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反动浪潮：法国革命引发的连锁效应

八、欧洲的反动

贵族不敢像雅各宾分子那样采取革命措施，于是就装模作样地对这些措施表示愤慨，并以此恐吓群众。在整个欧洲，报刊文人、作家、演说家和布道者纷纷谴责吃人的生番，硬说雅各宾分子用断头台胁迫本国同胞从军打仗，用纸币使他们沦于破产，用征集军需使他们陷于饥馑，总之，使他们回到野蛮时代。法国流亡者竭力推动这一宣传运动。在维罗纳，昂特雷格伪造了大批告发信，译成法文后广为散发。巴吕埃尔教士积极收集霍夫曼对共济会和光明异端会以及对新教徒的指控。接着，在洛桑领导皮埃蒙特间谍的约瑟夫·德·梅斯特尔集整个宣传运动之大成，把法国革命描绘成撒旦妖魔缠身。日内瓦人伊佛诺瓦和马莱·杜潘以及穆尼埃等宪政党人向自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灌输。这些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在观念上，而且更多地在物质利益上使人们惊恐不安。即使对自由和权利平等怀有同情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法国人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至于那些隔岸观火的人，他们则认为恐怖统治总是不能持久的。最有勇气的人仅仅在谴责的同时，试图作一番解释。

恐惧和怜悯使更多的人改变原来的主张，但在各地，自由和民主的拥护者毕竟依旧存在。战争带来的出人意外的后果不久将为他们提供新的机遇。人们指控法国的种种罪状，如征兵、征粮、失业、发行纸币、物价上涨和饥荒等，也将在欧洲各地陆续出现。富人和生活尚称优裕的人在法国和反法同盟诸国之间划了一道鸿沟，因为同恐怖分子相反，旧制度尽了最大的可能使他们免受以上的灾难。但在痛苦中煎熬的平民阶级也作了比较，他们对贫困已忍无可忍，随时准备揭竿而起。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反动统治变得愈加严酷，当局有时甚至实行血腥镇压。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只许人们安分守己，服从专制统治。英国暂停执行宪法规定的自由，如同在法国一样，自由的相对性在英国已变得显而易见。英国贵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用恐怖措施建立起本阶级的专政，并试图用最低工资限额去平息平民的怒火，同时却厉声斥责实行食物限价的法国煽动家。

在东欧和北欧，反对派早已销声匿迹。叶卡特琳娜封闭了共济会组织，监禁了诺维科夫，并把主张废除农奴制的拉季舍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斯德哥尔摩，托利特律师于1793年1月被捕。在哥本哈根，鲍杰逊如今写的是反对恐怖统治的诗歌。马尔脱–布吕恩逃往法国。在挪威，对农民运动领袖拉福图斯的审判在继续进行。

在西班牙，战争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在宗教裁判所面前不甘屈服的人们早已逃往法国避难，国民公会给了奥拉维特政治避难权。在战事发生后不久，戈多伊在教会的支持下动员民众参战。但平民们看到，无套裤汉没有入侵西班牙，因而很快表示冷淡，不满情绪逐渐在平民中滋长。统治阶级和军队也感到不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英国人很不放心。戈多伊的政敌趁机设法推翻政府。戈多伊于1795年声称发现了一个旨在召集议会开会的阴谋。假如他没有及时缔结和约，戈多伊大概不能维持下去，但反政府倾向似乎并不具有革命的性质。

