谋；根据巴雷尔的建议，国民公会任命一个十二人委员会负责进行调查。该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吉伦特分子组成，其决议也就可想而知；它于24日下令逮捕包括瓦尔莱和公社副检察长埃贝尔在内的四名无套裤汉，后者所办的《杜歇老爹报》十分风行。公社于第二天提出了抗议，当时任国民公会主席的伊斯纳尔在一篇“不伦瑞克式的宣言”中对巴黎大肆威胁。群众于27日聚集在杜依勒里宫四周——国民公会自5月10日后一直在那里开会，并于晚间拥进了会议厅。由于丹东的干预，国民公会在深夜十二时决定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实际上，国民公会不久又推翻了这一决定，但释放了被捕人犯。事情已闹得不可开交，无套裤汉于当晚在主教府开会，成立了起义委员会，瓦尔莱大概是该委员会的关键人物。

在5月30日至31日的那个晚上，各区的代表停止了公社的职权，接着又让公社暂时恢复职权，并表示服从公社的指挥。昂里约出任国民卫队司令，下令管制和逮捕嫌疑分子。尽管山岳派赞成排斥吉伦特派，但他们对事态深感忧虑。他们在革命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提请注意，万一国民公会进行抵制，事态将变得不可收拾。必须避免解散国民公会，尤其不能重演9月的屠杀。因此，巴黎州召集各有关当局代表开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协助起义委员会工作。巴什和肖梅特将协调两委员会的活动。巴黎各区迟迟没有行动起来，5月31日又是个星期五，工人们都已出门工作。游行队伍于下午才开始出发，国民公会并未受到很大威胁。十二人委员会被再次撤销，至于逮捕吉伦特分子的问题，国民公会把这个要求交给救国委员会研究，在三天内提出报告。这是一次失败。第二天，起义委员会再次提出要求，仍无结果，便决定于6月2日星期天围困国民公会，勒令立即解决问题。这是大革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次“行动”。丹东放任不管，内部意见不一的救国委员会对围困杜依勒里宫的各区群众毫无办法。在一些议员的建议下，国民公会决定列队走出杜依勒里宫，企图强行突破围困。形势一度变得十分紧急，万一出现不测，国民公会就会垮台。但昂里约仅满足于挡住通道，这使瓦尔莱深感遗憾。议员们回到大厅后，被迫下令逮捕二十九名议员以及克拉维埃和勒布伦。建立革命军队的要求已原则通过；至于忿激派的社会纲领，国民公会未予采纳。

山岳派从此占了上风：他们于6月8日建立了巴黎州救国委员会，以代替和取消原来的起义委员会，瓦尔莱及其一伙均被排斥在外。国民公会已名存实亡，山岳派以国民公会的名义操纵一切。其实，国民公会永远不能原谅山岳派的专权；更何况，它只是把吉伦特派议员软禁在家，而不提出起诉，根据议会制原则，法律起诉是开除议员的唯一方式。在另方面，无套裤汉仍一无所得。山岳派有受两面夹攻的危险，对他们说来，“五月三十日革命”仅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