意大利出现的征兆更有威胁性。从表面上看，自由派似乎已经不再存在，他们或者不敢说话，或者背离原来的信仰。品德蒙脱兄弟改换了阵营；阿尔菲耶里由于在1793年侨居巴黎期间指责革命者，同“生来只配当奴隶”的法国人断绝了关系，尽管他的《憎恶高卢》一诗只是在较晚些时候才发表。在巴斯维尔被杀害后，蒙蒂为了向反动派献媚取宠，写了《哀悼乌哥·巴斯维尔》的长诗，一度曾轰动文坛。罗马仍是反革命宣传的中心。贝尔尼、埃斯米维·多里博等几名法国人在那里坚守阵地，各地的学士院和报刊也同样为反革命宣传服务。但是，革命思想的影响仍在不断扩大。托斯卡纳长期对法国人开放，热那亚的报刊走私一直在进行，该地已成为救国委员会对外联系的主要窗口。皮埃蒙特受到了热那亚的感染，都灵、萨卢佐、阿斯蒂、维切利都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中心。不满情绪在军队中蔓延，警察的无法无天激怒了所有人。宫廷对奥地利又恨又怕，很想签订和约，但又不敢这样做。在罗马涅和威尼西亚，人们的思想也开始觉醒。1794年11月，波伦亚的两名青年打起了意大利的三色旗，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即使在南部，那不勒斯的政局也不稳定。据说，1795年曾在巴勒莫发现一起密谋，巴西利卡塔的起义农民高呼：“我们要像法国人那样去干！”然而，自1793年以来，恐怖统治笼罩着整个王国；特别军事法庭审理了八百一十三项案件，判处了五十一人死刑。撒丁国王于1794年采取了同样的措施：特别刑事法院于7月判处十四人死刑。两名波伦亚青年被处以绞刑，但其他青年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现在问题已不仅是推翻暴君和废止特权，人们将会看到，民族统一与革命理想已同时成为意大利奋斗的目标。

瑞士也出现了动乱。1791年末，沃州和瓦莱州开始进行镇压，五人被判死刑。1793年末，圣加伦地区出现了土地运动。格里松斯人民于1794年起来反抗。日内瓦起义于1794年7月19日取得胜利，革命法庭判处了十一人死刑。在这一榜样的鼓舞下，苏黎世州斯塔发的居民于1795年向贵族递交了陈情书；作为答复，贵族进行了大逮捕，幸而经拉瓦代的阻止才投有判处死刑，但仍有二百六十人被判徒刑。

在德意志诸国，莱茵地区的俱乐部分子的态度导致和加剧了反动镇压。皇帝于1792年10月即在其领地禁止法国报刊。1793年2月，他建议帝国议会禁止各种形式的宣传，特别是俱乐部。皇帝于4月30日发布文告，斥责“无知的哲学家传播危险的革命原则”。6月14日，帝国议会决定取消各种学生社团。到处都有人在监视和告密；警察私拆信件，搜查民宅；许多市镇禁止“在旅店、街头散布不轨言论”；书店受到严密监视。维也纳大主教主持书报检查；各地的共济会组织普遍受到攻击，卡尔斯鲁厄的共济会被封闭。1794年，反动恐怖在巴伐利亚日益猖獗，开始了对叛国案的审判，特别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开始了血腥镇压。一个宣传委员会因传抄和散发了马尔提诺维支起草的共和主义教义问答，受到了司法当局的查究；1794年11月，大批嫌疑分子被逮捕，马尔提诺维支和拉兹科维奇等七名自由派分子于1795年5月被送往刑场处决，其他嫌疑分子仍在狱中关押。布德的教师受到了清洗；康德的著作或者被禁止，或者被焚毁。图古特不许约瑟夫二世的朋友阿尔辛格和桑南费尔公开讲话，而霍夫曼则在根茨的支持下，继续进行反动宣传。

反动恐怖使自由派的人数大大减少。艾瓦德被迫离开德特莫尔德，波赛特被迫放弃卡尔斯鲁厄的教职。于1794年应聘到耶拿大学执教的费希特不久也成为众矢之的。雷伯曼取道阿尔顿纳逃往巴黎；克拉麦尔、雷哈德、特伦克男爵也跟着出逃。此外，法国的事态发展使革命的同情者深感失望，克洛普什托克和赫尔德起而反对恐怖分子，至于歌德和席勒，他们同“刽子手的走卒”简直势不两立。(www.chuimin.cn)

虽然如此，自由运动并没有销声匿迹。匿名小册子不断在流传；康德坚定地忠于1789年原则，李希特尔继续为吉隆特派唱赞歌；维兰特至少仍反对武装干涉；即使达尔贝格和穆尼埃也为共济会和启蒙思想家辩护。当时在不伦瑞克任宫廷内侍的本雅明·贡斯当出于对愚民政策的恶感，对共和分子颇表同情。最后，同别处一样，战争终于激起了德意志诸国平民的骚动。1793年春，西里西亚的批发商由于不再能出口织物，把织工的工资压到极低的程度，因而遭到了织工们的暴力报复。布雷斯劳的工人在1794年举行了起义，全省实行了军事占领，暴动遭到了血腥镇压。在德意志诸国，没有任何人利用这种局势去反对旧制度。萨克森各大城市和汉诺威的资产者和农民在1793年仅提出税务平等的要求，但毫无效果。巴伐利亚的贵族于1794年向地方议会呈递了一份意见书；符腾堡的地方议会同公爵争吵不休；但特权等级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

英国的情形完全不同，这和英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辉格党的分裂表明，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反革命感情。福克斯及其党羽，还有谴责战争的维尔倍福斯，显然由于国民公会兼并外国、处死国王和滥施恐怖而感到为难。诗人们最初尚能顶住反动逆流；沃兹华斯支持处死路易十六，并宣布拥护共和国。这种思想在沙赛的《边境居民》和《瓦特·泰勒尔》中均隐约可见。然而，由于被“社会”视作异端邪说，他们逐渐泄气了，柯尔律治和沙赛于1794年为自己的梦想破灭而痛哭流涕；科尔律治为罗伯斯庇尔的垮台而庆贺。相反，民主派的领袖却毫不动摇；俱乐部的数量仍成倍增长；哈第及其助手——裁缝普拉斯——于1794年售出潘恩的《人权论》达二十万册，诺威奇地区共有三十多个民友社组织，谢菲尔德的民友社竟拥有五千名会员。

托利党很早就主张进行追查。皮特最初并未采取非常措施，满足于让邓达斯和掌玺大臣劳格博罗格在义勇军组织的配合下进行镇压；这些组织不久演变为真正的监视委员会，从事检举、告发、密探以及搜查可疑的书刊和招贴等活动。法官们积极受理种种密告，并作出了罚款、示众和监禁的大批判决。在苏格兰，布拉克菲尔特和邓达斯（内务大臣的侄子）以判案不公和营私舞弊而闻名。福克斯惊呼：“让上帝保佑不幸遇上这类法官的人民吧！”他们往往使用内奸，思想不轨即可定罪，一切有关改革的宣传均被看作煽动叛乱。苏格兰人比英格兰人更加大胆，他们因此首先受到打击。1792年1月2日，律师缪尔在动身前往法国时被人告发；被押回国后，尽管他勇敢地进行了辩护，仍被判处流放澳大利亚十四年。敦提的牧师帕尔梅因起草一份招贴，遭到了同样的判处。民心更加不稳。三十五个民友社团体于10月组织了新的苏格兰国民代表会，约克郡、伦敦和爱尔兰也派遣代表参加。与此同时，伦敦的平民举行集会，要求实行普选和成立一年一度的国会。11月底，在内奸的怂恿下，苏格兰国民代表会通过决议，组织整个联合王国的国民代表会。邓达斯和布拉克菲尔特用武力加以驱散，并趁机将三人判刑。

英国的俱乐部纷纷举行群众大会，以示抗议；并于1794年3月27日决定召集新的国民代表会。辉格党拒绝在议会中维护民主派的愿望，硬说民主派企图使用暴力和秘密制造梭镖，但始终不能提供证据。以在爱丁堡准备暴动的罪名被处决的瓦特其实是一名内奸，他因从事挑拨性破坏活动而被卷入旋涡，终于不能自拔。皮特亲自过问了这一案件，正是这一案件为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正式达成联合提供了机会。这就表明，组成国会的两个政党本质上是团结一致的。5月12日，当局逮捕了哈第、杜克、赛尔威尔等人并查封了俱乐部的文件；议会委员会对这些文件进行了审查，16日，皮特配合议会委员会的行动，宣布暂缓施行人身保护令。然而，他尚不敢成立非常法院，当局在遴选伦敦的法官时也没有或未能作弊。由于厄斯金的出色辩护，10月，案件以宣判无罪释放而告终。仅哈第的一名伙伴事后被判处二年徒刑。政府放弃了司法起诉，但它从此可以任意逮捕和监禁嫌疑犯，或把他们押上军舰充当水手。

尽管如此，政府未能把民主派完全镇压下去，由经济混乱带来的失业和食品价格上涨使人民深受痛苦。自1793年起，粮食批发商的囤积居奇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皮特决定对中立国开往法国的粮船行使先购权。1794年和1795年的歉收以及出口困难使形势更加恶化，而在1795年达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骚动正成倍增多，尤其在伦敦、伯明翰和敦提；在农村中，威胁保安官的事件时有发生，圈地并地往往激起民变，土地纠纷有时导致凶杀。抽签征兵当时也遇到反抗；利物浦不得不停止“拉伕”。由于军队变得更容易接受宣传，当局用抗命不服的罪名处决士兵。反法同盟的军事失败对士气是个很大的打击。到1795年10月议会开会时，危机达到了顶点。伦敦于27日举行群众大会，国王和皮特于29日遭到乱民的羞辱。反动派于是加强镇压：11月4日，当局宣布，大型集会和煽动性刊物一概禁止；12月14日，国会通过法案，五十人以上的集会须经申请并由官吏在场方得举行。民主派纷纷提出抗议，但毫无结果。马姆兹伯里以极大的遗憾指出，民主派始终不肯采取武装起义的手段。

民主派的影响从此日逐下降，其原因与其说是镇压的结果，不如说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了相对的改善。一方面，1796年的粮食收成尚好；另方面，当局的济贫措施使英国工人免受食品价格上涨之苦。1795年5月26日，伯克郡的保安官参照每个工人的家庭负担和根据面包的价格，制订出生活必需品的指数，决定动用部分税收，弥补工人工资的不足。惠特布雷德于12月建议定出最低工资限额，勒令雇主执行，这一建议遭到平民院的拒绝。皮特却赞同在伯克郡推行的制度，并在1796年11月建议将该制度写入法律，他甚至主张，应准许乡村教堂给贫民提供一头奶牛和开设从事职业教育的学校。国会认为皮特的主张过分慷慨了，但各郡纷纷学习伯克郡的榜样。这个做法也许是由宗教感情所推动的、并同统治阶级利益相协调的一种恩施，其结果也十分明显：统治阶级由此解除了民生派的武装，巩固了贵族制度，同时又使工业家取得了廉价的劳动力，而吃亏的只是中产阶级，因为济贫费用大部分由中产阶级承担。地主高价出售小麦；军需商和制造商摆脱了法国的竞争，名正言顺地谋取暴利；他们全都不用负担军费，因而主动向政府提供利率优厚的贷款。反法同盟遭到了失败，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未因此受到损害。

爱尔兰的情形却大不相同。皮特于1793年1月对改革运动作了让步，同意给天主教徒以选举权。这一让步似乎足以恢复平静，天主教委员会宣布解散，格拉坦甚至保证，爱尔兰在对法冲突中忠于英国。但自从加入内阁后，辉格党人要求任命菲茨威廉为爱尔兰总督，后者甚至表示将把政权交给格拉坦和解放天主教徒。爱尔兰贵族公开提出抗议，国王以否决权撤销了任命。皮特一如既往地顺从了，于1795年1月4日到达都柏林的菲茨威廉于2月19日被召回。当时，早已觉醒的天主教徒提出了自己的权利要求。当新任总督坎登就职时，都柏林发生了暴动。北爱尔兰的奥伦治王族在责怪天主教徒的同时，也蠢蠢欲动。1796年的饥荒终于使爱尔兰陷于无政府状态。在另方面，救国委员会于1795年派了原新教牧师杰克逊前往爱尔兰，杰克逊被捕后服毒自杀。沃尔夫·汤恩在美国积极筹款；菲茨威廉在汉堡同法国进行谈判。爱尔兰处在暴风雨的前夜，但英国本土仍一片平静。假如英格兰在1794年也出现旺代式的叛乱，贵族的处境将十分危险，他们推行的镇压措施也许会是流血的，而不是不流血的了。

同法国相比，反法同盟诸国在统治手段方面显得比较宽容，人们确实可以认为，同盟诸国通过预防措施避免了最严酷的恐怖镇压。但是，措施虽然温和，其目的却总是为了遏制民主运动的兴起，这使同盟诸国未能煽动民族感情和动员人民参加战争。当法国革命随意利用人才和调动法兰西民族的全部力量时，同盟诸国却固守其传统偏见和信用那些唯唯诺诺的无能之辈。马莱·杜潘说得好：“他们害怕本国臣民甚于害怕敌人”，这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